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姚大力：“不动笔墨不翻书”

　　前一次节目里，我们谈的是古人关于“读书须成诵”的经验对现代人培养读书基本功的启发。今天我想说说读书不仅要用眼，还必须要动手的问题。当然，读书总是要动手的。你翻书不就是在动手吗?不少的人还有一面看书、一面吃零嘴的习惯，那就更需要一刻不停地动手了。我指的并不是这样的动手，而是指读书还要勤于用笔。用一句老话来讲，这叫“不动笔墨不翻书”。让我们从古人的另外两条读书经验谈起。这两条经验分别是“录”和“校”。

　　“录”就是抄书。前面已经提到过，纸张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那要到大约两晋之际，也就是公元4世纪之初。在这之前，一般人很难自备抄写在竹简或绢帛上的书籍。因为竹书体积太大，存放太困难;而绢书又太贵，买不起。所以当时只好靠背诵来保存文本。纸张的使用流行以后，记诵作为吃透文本的一种读书法被保留下来，而靠记诵来保存文本的方法就慢慢地被抄写书籍的方法取代了。虽然从北宋开始，雕板印书广泛投入使用，但在现代商业出版发展起来以前，人们获得雕板书籍的机会毕竟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抄书成为很多人复制自备文本的一个重要办法。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为什么他“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籍不可轻易借人。正因为如此，宋濂向人借书，不敢稍微超过约定的还书日期，否则再借就难了。

　　另一个例子，说的是金末元初人王思渊。此人“闻一异书，惟恐弗及。……志气精强，目览手笔，日且万字。不十年，得书数千卷”。

　　但是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地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的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古人留下了很多读书笔记，可以让我们从中去琢磨、体会他们是如何读书的。

　　所谓“校”，是指校勘，就是发现和求证书面文本在被反复传抄或雕刻印板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各种错误，比如错字、漏字、“衍文”（文本中本来不存在的多余字句）、“错行”或“错简”（把文本原来的行列次序或书页次序搞颠倒）等等。

　　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写本的形式流传的阶段，而且每种文本都被反复地辗转记诵或抄录了不知道有多少回。在每一次这样的记诵和传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若干差错。结果，年长天久，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这种方式的传播中变得差异极大。上面说到的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没有改变。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来就各有差异，二是印刷雕板过程中又会发生一些新的错误。

　　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求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就是选出一种版本，把它当作标准文本，来发现和订正另一种版本的误字。要把这一步工作做到家，也就是真正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书中的增衍错漏之处，即使有反复多次的过细功夫，也是难得一网打尽的。不过，想要做到上面这一步，虽然不容易，但它毕竟还像是一道很机械的工序，只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总还是办得到的。这很接近于现代印书业工艺流程里的“校对”这样一道工序。

　　校书之难，更难在从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作出尽可能准确的抉择取舍，这才是一件更加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因为古代读书人在为自己手里所拥有的文本做校勘时，往往找不到那个一字不错的最标准、最权威的文本可以拿来作依据。就很多古代经典而言，这样一种最标准、最权威的文本，甚至早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作校勘，就要求读书的人凭自己的学力、见识和经验，在几种不完全相同的文辞中，决定谁是谁非，从而为自己的文本挑选出一个最符合上下文原意、最合情合理的词语。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让我举一个“定其是非之难”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新亭对泣”。西晋末，北方有“五胡之乱”，西晋政权放弃中原，逃到淮水以南，建立偏安半壁江山的小朝廷。《晋书•王导传》说，东晋贵族们每逢闲散日，都互相邀约，在长江边的新亭宴饮。一次，有一个叫周顗的人在座中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他的意思是：大自然的景色本没有变化；但是举目一望，我们这些宴游人却已从黄河边搬到了长江边上。经他一提醒，人家都伤心起来，“相视流涕”。在记载同一个故事的《世说新语》里，周顗这句话的下半部分有点不一样。其中的“江河之异”被写作“山河之异”。流传到今天的《晋书》各种版本，多已将“江河”改作“山河”。两种写法，意思是有一点差别的。按《世说新语》的文本，意思就变成风景依旧，但山河疆土的归属却已不同于往昔了。那么在“江河”、“山河”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才该是《晋书•王导传》原来文本中使用的语词呢?北宋的大学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述《晋书》，采用了“江河之异”的说法。宋元之际的大学问家胡三省也不赞成以“山河”来改易“江河”。所以现代校订《晋书》的学者，据《通鉴》和胡注，决定把《晋书》里这句被误改过的话又改了回去。你们去查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王导传》，里面的“江河之异”一语，就是这样来的。

　　千万不要把校勘功夫看作雕虫小技。其实从它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学术眼光到底如何。有一个代表了“乾嘉汉学”传统的了不起的学者叫钱大昕。他在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时，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 （与上下前后的文字不相般配），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等“四疑”（四个方面的质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但最初他还只能“质疑”，而无法完全证实自己的看法，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后汉书》各种版本，全有这七十四个字。他没有直接的版本依据来证实自己的猜想。但在他的这一见解发表之后，人们发现了一部明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来翻刻的。检阅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这才断定上述七十四字原属唐太子李贤的注文，是宋以后才窜入《后汉书》的正文当中去的。假如不是钱大昕目光如炬，谁能从那么一大片文字里发现混进原文的这七十四个字?

　　古人把“录”和“校”看成与“成诵”一样的读书基本功，看作是促使阅读者进入文本的重要方法。那么现代阅读者是否有必要完全照着他们的法子去做呢?我想不会有人赞成说，我们还应该把古人的这些读书方法一成不变地照搬到今天来。尽管如此，它们对现代人培养健康的阅读习惯，还是具有很要紧的借鉴意义。概括地说，虽然我们今天很少再通过抄书的形式来研读文本，而校勘古书的方法也早已变成一种只有极少数专门家才掌握的技能，但是贯通在“录”和“校”中间的一条读书法则，在今天仍然是充分有效的，那就是“不动笔墨不翻书”。

　　在我刚进入初中那年的开学典礼上，当时的校长、一位老教育家叫李楚材，做过一个如何学习的报告。他对我们说，读书时要做到“五到”。我至今记得他列出这“五到”时的神态。他一面扳着手指一面用常州方言说：“眼到，口到，耳到，手到，心到。”前三个“到”，其实就是在讲“成诵”的“诵”字，第四个“手到”，也就是“不动笔墨不翻书”。有了这前面的四“到”，才更容易有“心到”，也就是推动着你的心，或者说你的思想，真正进入到文本里面去。

　　 “不动笔墨不翻书”，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读书一定要勤于做笔记。我们最初学习做笔记的时候，往往首先注意到文本中那些吸引人的片言只语，或者也可以把它们叫作“闪光的语言”。看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觉得这个句子好，赶快写下来。又看到“让别人都去战死，你呵，光荣的奥地利，去结婚吧”!啊，这个更好，又写下来。这一类的话，也许充满在我们的第一本读书笔记簿里。

　　但是我们的笔记可千万不能一直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坚持读书时做笔记，不完全是为了在今后好把它当储存知识点的备忘录来使用，而更应该在读书当时就用它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力和领悟力。它不是积蓄已有知识的钱包，而是通过读书获得知识的催化剂。因为借助于笔记，最容易促使我们在阅读的同时，就不断清理和消化已经获得的种种初步印象以及阅读者对此的感受，并及时把它们转化成更带确定性的判断或认识，从而使得接下去的阅读也变得更有效。寻章摘句式的笔记无法满足这样的需要。

　　笔记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对训练“精读”最有助益的一种笔记方式，也许可以叫作“写读”式笔记，就是把阅读的那本书用“简写”的方式重讲一遍。它要求作笔记的人在认真通读全书的同时，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下全书的总线索，以及被作者层层推展开来的那些基本环节、基本论据、最关键和最重要的细节讨论，以及全书解释框架的内部逻辑和建构特点。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述，但特别精彩或重要的地方，也可以尽可能采用文本中原来的文字，稍加压缩，重新组织成文。如果我们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选择一两种或几种可能影响你一辈子的书籍，通过“写读”的方法，眼手并用，认真阅读，那么我们的阅读效率一定会因此获得极大提高。　在使用“写读”法来从事精读方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都知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部为他赢得全球声誉的名著，书名叫《历史研究》。很有点讽刺意义的是，虽然知道这部书、并且因为这部书而崇仰汤因比的人很多很多，但真正看完原书的人却少之又少。原因其实很简单：它实在是太长了，总共有十卷、三千多页!甚至学术界，主要也不是通过阅读汤因比的原书，而是通过本书的一个缩写本来了解这部巨著的。这个缩写本的作者叫索麦维尔。他大大简化了原书的叙述，把三千页的篇幅压缩到三册共五百六十多页，却巧妙地把原书中几乎全部精华，甚至包括很多非常辉煌生动的句子，都原封不动保留下来。连汤因比自己都承认，这个缩写本做得太出色了，即使让他自己动手，也做不到它现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