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转录：梁启超《翻译所据原本及译场组织》

梁启超 

今日所谓翻译者，其必先有一外国语之原本，执而读之，易以华言。吾侪习于此等观念，以为佛典之翻译，自始即应尔尔，其实不然。初期所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非译师因陋就简，盖原本实未著诸竹帛也。《分别功德论》卷上云：“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道安((疑经录》云(《出三藏记集》卷五引)：“外国僧法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付法藏因缘传))载一故事，殊可发噱，兹录如下：“阿难游行，至一竹林，闻有比丘诵法句偈：‘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阿难语比丘：‘此非佛语。……汝今当听我演：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尔时比丘即向其9ifi说阿难语。师告之日：‘阿难老朽，言多错谬，不可信矣。汝今但当如前而诵。’……”兹事虽琐末，然正可证印度佛书，旧无写本，故虽以耆德宿学之阿难，不能举反证以矫一青年比丘之失也。其所以无写本之故，不能断言，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传写綦难，故如我国汉代传经，皆凭口说，(二)含有教宗神秘的观念，认书写为渎经，如罗马旧教之禁写《新、旧约))也。佛书何时始有写本，此为学界未决之问题，但据法显《佛国记》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法显西游，在东晋隆安三年后(西历五世纪初)，尚云“无本可写”，则印土写本极为晚出，可以推见。以故我国初期译业，皆无原本。前引《魏略))载“秦景宪从月氏使臣Iml受((浮屠经》”，盖舍I-1受外无他本也。梁慧皎《高僧传))称安世高“讽持禅经”，称支娄迦谶“讽诵群经”，则二人所译诸经皆由暗诵可知。更有数书，传译程序，记载特详，今举为例：(一)《阿毗昙毗婆沙》(此书后经玄奘再译为二百卷)。由僧伽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囊冉笔受为晋本(见《高僧传》jg--)。启署(二)《舍利弗阿毗昙》。昙摩耶舍暗诵原本，以秦弘始九年命篓7书梵文。停至十六年，经师渐娴秦语，令自宣译(见《出三藏记集》旃卷十一引释道标序)。(三)《十诵律》。扁宾人弗若多罗以秦弘始六年诵出，鸠摩罗什译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弃世——西域人昙摩流支以弘始七年达关中，乃续诵出，与什共毕其业(见《高僧传》卷三)。若((毗婆沙》者，经两次口授，两次笔受，而始成立。若((十诵律》者，暗诵之人去世，译业遂中辍，幸有替人，仅得续成。则初期译事之艰窘，可概见矣。在此种状态之下，必先有暗诵之人，然后有可译之本。所诵者完全不完全，正确不正确，皆无从得旁证反证。学者之以求真为职志者，不能以此而满意，有固然矣。于是西行求法热骤兴。我国人之西行求法，非如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礼麦加，纯出于迷信的参拜也。其动机出于学问——盖不满于西域间接的佛学，不满于一家口说的佛学。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獬，非自进以探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余尝搜讨群籍，得晋、唐间留学印度百八十余人(详见((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嵌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今摘举数人，考其游学之动机如左：法护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游历诸国。……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梁僧传》卷一本传)。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西渡流沙。……(卷三本传)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除以宋永初元年……远适西方，进至厕宾国……学梵书梵语。……(卷三本传)道泰先有沙门道泰，志用强倮，少游葱右，遍历诸国。得((毗婆沙》梵本十余万偈。……(卷三((浮陀跋摩传》)智严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诘，遂周流西国……功逾十载(卷三本传)。宝云忘身徇道，志欲……广寻经要。遂以晋隆安之初……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在外域遍学梵书(卷三本传)。智猛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有((方等》众经……遂以姚秦弘始六年……出自阳关。……历迦惟罗卫及华氏等国，得((大泥洹》、((僧祗律》及余经梵本(卷三本传)。朱士行尝干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卷四本传)。玄奘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慈恩法师传》卷一)。以上不过举最著之数人为例，自余西游大德前后百数十辈，其目的大抵同一。质言之，则对于教理之渴慕追求——对于经典求完求真之念，热烈腾涌。故虽以当时极艰窘之西域交通，而数百年中，前仆后继，游学接踵。此实经过初期译业后当然之要求。而此种肫挚极严正之学者的态度，固足永为后学模范矣。佛典传写发达之历史，非本篇所能详述。以吾考证所臆钡4，则印度境外之写本，先于境内；大乘经典之写本，先于小乘。此西纪第四世纪以前之情状也。自尔以后，梵本日增，输入亦日盛。其杂见于唐道宣《续高僧传》者甚多，略举如下：梁初，有扶南沙门曼陀罗，大赍梵本，远来贡献(卷一《僧伽婆罗传》)。菩提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按此未免铺张。卷一本传)。真谛赍经论以梁大同十二年达南海……所出经论传记二百七十八卷。……余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所译讫，仅数夹耳(卷一本传)。北齐天保中，邺京三藏殿内梵本千又余夹，敕运天平寺翻译(卷二((那连提耶舍传》)。齐僧宝暹等十人，以武平六年采经西域……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卷二《阔那崛多传》)。隋开皇中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敕送翻经馆，付彦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卷二《彦琮传》)。那提三藏，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夹，合一千五百余部。以唐永徽六年达京师(卷五((玄奘传》)。《慈恩法师传》记玄奘所得经典，分类列目如下：大乘经二二四部上座部书一五部弥沙塞部书二二部法密部书四二部因明论三六部凡五二。夹大乘论三弥底部书迦叶臂耶部书说一切有部书声论一九二部一五部一七部六七部一三部六五七部有原本的翻译，比诸无原本的翻译，第一，有审择之余地；第二，有覆勘之余地。其进步之显著，固无待言。即译事之组织，亦与时俱进。其始不过一二胡僧随意约一信士私相对译，其后渐为大规模的译场组织。此种译场，由私人或私团体组织者，有若东晋时庐山之般若台(慧远所组织，觉贤曾为主译)，有若陈代富春之陆元哲宅，有若陈、隋间广州之制旨寺。其以国家之力设立者，有若姚秦时长安之逍遥园，北凉时姑臧之闲豫宫，东晋时建业之道场寺，刘宋时建业之祗洹寺，荆州之辛守，萧粱时建业之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元魏时洛阳之永宁寺及汝南王宅，北齐时邺之天平寺，隋时长安之大兴善寺，洛阳之上林园，唐时长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华宫、荐福寺等，其最著也。在此种译场之下，每为极复杂的分工组织。其职员略如下：一译主如罗什、觉贤、真谛、菩提流支、阁那崛多、玄奘、义净等。二笔受如聂承远、法和、道含等。三度语如《显识论》之沙门战陀。四证梵如《毗奈耶》之居士伊舍罗。五润文如玄奘译场之薛元超、李义府等，义净译场之李峤、韦嗣立等。六证义如《婆沙论》之慧嵩、道朗等。七总勘如梁代之宝唱、僧祜，隋代之彦琮等。每译一书，其程序之繁复如此，可谓极谨严之态度也已。

俞晓红

一、口传与口译佛陀释迦牟尼生前传教布佛法全靠口传身受、耳提面命，佛陀逝世时并未留下任何文字典籍。其逝后由大弟子大伽叶召集500比丘，集会于王舍城外七叶窟，由多闻第一的阿难诵出经藏，持戒第一的优婆离诵出律藏，而后诵读、追记下来，形成最初的佛典。这些经典仍靠口传，并未形成文字。佛教史称“第一次结集”。释迦牟尼逝后100年，出现“第二次结集”，佛教内部分裂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别。公元前273年，上座部1000比丘在阿育王支持下，于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经律论三藏自此齐备。佛陀逝后500年，大月氏国王迦腻色迦召集500比丘，在迦湿弥罗举行“第四次结集”，这时出现了文字记载的佛经。因为当时大多抄写在贝多罗树叶上，故称贝叶经。佛经在印度本土，经历了一个从口传到笔录的漫长过程。佛典传人中国，最初也采用口传的方式。《魏书·释老志》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土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Ll授《浮屠经》”。q)这条记载说明了佛经传人汉土的时间、途径、方式。关于口授佛经，《分明功德论》有曰：“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凹梁启超以为：“初期所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非译师因陋就简，盖原本实未著诸竹帛也。”娜梁启超道出了释氏传法初期主要系于口述的历史事实。今人汤用彤对传人的渠道有更详细的叙述：“盖在西汉文景帝时，佛法早巳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向中亚传播，自意中事。约在文帝时，月氏族为匈奴所迫，自中国之西北，向西迁徙。至武帝时或已臣服大夏……佛法之传布于西域，东及支那，月氏领地实至重要也。”又曰：“一汉武帝开辟西域，大月氏西侵大夏，均为佛教来华史上重要事件。二大月氏信佛在西汉时，佛法人华或由彼土。三译经并非始于《四十二章》，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④佛法东传的最初时间因为缺少确切的史料记载而显示了它的不确定性，然佛典主要是从印度经西域而传来汉土，却是相当肯定的。西域诸国先传佛法，佛典亦用当地粟特、和阗、吐火罗等语，这些佛经当时被称为“胡本”，从事译经的佛徒也大多是月氏、康国人，这在《高僧传》中有真实的记载。所以佛经的翻译最初多半是从西域地区的语言即胡语转译的。译经时，一人或两三人手执胡本(或梵本)，另一人宣译，也就是口头译胡为汉，又一人作汉文笔录，称笔受。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什、僧伽难陀、拘摩罗耆婆等皆是当时持胡本、主译事的译家，佛念、佛护、佛图罗刹等既通胡文又精汉文，故常承担宣译的职责，慧嵩、僧导、昙究、僧睿、道慈、慧常等则担任笔受，录为汉文。“手执胡本——宣译——笔受”，是自汉至晋最常用的译经方式。《出三藏记集》有大量关于译经方式、译经过程的实况记载：佛提执胡本，竺佛念、佛护为译，僧导、僧睿笔受。(s)天竺菩萨沙门昙摩罗察口授出，安文、惠白、元信笔受。④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余以嘉运，猥参听次。⑦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若有一宇异者，共相推技，得便摈之。③都尉口陈，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⑨时执胡本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田天竺沙门昙摩蜱执本，佛护为译，对而捡之，慧进笔受。Qo请天竺禅师佛度跋陀罗，手执梵文，译胡为晋。沙门释法业亲从笔受。四余以壬午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邺寺，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睿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④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凹请天竺法师昙摩谶译，此在家菩萨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讫，秦沙门道养笔受。佛念译传，跋澄、难陀、扫婆三人执胡本，慧嵩笔受。⑩提婆自执胡经，先诵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复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①佛念为译，慧嵩笔受。正值慕容作难于近郊，然译出不襄，余与法和对检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⑩厕宾沙门僧迦柿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和理其指归。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讫。其人检校译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钥共肆者，彬彬如也。凹其国沙门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此秦言。田法师云公译语，法师观公笔受，考技治定。@外国法师拘摩罗耆婆，手执胡本，口自传译，昙晷笔受。田僧纯于龟兹佛陀舌弥许戒本昙摩侍传，佛念执胡，慧常笔受……佛图卑为译，昙摩侍传之。@遂令凉州沙门佛念写其梵文，道贤为译，慧常笔受。钟朔又以灵帝光和二年，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时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曾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义，见述后代。<a9政于长安城内集义学僧写出两经，佛念传译，慧嵩笔受。@僧伽跋澄……常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道安集僧宣译。跋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胡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智敏笔受，为汉文……明年赵政复请出之，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胡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技定。故二经流布传学迄今。c9，谶……学语三年，翻为汉言，方共译写。是时沙门慧嵩、道朗，独步河西。值其宣出《法藏》，深相推重，转易梵文，嵩公笔受。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谶临机释滞，未常留碍。。即以其年九月，乃于长干寺招集学士宝云译语，观公笔受，研校精悉，周年方讫。<x，坚秘书郎赵政，请跋澄出婆须蜜经胡本……澄执梵文，念译胡汉，质断疑义，音宇方明。昙摩难提又出《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念为宣译，并作经序。至建元二十年，政复请昙摩难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于长安城内集义学沙门，请念为译，敷析研鬏，二载乃讫。w从上列记载可以看出，最初的译经过程有以下四个主要环节。一是口诵：主译一人手持经本，另一人用西域文诵读经文(有时候是自执自念)，然后口译成汉语；或者念诵梵文，口译成胡汉文字；或者先由一人将梵文口译成胡语，记录为胡本后再由另一人将胡文口译成汉语。僧伽跋澄、佛念、昙无难提、支谶皆懂梵文，故而能直接念诵梵文佛经，口译为汉文。二是传言：不通汉语的西域法师，由“传语”、“传言”承担传译，讲解梵文或胡本。佛朔译《般舟三昧经》，支谶传言，首开传言端绪。因此西僧即使不通汉语，也能在中土讲经，汉人亦借助讲经而译出完整的佛典。传言的法师同时会“质断疑义”，而使“音字方明”@。如遇“未参土言，又无传译”的情况，便有“学语三年，翻为汉言，方共译写”之事。三是笔受：传译的经文，主译讲解，理其指归，梵客华僧听言揣意，道俗听众“疑难纵横”，主译“临机释滞”田，笔受记录。笔受大多记录为汉文，也有从梵文的口译记录为胡文，再转译为汉文的。有时除了笔受记录外，其他人也做笔记，笔受再归纳整理。随着经文的译出，一些由笔记整理而成的义疏也同时形成。四是校勘：译出之后，主译共相推校，或另人研校精悉，考校治定，最后形成定本。校勘工作精细费时，或半年或一年，甚或两年方能定夺。佛念译出《增一阿含》和《中阿含》之后，“敷析研核，二载乃讫”四；鸠摩罗什译出《禅经》，六年后又检校一次。口述、口诵、口译、口传而后笔录，成为佛典东传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方式。这种方式深远地影响到后来中国寺院中宣讲经文、传布教义时口诵而后笔录的形式的形成。

葛纪谦主编.河南之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佛教经典由口头传诵到书写成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逐渐形成各宗各派学说。佛教经典繁多，总称为经、律、论三藏。中国佛教经藏大部分都是在河南译出的。洛阳、安阳、开封、许昌等地都是重要的佛经译场。而洛阳白马寺则是中国第一个佛经译场。东汉时期，洛阳白马寺清凉台已成为西域、印度佛教学者、高僧来中国后翻译佛经的中心，中国早期佛经绝大多数是在这里译出来的。相传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与蔡惜、秦景同来洛阳后，明帝命二高僧将所带来的佛经原本——梵文“贝叶经”在白马寺译成汉文，其名为《四十二章经》，此为中国第一本汉文佛经。摄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单独译出了《十地断结经》4卷、《法海藏经》1卷、《佛本生经》l卷、《佛本行经》5卷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佛学著作，对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关系极大。在东汉后期桓、灵帝时期，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通晓“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从东汉建和二年(148年)至东汉建宁三年(170年)的20多年内，他在洛阳先后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等共95部，115卷。后又有月支人支娄迦谶，来后不久，即到洛阳，通晓汉语，他先后在洛阳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若三味经》等23部，67卷，所译最主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开了中国般若学之先声。安世高偏重宣扬坐禅法，多佛教小乘内容；支娄迦谶偏重宣扬般若学，多佛教大乘内容，这就成为东汉后期佛学的二大系统。相传，两位译经大师，都曾长期居住白马寺里从事佛经的翻译和主持译经事宜。和安世高、支娄迦谶二位译师大体同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佛朔，安息的安玄，月支的支曜，康居的康孟祥、康巨等。当时汉人参与译经者，有亲自受教于安世高的严佛调以及洛阳人孟福、张莲等10多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至东汉延康元年(220年)的150多年间，译经者有12人，共译出佛经292部，395卷。洛阳以及白马寺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道场，也是我国译经最多的译经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