从1984年开始，我的《金瓶梅》研究已历经三十个年头。2003年，魏子云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在跨越三十年的时候，出版了书稿《深耕<金瓶梅>逾卅年》。我想我也应该出这样一部书了。很巧，承蒙台湾《学生书局》邀约出版《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我想，这就是我的《深耕<金瓶梅>逾卅年》了。三十载辛苦不寻常，是该总结一下了。
一、三十年的学术成果
三十年来我的学术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十”：出版了十部著作；取得了十个研究成果。
一、出版了十部著作：
1.《美与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2.《金瓶梅新探》，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3.《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4.《金瓶梅鉴赏》，南京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5.《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6.《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 — 1949）》（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7.《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主编），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8.《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9.《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10.《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三卷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二、在十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取得了十个研究成果。
1、提出《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
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谈到了《金瓶梅》，这是目前可考的《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美国学者韩南先生，中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提出，此信写于明万历二十四年，即《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不少研究者信从此说。我将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与袁中郎的《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诗、《西洞庭》文，作了比较研究，论定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写于万历二十三年秋，亦即《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而非万历二十四年。这个观点已被王汝梅先生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前言》所引用。
袁小修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时间，是目前可考的《金瓶梅》传世的第二个信息。法国学者雷威尔先生认为是万历二十六年。我根据袁中郎致华中翰书、致吴敦中书、致江进之书及袁小修《游居柿录》考定，这个《金瓶梅》传世的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五年，而非二十六年。
2、提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鲁迅认为是明万历庚戌（38年），此论影响甚大。魏子云先生根据1933年修的《吴县志》考定，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时榷吴关”，《金瓶梅》还未付刻，从而否定了鲁说。但魏先生的考证遭到质疑。法家学者雷威尔提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为此我作了进一步考证，查到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确证魏说为是。我的考证还查明，浒墅关主事一年更代。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四十一年任是马仲良，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马仲良绝对不可能在万历三十八年就已任过主事（他在万历三十八年才中进士）。如此，鲁迅的《金瓶梅》“万历庚戌初刻本说”，才被彻底否定。我又根据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沈德符的《野获编》等，考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3、提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否定《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影响很大。我对吴晗的考证提出了驳论。并根据发现的新史料：清无名氏《玉娇梨·缘起》、清宋起凤《稗说·王弇洲著作》，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情况，小说的语言特征，王世贞的学识和交游等方面加以考察，提出王世贞极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进而我又研究了《金瓶梅》中大名士与非大名士共同参与创作的内证，并以传奇《鸣凤记》为王世贞与门人联合创作为旁证，提出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此说已为学术界所关注，孙逊在《金瓶梅评述》（载《漫话金瓶梅》）、《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谜》（载《金瓶梅鉴赏辞典》），卜键在《金瓶梅作者之谜》（载《金瓶梅之谜》），鲁歌、马征在《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书中，均将此说作为一家之说而加以罗列。
4、重申并论证了《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
吴晗先生著文，否定《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并提出著名的“万历说”。此说信奉者甚多。我通过考证，否定了吴晗提出的“万历说”的全部证据。我又以《金瓶梅》为内证，探讨了蔡京专政与严嵩专政，太监的失势与得势，内忧与外患，佛道两教的盛衰等问题，提出了《金瓶梅》明写蔡京专政而实写严嵩专政，明写蔡京误国而实刺严嵩误国，《金瓶梅》写的是明代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社会状况的观点。《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古人早已提出，但他们没有论证，而仅据推测或传闻。我所做的工作是对前人观点的申述和对此说的系统论证。自此，“嘉靖说”不再仅仅是古人的传说与推测，而成为具有比较坚实的考证基础和系统论证的，且能与郑振铎、吴晗、赵景深、魏子云等力主的“万历说”相抗衡的一说。
5、提出《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
郑振铎、吴晗都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中期，此为影响甚大的“万历中期说”。我对郑振铎、吴晗等先生提出“万历说”的十多条论据一一提出驳论。进而从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金瓶梅》创作目的是讥刺严嵩父子，徐阶的卒年等方面加以考证，提出了《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其上限不过嘉靖四十年，下限不过万历十一年。
6、提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
我认为《金瓶梅》既不是艺人集体创作，也不是文人独立创作，而是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它带有拟话本的特征，是文人沿用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手法创作出来的拟话本长篇小说。2012年发表《重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用黑格尔的“扬弃”这一哲学概念作进一步研究，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如《水浒传》）向“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如《红楼梦》）发展的“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的新观点。这是对“过渡说”的新发展，并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7、提出《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
2012年发表论文《<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认为《金瓶梅》不是写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反封建反腐败的政治小说，也不是写新兴商人悲剧的经济小说。《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命意是写性，全书用了60%的篇幅写性，是全方位揭示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性小说。它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古代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凡响的四大价值。“性小说说”是在中国《金瓶梅》研究史上的创新之说。《金瓶梅》“淫书说”统治了我们几百年，金学界用几十年花了大力气，将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我进行了20年的反思，重新提出“性小说说”，并指出其非同凡响的四大价值。有评论认为，“这种独具慧眼的辩证思维与不寻常的理论勇气，令人叹服”。
8、关于《金瓶梅》的内容。
魏子云先生提出，早期的《金瓶梅》并不是写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人情小说，而是一部讽刺明代万历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有废长立幼故事的政治讽喻小说，后迫于政治情势而经人改写成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这就是现存的《金瓶梅词话》。魏先生的立论根据是，现存“词话本”的引词讽刺的是项羽刘邦宠幸事，入话故事还讲到刘邦宠幸戚夫人欲废嫡立庶事，而正文写的是市民西门庆故事，因此两者存在内在的矛盾。我在《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中分析了早期《金瓶梅》抄本目击者的说词，话本的引词入话与正话之间联系的种种方式，并研究了《金瓶梅词话》的入话与正文之间的一段过渡性文字，提出了八条根据确证早期的《金瓶梅》就是一部写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人情小说，而不是魏先生所推断的写帝王宠幸故事的政治讽喻小说，从而从根本上弄清是非，以正视听。
9、关于《金瓶梅》的创作素材来源的考证。
《金瓶梅》的创作素材来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专著《金瓶梅素材来源》中，用35万字的篇幅加以专门研究。该书考证了250多个问题。其中，考证小说写及的宋明两代史事问题40多个，民俗问题10多个，抄改话本小说问题近20个，抄改戏曲剧本问题近20个，抄引散曲、时调小曲问题60多个，抄改《水浒传》问题60多个，抄用前人诗词问题近10个，其他问题20个。在这250个问题的考证中，有一半或属继承前辈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加以确证，或纠正前人、今人考证中的失误和偏颇，而另一半问题则是我研究的成果。该书已得到学界的诸多肯定，认为该书或纠正前人的偏颇之见，或阐发新的学术观点，所论大多切中肯綮，发见深义，又不失公允之度，成为《金瓶梅》创作素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问世，嘉惠学林非一代也，诸多金学研究者在涉及《金瓶梅》素材来源时，无不汲取营养于其书。
10、关于《金瓶梅》在艺术美学上的创新。
拙著《金瓶梅鉴赏》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如下一些理论观点：（1）《金瓶梅》开启了人情小说创作的先河，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渐趋成熟和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2）《金瓶梅》直接面对现实社会，真实而又形象地，广阔而又深刻地再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这一小说艺术的独特功能，只有到了《金瓶梅》才得以充分发挥并日臻完善。（3）《金瓶梅》以塑造人物为主，故事情节则降之从属地位，情节服从人物。鲜明地刻画人物性格，多方面地塑造各色人物形象，这一小说艺术的独特功能，也只有到了《金瓶梅》才得以充分发挥并日臻完善。（4）《金瓶梅》中的人物，具有复杂的个性化的性格特征，从横向看由多种性格因素组成，呈现多元的多侧面的状态；从纵向看呈现多种层次结构。作者还善于写出人物性格的深层和表层、次表层之间的错位和矛盾。（5）《金瓶梅》作者善于将人物的善恶、美丑一起揭示出来，其人物形象具有善恶相兼、美丑相容的特征。这是作者将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原理，应用于小说人物创造的一个重大贡献。（6）《金瓶梅》开始直接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挺进，通过描写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奥秘。它写出了人物心态的复杂性，写出了心态的动态变化；它善于创造特定的生态环境来烘托、映照人物的心境，将抒情与动态情态描写结合起来，并通过对比、反衬来强化不同人物的特殊的心路历程。（7）《金瓶梅》在情节美学、结构美学、语言美学、艺术风格等多方面，都有许多开拓和创新。（8）《金瓶梅》的诞生标志着整理加工式的创作（如《水浒传》）的终结，和文人直接面对社会生活的创作的开始。作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还带有不少自然主义的成分。这些自然主义成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客观事物作不加选择的客观主义的描述。《金瓶梅》产生的时代，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还渗和着种种非现实主义的成分，这是不足为怪的。
以上十条，大多数是我个人研究的成果，属于所谓“一家之言”，为学术界所关注，部分则已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性评价。有的观点则仍然属于推测之辞，其真理性的程度就很难说，它将经受历史的严峻考验。
二、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
“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这是我三十年来在《金瓶梅》研究中形成的重要特点。王立、王莉莉在《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①一文中，对我的这一特点把握得很准确，我就借鉴該文来表述我的这一特点。
“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此说在学术界很有歧见。某些人专以“打倒权威”来沽名钓誉；某些人专意在名家的观点中挑刺，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对此类人与事当嗤之以鼻。但是很多有重大创新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在与权威的论争中产生的。我认为：1、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是因为他解决或基本解决了本学科中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取得了真理性的认识。但是，人类对真理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权威的权威理论，只具有相对性，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他在探索真理的阶梯上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其贡献是为后来者登上更高的台阶创造了条件。2、与权威学者论争，在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因为权威学者研究的是本学科的最重要的课题，它代表着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最高成就。所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就必然要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接过其接力棒，将其探索的课题和提出的理论观点（相对真理），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由此而创立新的成就，推动学科的发展。3、如果后来者一唯迷信权威，将其理论视为金科玉律，顶礼膜拜而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只能避开权威所涉足的本学科的重大研究课题，而去研究权威未涉足的次要课题，那么本学科就只能驻足不前而无以发展。
基于这些认识，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便成为我较为自觉追求的信条，从而构成其一大特色。首先，我在十分尊重权威的前题下，将本学科中的所有权威的全部理论，拿来认真学习，把握其精髓。在这里真是来不得半点轻狂。然后，将权威们得出理论观点所使用的全部论据，找出来逐条进行仔细核查，辨其正误与优劣。在此基础上，再将权威们如何根据这些证据得出其结论的思维过程、思维模式，进行重新演绎。最后，还要考察他们所使用的思想观念、逻辑推理、思维方法是否正确。通过这样反复的推敲琢磨掂量，我即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我的主要研究成果，大多是由此而得。这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有些权威的理论观点所使用的论据充足，思想方法正确，其论点是正确的，必须充分肯定。例如，鲁迅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近代小说观念，将《金瓶梅》准确定位为“世情书”，具有开创性意义。郑振铎指出：《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中国社会病态的深刻揭示”，“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具有“非凡的典型意义”，这四个方面的总体评价高屋建瓴，深刻、独到，可谓超越前人，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很多研究者依然遵循先生开创的这条认识路线，向前开拓。
二、有些权威的理论观点基本正确，但需要补正，进一步完善。如魏子云对鲁迅认定的“《金瓶梅》万历庚戌始有刻本说”的否定即如此。（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三、有些权威的理论正误参半，正确与错误并存。如吴晗先生对《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吴晗想否定“王世贞说”，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考证：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虚假荒唐的传说故事；否定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对于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吴晗通过详实、严谨的考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倒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离奇虚假的传说故事，如王世贞其父因《清明上河图》得罪严嵩父子而被杀；王世贞作《金瓶梅》毒杀唐顺之或严世蕃等等。但吴先生仅仅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就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应该说，吴先生的考证有很大贡献，但其结论却是片面的。推倒了那些离奇虚假的故事，不等于说“《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
四、有些权威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由多种原因、多种情况造成。我在论著中一一索其原因而加以纠正，并提出新见。
（1）恁错误的推理代替考证。如鲁迅先生的权威论点：“《金瓶梅》万历庚戌始有刻本说”，是错误的，原因是只恁推理而未加考证。（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2）用想当然代替考证。赵景深先生说，《金瓶梅》中出现了流行于万历中期的曲子《挂枝儿》，因此断言“《金瓶梅》是万历年间的作品”。但是，小说中有《挂真儿》，却偏偏没有出现《挂枝儿》。于是他又说：“《挂真儿》似为《挂枝儿》的别名，这是可信的，同调而曲名用音近的字不乏其例。”我通过考证确认，《挂枝儿》是民间小曲名目，而《挂真儿》是散曲曲牌名目，属南曲。《挂枝儿》在万历中晚期才开始流行，而《挂真儿》早在元末明初就已出现。南戏《琵琶记》第二十六出中就有《挂真儿》，此可为铁证。
（3）错误的证据导致错误的结论。《金瓶梅》中有曲子“残红水上飘”，魏子云先生认定是万历人李日华的作品，由此推定《金瓶梅》成书于万历。魏先生搞错了，明代文坛上有两个李日华。文学家李日华是万历人，但他没有作“残红水上飘”。而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此李日华是江苏吴县人，嘉靖初年人，著有《南西厢记》（改编），嘉靖年间已行于世。
（4）考证不彻底，造成结论错误。郑振铎先生指出：“《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这是郑先生的“万历说”的重要证据。我查了万历富春堂刊《韩湘子升仙记》，证明并非是《韩》剧的初刻本。从事三十多年历代戏曲书目著录工作，成就卓著的庄一拂先生，在其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升仙传》条云：“按明初阙名有《韩湘子升仙记》一剧”。可见，《韩》剧在明代初年就已经出现，生活在嘉靖年间的《金瓶梅》作者就能将此剧引入作品之中。
（5）历史的局限性，使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吴晗著文企图推倒《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当初，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具备的。因为在当时一些重要的史料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如清无名氏《玉娇梨·缘起》、清宋起凤《稗说·王弇州著作》。这两条史料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作。而吴晗所见到的《寒花庵随笔》等史料，或出于传闻，且已掺杂了王世贞著《金瓶梅》的种种虚假离奇的故事。因此，他只根据这些史料来作研究考证，非但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还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
（6）以“对我有利、为我所用”来取舍论据，导致结论的错误。吴晗先生提出著名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时，有部分证据不是客观地，而是以“对我有利、为我所用”来取舍。例如“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问题，“皇庄名称”问题、“采办皇木”问题等等，他只举万历朝的史实，认为只有万历朝才有。我通过考证举证，《明实录·明世宗实录》所载，嘉靖十六年五月，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嘉靖十九年四月，嘉靖十九年六月，都有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记载。同书又载，嘉靖十九年，皇庄之名并未更改、废弃。《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也有朝廷采办皇木（大木）的记载。吴先生只取万历朝的史料而舍弃嘉靖朝的史料，来为他的“万历说”作证，不妥之处，显而易见。
（7）以偏概全，误导后人。鲁迅说：《金瓶梅》“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郑振铎也说：“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其实小说中有大量的吴语，还有大量的吴语同音字，如“黄、王”，“多、都”，“石、着”，“买、卖”，在书中混用而不加区分，这是吴语特有的语音现象。此外，如魏子云先生所说，写在《金瓶梅》中的饮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习用。如白米饭粳米粥，则餐餐不少，馒头烙饼则极少食用。菜蔬如豆豉、糟鱼、鲥鱼，都是西门家常备之味。这些南方的生活习尚，显然是安不到山东西门庆的家中的。此说明《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南方人，因此他在无意间将自己的习惯用语吴语写入书中，将自己（南方人）的生活习尚搬到了山东，搬入了西门庆的家中。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我极为重要的“治学之道”，是我能取得不少重要成果的根本所在。
三、我的“治学之道”
三十年的研究生涯，形成了我的所谓“治学之道”，大体有以下几条：
一、知己知彼，选准研究目标。我原来是研究美学的，1983年出版美学著作《美与生活》。在该书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同时，我果断决定研究重点转向。我深知不懂外语，先前的理论之路深化下去很难，甚至不可能取得较大成就。我最熟悉的是《红楼梦》，在大学时就读了七遍。但当我接触《金瓶梅》后，用了一年时间权衡得失利弊，最后决定“弃红从金”。红学已相当成熟，权威林立，天上有天，层层迭迭。作为新进者要顶破这层层迭迭的天，谈何容易，连发文、出书都决非易事。而《金瓶梅》学术研究价值不亚于《红楼梦》，且是一片初开垦的处女地，权威，研究者、成果皆凤毛麟角。当时《金瓶梅》刚解禁，这是时代给我们造成的一个极好、极难得的机遇。三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了我当初“弃红从金”决策的正确性。
二、高层次加入。作为一个起步者，如何加入到一门学科的研究中去？一是低层次加入，即写一些普及性的小文章，做敲边鼓的角色；二是中层次加入，即跟在名家后面，做些阐释性的工作，虽能出一些成果，但成不了气候；三是高层次加入，即一开始就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一些基本问题、有重大争议的问题上发表独立见解。我决定一起步就是高层次加入。我的第一篇论文：《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就是高层次加入的一次成功实践。美国学者韩南、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提出，《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我对其证据详加复查中发现问题，并据以新的证据提出了“《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的新观点，很快得到学术界认可。王汝梅、鲁歌、孙逊等先生在著作中均采此说。第二篇论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我从发现的《浒墅关志》为证据，对魏子云的发现进行补正，从而彻底推倒了鲁迅提出的“《金瓶梅》万历庚戌始有刻本”的权威论点。这正是高层次加入所产生的振动效应。
三、攻其一点，心无旁骛。在研究的鼎盛期，我几乎将全部精力、时间集中在《金瓶梅》研究上，可以说是达到了目不斜视、心无旁骛的程度。原本可以写的其他领域的文章，如美学的、《红楼梦》的，我都坚决不写。如此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5年内就出版了4部专著，两部编著（主编）。
四、敢于论争，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
五、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我的不少论文，是哲学思辨与学术考证紧密结合的产物。
例如，我提出的“《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就是运用黑格尔的“扬弃”这一哲学概念研究《金瓶梅》的产物。我具体研究了《金瓶梅》对前人作品（如《水浒传》）在成书方式上的“扬”（继承、发扬、肯定）和“弃”（发展、抛弃、否定），后人作品（如《红楼梦》）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扬”和“弃”，从而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如《水浒传》）向“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如《红楼梦》）发展的“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是一部“过渡形态”的作品的新观点。鲁吟先生对我的“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作了充分肯定，在拙著《金瓶梅鉴赏•跋》中指出，“朴学源流与哲学思辨都是不可或缺的，两者的功力及结合的程度，决定研究成果的辉煌程度”。
六、学好哲学。我深切体会到，做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须以哲学为指导。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强大武器，其成功的法宝就是哲学基础、专业基础、文字表达能力的有机结合。反之，如果只有专业基础、文字表达能力而缺乏哲学修养，那就不可能取得较高的成就。可以说，我的“治学之道”的核心，就是4个字：学好哲学。
四、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
如何评价我的学术成果？我在《金瓶梅新探•后记》中说：“笔者的这些新看法到底有多少真理性的成分，是很难估计的，或许很快就被他人的新说所否定，也许很快就被自己的新说所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完全符合认识的辩证法则的。我们不应该反对别人对自己的否定，也不应该害怕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唯有否定才有前进。笔者将铭记这一真理，举起双手欢迎别人对自己的否定，同时不断进取，努力实现自己对自己的否定。”
至于社会评价，亦不妨罗列一二：
1986年2月，当我的第一部专著《金瓶梅新探》刚刚脱稿时，著名文艺理论家吴调公教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审读全稿，写了一篇《序》，提出：“尊重史料，科学地分析史料，扎硬寨、打硬仗，这是《新探》中所见的朴学源流。与此同时，他又能奋发开拓：敢于存疑，敢于对权威的旧说存疑，疑而不落轻妄，亦破亦立，相当郑重”；“作者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考证问题不涉烦琐，远近综合观览，将务实与务虚、宏观的考察和微观的剖析结合起来，将求实的精神与开拓的功夫结合起来，从而使本书的理论分析和观点的提出，既有一定史料依据，又具有哲学思辨力量”。
1988年4月20日，著名文学史家冯其庸研究员读了拙著后，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您在金瓶梅研究上卓有成效，殊为难能。大著行文条畅，引据充分，辩析入微，尤为难得。”有的学者认为，拙著对《金瓶梅》研究“言之成理，自树一帜”，“它将促使《金瓶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将对《金瓶梅》的研究全面、深入发展有很大的推动”。
在拙著《金瓶梅鉴赏》进行二校时，年近八十高龄的吴调公先生眼睛有疾，他用放大镜审读全稿，再度为拙著作序。吴先生在《序》中运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识照”的见解对拙著批评。吴先生指出：“‘识照’，在我看来，‘识’意味着批评鉴赏者的价值判断能力之高，‘照’意味着对作品形象整体的审美体验之深与感发之切，而这两方面恰恰都是《鉴赏》一书中最显著的优势”；“他的哲学、美学的素养和多维的思想方法导致他的鉴赏得高屋建瓴和鞭辟入里之势，这就是他的深刻的理性判断的‘识’了”，“这样的一位导读者，恰恰可以说是刘勰所说的一位有‘识照’的人了。他不但能以识见的光辉照亮《金瓶梅》探秘的足迹，设身处地地作为读者的知心人，用电筒为读者照明，让他们有可能真正认识《金瓶梅》的精华何在、糟粕何在、局限何在，以及对这个艺苑的景物究竟应该是如何观赏、如何领略。”
王立、王莉莉先生撰写的《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一文，可谓是对我几十年来《金瓶梅》研究的全面、系统的总结。他们不仅评价了我《金瓶梅》研究的主要成果，还研究了我的学术研究的风格、特点，总结了我的“治学之道”等等。付善明先生撰写的《让<金瓶梅>研究闪耀哲学思辨的光辉——读<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一文指出:“在《金瓶梅》研究界，乃至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能够在文献学、史学、美学和哲学四个层面之一作出突出贡献者，即足以成名成家。而周钧韬不仅在文献考证层面成果卓著，新著迭出，而且在文本研究方面也贡献显著。既注重考证，又注重文本，这是他区别于众多只着眼于其中一端的金学研究者的重要方面”。②
这些著名学者和研究者的评论语重心长，勉励有加，令我汗颜，寄托着对一个研究工作者的殷殷期待之心。除了鼓励之外，他们还指出了我的局限与不足，这对我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进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任何科研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在《金瓶梅》研究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从表面上看是个人研究的产物，实际上并不尽然。我在撰写专著《金瓶梅素材来源》时深有所感，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深深感谢师友们的鼎力相助。就宏观而论，助我成就此作者，涉及整个《金瓶梅》研究界，明清小说、明清史、明清文化研究界；就学者而论，有国外的、国内的，在世的、已故的，相识的、不相识的，学术观点相同的、相异的；就学术著作而论，鲁迅、郑振铎、沈雁冰、吴晗、阿英、赵景深、冯沅君、朱星、韩南、魏子云、徐朔方、刘辉、黄霖、吴敢、宁宗一、王汝梅、张远芬、戴鸿森、蔡国梁、侯忠义、孙逊、陈诏、郑庆山、王丽娜等等专家的论文和收辑的研究资料，都给笔者以极大的启示和帮助。即使是前辈学者和当代研究者的失误，亦给我以借鉴，使我在他们的失误的教训中获得新的开拓。让我借此机会，对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关于介绍我和我研究《金瓶梅》情况的资料，已收入《中国学术论著总目提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金瓶梅大辞典》等大型类书之中。《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8月23日以《思辨考证 双向汇流——周钧韬的〈金瓶梅〉研究特色》为题，向海外作了介绍。我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3年评为研究员。兼任原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1993年调入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任文艺理论研究处处长，聘任研究员。
1990年11月，我写了篇文章《为伊消得人憔悴——周钧韬自述》，发表在由我与鲁歌主编的《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一书中。此文开头用了柳永的《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以明心志。就是说，立志为研究《金瓶梅》而“消得人憔悴”。亦正是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寒往暑来，几十度春秋，甜酸苦辣，尽在不言之中。自己想干一件事，吃苦、拚命。成了，蛮高兴的。这是自我实现的喜悦。它为下一个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当然还是吃苦、拚命。如此往复循环，日积月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成果不断增加。这就是我的路，一条充满艰辛和欢欣的路，一条“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路。如今，我已古稀之年，好在思维还算顺当，精力还算可以，还能在电脑上写作，为研究《金瓶梅》而竭尽绵力。不敢用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激励自己，还是改成“老骥伏枥，志在百里”来自勉吧。
2014年3月9日
参考文献：
①王立、王莉莉《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辽东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②付善明《让<金瓶梅>研究闪耀哲学思辨的光辉——读<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江西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
作者简介：周钧韬（1940---），男，江苏无锡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深圳市文联研究员。专事《金瓶梅》研究，著有三卷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等。
（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