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4月14日－4月16日，三集纪录片《关中书院》在央视探索频道播出。
《关中书院》以宋代以来关学发展脉络为主线，以关学大儒张载、冯从吾、李二曲、刘古愚、牛兆濂为叙事支点，讲述了关中书院的兴衰史，彰显了以“四为”为标志的关中学人的文化禀赋和精神传统。
关学提倡躬行实践，注重崇尚经世致用，崇尚自然之实。关中书院在几百年办学历史上，桃李争辉、人才辈出，为陕西理学的崛起和文风昌盛奠定了厚实基础，对我们凝练“陕西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处刊发《关中书院》解说词，以飨读者。
关学千载 文脉不息
冯从吾与关中书院
第一集：老年张载研究学问
公元1035年，15岁的张载带着5岁的弟弟、母亲和父亲尸骨走在回乡的路上，途经陕西眉县时，因为一场战乱，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最终留在了横渠镇。
也许是因为少年葬父的经历，也许因为陕西频繁发生的战乱，少年时期的张载喜爱兵法，希望能上沙场报国。
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发动了宋夏延州之战，宋军大败。北宋朝廷再次起用范仲淹，主持陕西防务。这让年轻的张载看到了沙场报国的机会，他写下《边议九条》上书范仲淹，力陈己见，并主动联系一些人，想去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然而范仲淹在张载身上看见了另外一种可能，他对张载说：“你读书比领兵打仗会更有出息。”
由此，张载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他弃武从文，开始学习儒家经典，他用了17年的时间，埋头苦读，研究儒家学说，直到38岁才有所成，成为宋明理学这个儒学新形态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气本论，研究宇宙和万物的基本运行规律，他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被后世称为横渠四句。他的学说被人们称为关中理学，也就是关学，成为其后1000年来，关中地区文人士子们所一直秉承的思想和精神。
第二集：冯从吾修建关中书院
陕西眉县张载祠
自张载去世，关学经历了金元两朝的消沉与没落。进入明朝之后，一个名叫冯从吾的儒生以及关中书院的出现，关学才有了重振的契机。
明朝万历二十年，冯从吾因为一份奏折被贬回乡。在他回乡闭关的九年中，他坚守关学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传统，重新整理关学，并身体力行，从自我做起，先谈修身，再谈治天下。
但对于冯从吾来说，如果不能用自己的学识教化世人，又有什么用呢？公元1609年，在当地官员的帮助下，冯从吾建立了关中书院，从此，这里成了当朝理学集大成之地，是关中地区的学术中心。
然而，15年后，魏忠贤当道，拆毁了关中书院，冯从吾面对如此奇耻大辱，羞愤交加，以绝食相抗争，公元1627年饮恨而逝，享年七十一岁。
冯从吾去世了，关中书院也被拆毁了。这给关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就在冯从吾去世后17年，他所著的《冯少墟集》，对一个少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使得关学在清初再次兴盛。
这个少年叫李颙，字二曲。他出身寒微，无家学可传，全靠自己半耕半读取得成就。他上接六百余年的关学传统，下承振兴关中理学的理想大任。是从最底层的贫苦家庭中，走上学术巅峰的学者，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罕见的人物。
清康熙三年，时值康乾盛世的开端，各地书院再次盛行，陕甘总督决定修复关中书院，恢复当年教书育人之盛世。关中书院修建之后，还缺少一位主持书院的山长，名满天下,又出身关中的李颙，是众望所归。关学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和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再次开始在这座古老的书院内回响。
第三集：刘古愚在陕西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
刘古愚：甘肃高等学堂的“开山师祖” 兰州一中提供
清朝末年，当大清王朝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时候，恰恰在关中书院，有一个人为关学掀开了兼容并蓄的一页。他极大地推动了关中地区现代工业的进程，这个人就是关学的另一位继承者与发扬者——刘光贲，字焕堂，号古愚。
刘古愚是近代史上，兴办以专门传播科技为主的教育机构的第一人，他主张通过变革教育与学风，培养全面技术型人才。他从关中书院毕业后，开办了“求友斋”，这比康有为1891年创设的“万木草堂”要早七年，比谭嗣同1897年开设的“浏阳算学馆”早十余年。在“求友斋”，刘古愚还开设印刷处，出版西方自然科学和时政新书。他与康有为齐名，被称为“南康北刘”。
如果说，在刘古愚身上看到了关学精神的“勇于造道、经世致用”，那么牛兆濂，以自己一生的选择，坚守了关学精神的“立心立命、崇尚节操”。
牛兆濂一生坚守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仁孝”。他在关中书院学习，并中得举人后，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甚至对皇帝御赐的官职都置之不理。
他一生拒绝为官，潜心研究学问，但在面对国家危难之际，却能挺身而出，担当大义。
1930年，日寇野心初现。牛兆濂对当局政府一味对外投降、对内自相残杀十分愤慨。他写下《我明告尔》一诗 ，申明大敌当前，号召全国团结相处，停止内讧。
1933年，日本进攻中国，占据了山海关和承德。牛兆濂当即召集了五百志士，通电全国，决心出师抗日，虽然事后并未成行，但这样的壮举，却足以振奋关中大地。
《关学与陕西书院》：一部极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成果
■ 杨 军
日前，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关学与陕西书院互动关系的学术专著《关学与陕西书院》由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文化学者、散文作家史飞翔历时两年时间创作完成，是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的“陕西省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资助项目，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探索意义。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称赞：“是一部极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成果”。关学研究权威、陕西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陈俊民教授认为“《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将关学通俗化，有开创之功”。
《关学与陕西书院》以地方志为依托，对陕西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书院进行了一一梳理，对当下新兴的现代书院也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总结出陕西书院的文化传统，陕西书院与关学的互动关系以及陕西书院和关学对陕西人精神的塑造。
《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有不少观点具有创新性。如：以往学术界认为，关学作为一种地域性学术流派，是从张载到刘古愚（也有一说是到牛兆濂），历时八百余年。但《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的作者更倾向于将关学的时限“往前伸一点”，“往下拉一点”，提出一个“前关学时代”和“关学余脉”的概念。作者认为关学虽然是在北宋时期由张载创立，但显然存在一个“前关学时代”。因为，任何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必然有其历史的渊源、产生的背景、学问的积累等，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关学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学术流派也不例外。关中文化源远流长。西周文采、秦汉雄风、隋唐气象、宋明义理，这些都为关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张载之前，很多学术大家，比如：西周的周公，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以及经学大师马融、傅玄、赵岐等，都为关学的形成作出了历史和学术的积淀。再就是，作者认为在刘古愚之后“关学”仍然存在一个“关学余脉”，如：被誉为“关中三杰”的于右任、张季鸾、李仪址，以及后来的吴宓、杨松轩，包括现在活跃在国内儒学研究最前沿的韩星、秋风等人。作者认为，关学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它至今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在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上发挥着“明学术、正人心”的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借鉴价值。关学是提升陕西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此外，作者对国学热催下生的当代书院热等话题也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新颖的看法。
为了写好此书，作者史飞翔不仅在学理上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而且还付诸实践，亲自创办了一所书院——太一书院，以此来恢复书院传统、重振关学精神。史飞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着古代先贤们所倡导的以“知行合一，体悟不二”为主要特征的“生命之学问”。难怪著名学者、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会在序言中称“史飞翔的学问很入味”。
《关学与陕西书院》
作者：史飞翔 著
出版：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