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水浒传》海外研究概述(一)

《水浒传》海外研究概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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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成书之后，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不仅征服了中国的士大夫和贩夫走卒，并且随着它的流传到国外，还引起了大量外国作家的模仿学习和学者的探讨研究。然而关于《水浒传》在大陆外的研究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由于资料不足和语言障碍以及笔者学识浅薄，只能够综合一些研究者的相关论述对该问题做一个简单概述；另外笔者就所接触到的海外《水浒传》研究论著的主要内容做一个简单介绍，权作本文附章，以资参考。

一、《水浒传》海外研究情况概述

《水浒传》自流传到东南亚和欧美诸国后，引起了各国爱好者的刊刻、翻译和研究。其中尤以日本为甚。

1、《水浒传》在日本。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很早就流传到国外，据有的学者的考证，最早评介该书的国家则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据日本学者考证，《水浒传》是在17世纪70-80年代传入日本的。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当是铃木虎雄珍藏的《二刻英雄谱》中的110回本《水浒传》，它是在延宝七年(1679年)由长崎人山形八右卫门从一个中国商人手中得到的[1]。

《水浒传》传入日本后开始翻刻大概始于江户时代。公元1728年，居住京都的林九兵卫翻刻了李贽评点的100回本《忠义水浒传》，日本学者冈岛冠山为该书加上了日文假名标音读法。据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博士的统计，截止1978年，《水浒传》的日文译本共达三十三种之多，在日本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史哲著作中，《水浒传》名列第一。其中1660——1867年间出版的《水浒传》日译本有十六种；1946——1978年间又有十一种之多[2]。

几乎与翻译同时，日本的《水浒》研究也开始起步。1757年日本第一部研究《水浒传》的专著陶山尚善(汉名陶冕)的《忠义水浒传解》刊行了。该书根据田文瑟讲座的内容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而写成的，主要是对《水浒传》的语句进行解析。1806年，日本著名作家曲亭马琴刊出了《新编水浒画传》，此书集翻译、研究、绘画于一体，作者注意吸收前人的成果，并作出了新的尝试。可惜此书只刊出前10回。[3]

日本研究《水浒传》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水浒传》传入日本的时间、《水浒传》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日文训点木刻本《水浒传》的考证，各种日译本《水浒传》译文的优劣得失，以及《水浒传》产生的背景、思想、艺术、语言、版本、评点等等问题。日本汉学家们都发表过许多文章，有的问题还曾展开过争论。其中，老一代汉学家的重要文章有:青木正儿的《同岛冠山与中国白话文学》、《〈水浒传〉对日本文学的影响》，长泽规矩也的《江户时代〈水浒传〉的流行情况》等。新一代汉学家的重要文章有:村上芳郎的《杂记〈水浒〉嗜好者马琴》，小川环树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水浒传〉的文学》，相浦昊的《〈水浒传〉的语言》，水山英雄的《〈水浒传〉的背景》，白木直也的《和刻本〈水浒传〉的研究》、《〈水浒传〉的渡来与文简本》，大内田三郎的《繁本与简本的关系》、《〈水浒传〉与〈金瓶梅〉》，松枝茂夫的《金圣叹的〈水浒传〉》，幸田露伴的《〈水浒传〉诸版本》等。另外，日本近年还编篡了不少关于《水浒传》的资料工具书。如香坂顺一编的《〈水浒全传〉语录索引》等，为研究者带来了方便。[4]

日本学者对《水浒传》的评价是很高的。曲亭马琴说:“《水浒》、《西游》之奇且巧，其文绝妙，句句锦绣，实是稗史之大笔，和文之师表。”盐谷温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一书中指出:《水浒传》“结构的雄大，文字的刚健，人物描写的精细，不独为中国小说之冠冕，且足以雄飞于世界的文坛”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说》一书中也说《水浒传》“毫无异议的是中国小说中屈指的杰作”。

日本学者对《水浒传》的研究既有语言学方面的阐释、版本学方面的考证，也有社会文化学方面的剖析。日本学者对《水浒传》的研究并没有囿于宋江起义的本事与农民战争的题材，而是把《水浒传》放到更加广阔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下来检视，从而揭示和阐发了《水浒传》的社会文化学、民族学，文化哲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如盐谷温认为，《水浒传》可“供研究中国国民性及风俗”。村上知行在《水浒传·序》中指出:《水浒传》“对于了解中国人，特别是了解中国人民大众的国民性，也会起很大作用”。井坂锦江在《水浒传与中华民族》一书中更强调指出:“要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就必须很好地阅读中国小说”，“阅读象《水浒传》这样的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小说”。坂崎紫澜著名乌乌道人的《政治小说之效力》甚至说，中国的二十二史诚然有着制度文物的记载或英雄豪杰的传记，但是今天(1885年)足以作为文明史的材料来认识社会一般风俗的，却只有《水浒传》一书。因为只有它才把“狱吏跋扈，道德腐败”的情况描绘得逼真可观。总之，他们一致认为《水浒传》“很好地描写了时代思想、风俗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状况，在研究中华民族上是很少与之类比的好材料”。[5]

2、《水浒传》在欧美等国。

现存西方文学中最早翻译《水浒传》的是1850年的法译本。根据王丽娜的统计，现有的《水浒传》外文译本（除日文）大概有32种，其中：拉丁文译本1种；英文本（含片段译文，下同）有10种，其中包括著名塞珍珠的译本；法文本5种；意大利文1种；俄文本2种；匈牙利文2种；捷克文1种；波兰文1种；德文本7种；朝鲜文2种；越南文1种；泰文1种。随着《水浒传》节本和全本的的翻译，研究者也逐渐多起来。根据王丽娜的统计，国外研究《水浒传》的论著单是西文部分就有27种。[6]

《水浒传》英、美、德、法等国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大英百科全书》说:“元末明初的小说《水浒》因以通俗的口语形式出现于历史杰作的行列而获得普遍的喝彩，它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法国《大百科全书》说:“《水浒传》与西方骑士小说遥相呼应，《水浒传》对多种人物的英勇或懦弱的描写，都是对龌龊的社会所进行的愤怒的批判。《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又可与阿拉伯故事相媲美，这些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大胆机智，经常拿豪门富家子弟取笑开心。《水浒传》堪称传奇作品的伟大典型。”

另外许多国外翻译家在《水浒传》译本中作序，充分肯定了这部文学巨著的国际意义。如英国杰克逊在其译本的序言中说:“《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前苏联罗加切夫在其译本《跋》中说:“《水浒传》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此译本的出版，可以帮助读者开阔眼界，深入了解中国人民的历史，也有助于促进和巩固中苏人民的友谊。”

西方现代汉学家对《水浒传》的研究，侧重在探讨作品的思想意义、社会作用以及与西方传统小说的比较。重要论著有:琼·切纽兹的《〈水浒传〉与近代社会的关联——它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起义运动的影响》，C.P.菲茨杰拉德的《被视为颠覆力量的中国小说》，杰克吴的《〈水浒传〉的道德标准》，B.松科尔的《论〈水浒传〉的民众性》、《〈水浒传〉与〈西游记〉的比较分析》，李培德(彼得李)的《〈三国〉与〈水浒传〉的叙事体模式》，夏志清的《〈水浒传〉的比较研究》(与北欧传奇故事《冰岛家族》等的比较研究)，王靖宇的《金圣叹》，查尔斯J.艾伯的《〈水浒传〉英语评论文章的考查》，理查德·格鲁格·伊尔文的《中国小说的演化: 〈水浒传〉》，雅洛斯拉夫·普什克的《〈水浒传〉及其作者》等。1964年美国出版的《东方古典文学指南》一书，列有许多西方学人关于《水浒传》的研究论题，例如:关于说话艺人的创作、关于历史故事与文学作品的演进、典型人物的中国民族特点、作品的结构、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度、作品中人物的道德准则，等等。除了专题论著之外，西方汉学家在综合研究中国小说与戏剧的文章中也常论及《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并往往有独到的看法。如196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家学派》一书，收有罗伯特·鲁尔曼的“中国通俗小说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一文，文中写道:“《水浒传》是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动机的一本必读作品。……中国历史中的许多造反者，不论是成败，都宣称有权反抗暴君，这也是孟子所曾认可的权利。《水浒传》将当时盛行的贪污腐化归咎于行政机构而非皇帝本人，看来虽有软弱之嫌，但这部小说认为绿林社会比正统社会更合乎儒家的真正理想，确属极端大胆的看法。的确，在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强盗的山寨成为唯一能容纳儒家君子行动的地点了。[7]

《水浒传》在前苏联的学术界也颇受重视。如列宁格勒大学讲师庞英在1973年完成了讨论这部作品的学位论文，以后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庞英在—篇文章里提供了若干补充的证据(语法特点、地名等等)支持郑振铎的观点，即认为有关征田虎、王庆的两回(第九十三回和第一百一十回前部)是《水浒传》原本中没有的。他认为征辽情节(第八十三至第八十九回)在最早的本于里就有，并提出了他的论据。在一篇标题为“论施耐庵《水浒传》里的‘忠’和‘义”的论文里，他阐发了这样的看法：“忠”反映着儒家观念，“义”反映着墨家酌思根。

李福清在—篇题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形成”的论文里，也谈到过《水浒传》。这篇文章把从“民间读物”(《大宋宣和遗事》)到英雄史诗(《水浒传》)进而到长篇小说(《金瓶梅》)的整个发展过程，做了一个纵的叙述。比较了《宣和遗事》和《水浒传》里的杨志和宋江的形象，发现两者在人物塑造上的不同原则。介绍了《宣和遗事》的简略记述怎样在《水浒传》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艺术描写。这篇文章还以武松为实例，讨论了由《水浒传》过渡到《金瓶梅词话》的问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