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汉语欧化的百年功过（一）欧化问题的缘起

汉语欧化的百年功过

□李春阳

汉语与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有巨大差别，西学东渐最后的壁垒与最终的战役，或许是汉语的欧化了。但语言是全民性的约定俗成系统，习惯性力量之强大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世纪以来，倡导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他们的理论根据与话语实践为时下的研究者留下了清晰的踪迹。该文出入于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傅斯年、林语堂、王力、郭绍虞、汪曾祺等人的论述之间，透过百年来的思考，尝试澄清与梳理汉语欧化的得失与利弊。

欧化问题的缘起

 一

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他有些让步：“为了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但实际上他仍然主张“全盘西化”，他自己解释道，全盘是百分之百的意思，充分虽然算不得全盘，但可以包括百分之九十九。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在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上，胡适一生不遗余力，但于现代汉语的欧化却始终有所保留。刘半农曾经说，在语体的保守与欧化上，各给出一个限度的话，“我以为保守的最高限度，可以把胡适之做标准；欧化的最高限度，可以把周启明做标准”

与胡适相左，鲁迅一向是赞成欧化的，他说：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说，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特约主持：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但汉语果然“话不够用”吗？教员授课需要借助于粉笔，是因为汉语同音字太多，单凭口说区分不了，意义的差别离不开字形的帮助。自古便有口耳之学无根，有字才能有据。这不见得是缺点。而汉语语法的“不精密”，则是与西方的成文语法相比，我们的不成文语法尚未总结出来，西方的语言学传统固然悠久，中国却把文字学研究得很深，曾经跟章太炎学习过《说文解字》的鲁迅，当然知道这点。

什么是语法？刘半农在《中国文法通论》中说：“所谓某种语言的文法，就是根据了某种语言的历史或习惯，寻出个条理来，使大家可以知道，怎样的采用这种语言的材料，怎样的把这种材料配合起来，使他可以说成要说的话。”这本是好的见解，但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却轻易将西方语法观视作语言的共性。词和句（Word & Sentences）是西洋的说法，汉语无此对应，据sentences 的定义，用汉字的“字”“句”去套

那“组词造句的规则”，除了欧化，别无良策。

徐通锵曾重新定义语法，认为“语法就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可以涵盖“语法是组词造句的规则”，因而适用不同语言的语法研究。他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在汉语传统中，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原是真正的汉语“语法”，而且符合新定义下的“语法”。

《马氏文通》模拟的“语法”，实际上属于中国近代以来各行业崇尚欧化的“深层语法”。《马氏文通》除了有些“不通”，在其他一切领域通行无阻。它其实只有一句话，模仿西方，或曰西化。如若汉语连语法

都可能西化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呢？

鲁迅或许对这不能西化的事实倒是看得太清楚，所以放胆地提倡欧化：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二

最早提倡欧化的是傅斯年。1919年2月，他在《新潮》一卷二号上刊发《怎样做白话文？》，副题：“白话散文的凭藉——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他明确提出：

“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傅斯年说：直用西洋文的款式，大家尚不至于很疑惑，现在《新青年》里的文章，都是这样。直用西洋文的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大家便觉着不然了。这宗办法，现在人做文章，也曾偶尔一用，可是总在出于无奈的时节，总有点不勇敢的心理，总不敢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据我看来，这层顾忌，实在错了。要想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唯有应用西洋修词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

文章的结论为：文学家对于语言有主宰的力量，文学家能变化语言，文学家变化语言的办法，就是造前人所未造的句调，发前人所未发的词法。造的好了，大家不由的从他，就自然而然的把语言修正。我们现在变化语言的第一步，创造的第一步，做白话文的第一步，可正是取个外国榜样啊！

傅斯年理想的白话文是：（1）逻辑的白话文。就是具逻辑的条理，有逻辑的次序，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2）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3）美术的白话

文。就是运用匠心做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这三层在西洋文中都做到了。我们以西文当作榜样，去摹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以说是——欧化的白话文。

八十年后我们重读此文，感慨良多。傅孟真所说的欧化，把作为文章题旨的思想意识、美学风格、修辞取向和构筑文章的语言——当然包含语法、逻辑混为一谈了。与其说文学家能变化语言，倒不如说他能以我们的语言讨论从未说过的内容。变化语言和以语言表述那正在变化的世界似乎不好区分，但又必须区分。“前人未造的句调”“前人未发的词法”到底是什么，如果弄到大家不懂，结果只能退回去，退到大家都懂的地方，这正是语言作为工具的保守性所在。即是1913年辞世的索绪尔所说的“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他又说：“这点超出了其他

的任何考虑。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着它。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把它跟其他制度作任何比较。法典的条款，宗教的仪式，以及航海信号等等，在一定的时间内，每次只跟一定数目的人打交道。相反，语言却

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此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制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

三

傅文发表二十年后，郭绍虞1939年4月在《文学年报》第五期刊发长文《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专论“欧化问题”“欧化句式的利弊问题”：

新文艺有一点远胜旧文艺之处，即在创格，也即是无定格。欧化所给与新文艺的帮助有二：一是写文的方式，又一是造句的方式。写文的方式利用了标点符号，利用了分段写法，这是一个崭新的姿态，所以成为创格。造句的方式，变更了向来的语法，这也是一种新姿态，所以也足以为创格的帮助。这即是新文艺成功的原因。

不过，句式的欧化，固然成为新文艺的要素，然而过度欧化的句子，终不免为行文之累。假使说新文艺有可以遭人轻视的话，则由形式方面言之，正应着眼在这一点了。所以由造句的方式言，可以说是有成功亦有失败。

从前文人，不曾悟到标点符号的方法，于是只有平铺直叙的写，只有依照顺序的写；不曾悟到分行写的方法，于是只有讲究起伏照应诸法，只有创为起承转合诸名。这样一来，不敢有变化，也无从有创格，平稳有余，奇警不足，这是旧文艺所以日趋贫乏的原因。

论到句式的欧化，我以为也是新文艺所以能成为创格的一种原因。大凡一种新文体之建立，必有其特殊的作风，而此特殊的作风即建筑在句子的形式上面。

口头的话与笔底的文既不能十分符合，所以可以古化，同时也可以欧化。古化，成为古文家的文；欧化，也造成了新文艺的特殊作风。白话文句式假使不欧化，恐怕比较不容易创造他文艺的生命。“我站在树旁”的确不如说“站在树旁的我”；“许多人从大礼堂出来”的确不如“大礼堂吐出了许多人”；“泪光滢滢，似表谢意”的确不如“从两眼滢滢的泪光中，射出感谢我的笑意”。

何以白话文又不适于过度欧化的句子？则以过度欧化的句子又太忽略了中国语言文字特性的关系。忽略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而又违反了口头的语言习惯，那么在一般旧一些的眼光的人们，当然要看作不通而加以轻视了。

我们若要说明中国语言文字之特性与文学之关系，则应着眼在两点。其一，是语言或文字所专有的特性；其二，是语言与文字所共有的特性。由前者言，造成了语体的文学与文言的文学，造成了文字型的文学与语言型的文学。由后者言，又造成了中国文学所特有的保守性与音乐性。文字型与文字化的语言型，既与欧化问题无关，那么现时所应讨论的即是语言型的文学如何欧化的问题。语言型的文学所以不适于过度欧化，其情形与以前古文运动也有些类似。由以前古文运动而言，其太重古化，不合当时语言惯例者，便不易成功。现在的新文艺，若使过求欧化，不合中土语言惯例，其结果也不易成功。因此，由这方面而言，无宁从文言文方面体会一些中土语言惯例，反足以补救过度欧化之失。中国的文学正因语言与文字之专有特性造成了语言与文字之分歧，造成了文字型、语言型与文字化的语言型三种典型之文学；但是，语言与文字又自有其共有的特性，于是此三种不同典型的文学可以分而又可以不必分。

郭绍虞以为欧化“造成了新文艺特殊的作风”，说得有趣。今日的读者与当年新文艺语境总算隔阂了，大致会同意前句其实比后句顺畅，才是地道的汉语，新文艺运动光环消失后，当初大量名噪一时的作品，委实不堪卒读。每一时代大约如是，传世之作少而又少，我们无意苛求前人。

四

白话文不是白话文运动所创造的新语言。即使迄宋元起算，它也有千余年了，比英语的历史还要长一些。以白话讲述理学的《朱子语类》出版于12世纪末，二百七十多年后，第一本英语印刷书籍才面世。王力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法》中说：“我们所谓现代，并不是指最近的十年或二十年而言。《红楼梦》离开现在二百余年了，但我们依旧承认《红楼梦》的语法是现代的语法，因为当时的语法和现在北京的语法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王力的这部语法书，正是以《红楼

梦》为基本语料所写，辅之以《儿女英雄传》。他在《自序》中说的明白：所谓语法，其定义是“族语的结构方式”“每一个族语自有它的个别的语法，和别的族语的语法决不能相同。民族和民族之间，血统关系

越微，语法的相似点也越少。咱们想要为全世界创造一种普遍的语法固然是不可能；就是想要抄袭西洋族语的语法来做汉语的语法，也是极不自然，极不合理的事”。

语法学家能排除语言内容的干扰，专注于语言的形式，所以说出清楚明白的见解。“五四”之前，白话文已是相当成熟的书面语，有《红楼梦》等为证。至“五四”止，白话文长达千年的演变，未曾有过丝毫“欧化”。“欧化”绝不是语言发展必须发生的变化，“欧化”之于汉语，不是规律使然，而是人为的事变。汉译佛典对中国文体的影响，看似与欧化相类，但实情大不同。在王力看来，欧化的语法“不完全够得上称

为中国现代语法”“因为它往往只在文人的笔下发现，尚未为口语所采用；纵或在口语中采用，也只限于知识社会的一小部分的人。由此看来，欧化的语言在现代只能算是一种特别语”。

从语言学角度怎样看待欧化？视作汉语自身变化的偶然干扰，还是可资吸纳的外源？

欧化改造汉语的作用，被少数人夸大了，甚至认定现代汉语根本就是一种欧化语言，并从语言系统将“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硬性划分为两种语言。这种看法固然没有学术根据，但非常流行。

看起来要区分思想观念的欧化和语言表达的欧化，并不容易。任何一种语言，除了能表达自身所产生的观念和思想而外，亦能够表达来自于其他语言所承载的意旨，翻译的可能性奠立于此。新词和新意义，一个世纪以来，在汉语中大量涌现，这是思想观念的欧化，还是汉语本身的欧化？同样的一个汉字，假如它在过去的语境中曾经积累和获得的意义从公众中消失殆尽，该汉字已经退化为一种语素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汉语，还是过去的汉语吗？

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汉语古籍持续退出阅读领域而导致的能指大幅度的萎缩，所指的无限扩张，结果只能是准“零度汉语”的诞生。

要获得欧洲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离开中国文化自身固有的意义空间和价值场域是不可能的。在译文中对于文本的重建，不能靠零度汉语，而必须依赖与汉语的基本文献的意义关涉。关涉越深，意义的增殖才越大。与严译《天演论》相比，现代白话文翻译的赫胥黎，意思变小了，而不是相反。

五

白话文运动的几位前贤均曾事翻译。

周氏兄弟译《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雨果《悲惨世界》。胡适《尝试集》收入一首美国女诗人的短诗译作《关不住了》，对其推崇有加，遭梁宗岱严厉批评，指他毫无鉴赏力。之前更有两位翻译先驱严复、林纾，竟能以桐城古文的余绪远接西洋文脉，文言因之绽放奇葩，成一代绝响。少年鲁迅与胡适未识外语之前受到严译《天演论》的极大影响，始知域外的新思想。时至今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要是离开西方学理和基本词汇，几乎不能思考，无以言说。指现代汉语成为一种“翻译”语言，也许并不为过，其代价何其大也，假如说既失去汉语的纯正，又抑制了汉语的潜能，这不是等于承认了欧化的影响了吗？

1939 年朱自清在演讲中说：“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地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

“翻译的白话”，是一种什么样的白话呢？我们得问一问是谁的翻译。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几位代表人物，也从事翻译。

包天笑、周桂笙、陈冷血、周瘦鹃、徐卓呆等，他们的译文和创作却是一致的。以徐卓呆为例，1906年他翻译德国苏虎克（Heinpich Zschokke，1771-1848）的长篇小说《大除夕》，用的是丝毫也不欧化的白话书面语：

“大除夕的晚上，九点钟光景，跛足巡更人的老婆，靠在窗边，探出头来，观看街上天上密云遮满，不多一刻，就降下雪来了。雪势渐大，竟把街的一面遮没了。室内洋灯的光，从窗内透出，照耀积雪之上，越发白得似银子一般。”

这段文字，如果不事先声明，可能看不出是译笔。

1933年他与人合作发表在《金刚钻月刊》上的小说《江南大侠》，在语言上与他的译文，没有明显的差别：

那女子期待似的对推门进去的三个人微微一笑，把手中的东西放下来，启口道：“三位大侦探，请坐，坐了我们可以细谈啊。”又生对四面看看，不见有第二人，忙问道：“我们是找南苕狂生来的，不知在此否？”女子笑了一笑，说道：“你们找他，不如找我……”

朱自清把所有的翻译视作有统一倾向的文体追求，才会这样说话，他所谓的“现代化”，实际上等同于“欧化”，他明确讲过：“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这种变化虽然还多见于写的语言——白话文，少见于说的语言，但日子久了，说的语言自然会跟上来。”

不知道朱先生这种自信源于何处。我们知道好的译文，各有所长，其长处俱是译者努力的结果，难以自动形成一种所谓“翻译的白话”，倒是失败的翻译，具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使人不懂，而不令人懂得，是连欧化也谈不上的。

译者处在两种文化中间，扮演媒介的角色，就其策略而言，无非两种。钱钟书认为：“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里程。”

他说的汉化就是本土化，把外国作品带到读者面前来，尽量使用读者熟悉的文体和语言习惯，以利于特定内容的接受和传播，比如严译《天演论》，进化论思想获得那么大的影响，不能不归于这一翻译策略的成就。他说的欧化，即异域化，或曰陌生化，把读者带到外国作品里面去，有意地制造一种违反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以洋腔洋调达意，至少是部分地通过改变阅读习惯来体会异域文化，把接受的方式也当作接受的内容处理。鲁迅所提倡的直译，应归入这一类。与汉化相比，欧化难度更大。因为不论怎样“直译”，本国的语文却是你必须到达的终点。既然

终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本国的语文，汉化与欧化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失败的翻译好辨别，它把读者滞留在了中途。

时下的翻译工作，能够借助电脑上的翻译软件，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它相当于一个快捷的词典，能迅速提供义群供选择，但理解原文、组织译文的责任，在另一语言中创造意义的责任并未丝毫减少。翻词典的劳动量节省下来，应集中精力于创造性的“叛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译文的质量却没有明显提高，随意翻看新近的译书，能发现不懂的地方与明显的差错、别扭的句子、不通的白话文比比皆是。

六

汉语受外来语的影响，并非自近代始。“葡萄”“苜蓿”“狮子”“玻璃”等西域词汇早已收入汉语。佛经的汉译，不仅输入“禅”“偈”“般若”“菩提”“菩萨”“罗汉”“地狱”等词，而且造就与文言文有别的“内典文体”。

新词语的创造不等于欧化，每一种语言都会不断增创新词。新词语的创造方式，恰好印证了欧化的不易行通。许多音译的新词很快淘汰，让位于意译的词语。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举出几个造词新例——“萨威棱帖”“迪克推多”“暴哀考脱”“札斯惕斯”之类，今已不可知。

语言的变化与化变，交付时光，哪些留下了，哪些消失了，越久越是看得分明。而词语的陌生化并非新意，而是修辞的效果。当年欧化句式的流行类似今日网络语言，备觉新鲜刺激者有之，而今安在？

沈锡伦《从魏晋以后汉语句式的变化看佛教文化的影响》一文，认为魏晋佛教文化对汉语句式的影响在四个方面：一是判断句普遍使用系词“是”来连接主宾语，句末不再出现“也”“耳”“焉”等语气词。二是被字句结构趋于复杂化。“被”字后出现施动者（或动作工具）的句式，是在梵语的影响下形成的，佛教文学中带施动者（或动作工具）的被字句所见甚多。三是把字句的出现。大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把”字开始虚化，在佛经及佛经文学中把字句较多见。四是动态助词的出现。

“着”“了”在魏晋以前都是动词，魏晋以后虚化为助词，“这种变化恐怕是梵语的形态在汉语中借助于助词得到体现的最早的例子”。

今天所谓的“欧化句式”，至少有一部分，能够在在魏晋以来佛教的影响中找到根源，此为跨越千年考察汉语句式演变的线索。

梁启超早经注意到佛经文体的特点，他说：“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这“迥异感”，梁启超归为十条：一是普通文章的“之乎者也矣焉哉”，佛经一概不用。二是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丽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三是倒装句法极多。四是提挈句法极多。五是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六是多复牒前文语。七是有连缀十余字乃至数字而成之名词——一句此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是同格的语句，铺排序列，动致数十。九是一篇

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是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划然辟一新国土。

同时，句式的差别也即思维的差异。

宋理学兴起，作为儒学的第二期，从佛教的系统化、思辨性有所借鉴，陈寅恪将它视作中外文化融合的范例，在宗教哲学领域，当属荦荦大者。刘梦溪《汉译佛典与中国文体的流变》一文，即探讨这另一重文学因缘。而佛典之于汉语的影响，王力概括为句法的严密化：“佛教的传入

中国，对汉语的影响是大的。‘声明’的影响只在汉语体系的说明上（如等韵学）；‘因明’则影响到逻辑思维的发展。唐代是佛教比较成熟的时期，唐代的汉族知识分子，在逻辑思维上或多或少地都受过佛教的影响。”他认为汉语句法的严密化到唐朝进入新阶段，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把要说的话尽可能概括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另一方面是，“化零为整，使许多零星的小句结合成为一个大句，使以前那种藕断丝连的语句变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

唐代近体诗的成熟，得益于四声的自觉，有意识地区分平仄，隋代陆法言著《切韵》，总结了当时音韵学的成就，而汉语在声音上的这些讲究，却与佛经翻译和属于印欧语系的梵文的影响分不开。俞敏认为：“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密教大量流行。密教参杂着巫术，得大量念咒；咒

音不准，引来恶果。人们就开始学习悉昙。悉昙就是梵文的识字发音的入门读本，包括字母、拼音、连读规矩等等。汉族和尚学了它，得到分析语音的能力和术语。他们也利用这些知识分析汉语语音。”

古代“念”佛是一心想念佛，密教念佛，是大段地背诵梵文咒。通梵文者少，所以咒靠汉字写出，每一梵文音对应哪个汉字，曾经得到充分的讨论。那时的密教念佛，大约像今日一些声乐歌手唱意大利歌剧，意思未必明白，尽量去发那些音。对音韵事业的兴旺，却有利于汉语音韵的发展，守温字母的问世，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有论者甚至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汉代到公元 1500 年后受耶稣会影响产生出考证学的清代，其间中国语言学每一项重要的进步，特别是音韵学，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依靠佛教或以之为条件而发生的。”

他举出的例子包括反切法、成系统的等韵、守温字母等。严羽《沧浪诗话》云：“《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此变乃是汉语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大的轨迹，其中外来语言对于汉语语音所产生的影响虽未言明，却是格外清楚的。《全唐诗》中定字、定韵、定对、定声的五、七言律诗占全数的五分之二。唐之后，作为诗体，律诗虽然慢慢衰落，但声律向散文的扩展却找到了新的出路，八股文对于声律的讲求，已经没有人能看出它的受外来语音影响的源头了。(社会科学论坛  2014/12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