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错位-----容闳.海外关系.中日

     1854年11月，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怀揣“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之志，手书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座右铭，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

     容闳有句诺言：“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余之人，也享此同等之利益。”容闳此句，令人感慨。内中表达的思想境界，正是每一个具有高境界者所追求的。此句可引申为：我得益，余人和后人也该得益；我之于某一事业得益，余人和后人也该从某一事业得益。而不仅仅即使如现在某些官场现象：我之得益，即让我家人亲戚得益。确实，无论是官场，商场，乃至教育领域等各项事业，应确立一种健全公平的制度，以让子孙后代的贤人能人得益而不是“世袭”的“鱼龙蛇虫”私利者得益。

     容闳在1860年随美传教士拜访天京。他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容闳把中国的二千年历史和文化相提并论，陈陈相因，厚厚的历史故事书中，文化一陈不变，只发生些“历史是惊人的巧合”这句现人常用语的故事剧本。这是令人自豪的“博大精深”的文化？这是令人悲哀的“陈陈相因”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常令研究者陶醉，而这也只是“醉”而已。有头脑的研究者何不听听旁观者的未醉之语？何况具有这种说法的旁观者不是个别而是多人。这能否使人联想起这样一个场景：一人为自己开心事哈哈大笑，令周围人莫名惊讶。接下来会发生两种结局：一此人收敛，二此人走过一段路再笑。中国的醉者便是第二者。

    容闳对曽国藩的评价：“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在清代这个大框架中，从曾国藩一生的走向来看，容闳言如其实，青年时代的努力，壮年时代的立功，自削权柄，而后的治政。曾国藩做了封建时代臣子所能的作为。我们从容闳回国理想及他对当时中国主要人物事件的评价中可以了解到他一颗报效祖国的真诚赤子心及他的崇高胸怀。容闳此时处于“良禽择木”阶段；而曾国藩此时正带兵和太平天国决战，他邀请容闳带兵打仗，被拒绝。我们也可以想象，曾国藩邀请容闳的动机，是因为容闳具有海外关系，这个“海外”是“船坚炮利”的列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曾国藩希望容闳成为他可以利用的工具。也就是说，两人找对方的动机是错位的。曾国藩1863年在安庆创办了军械所后，容闳再次去见曾国藩，两人的思维和动机才趋向一致：兴办中国自己的机器工业。

   1864年，容闳曾为他的梦想：选派优等子弟出国留学，求助于江苏巡抚丁日昌，“造就人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1867年，容闳成功劝说曾国藩设立兵工学校。1870年，在处理天津教案备感疲惫的曾国藩被调任两江总督，这反而给了容闳实现他梦想的机会。他回忆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欢乐的极好消息。中国教育工程至此成为一个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这在中国编年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从容闳所有的建议和想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他的立足点，不像政客及商人那样，立足于当时当事，而是这种事业的延续性及子孙后代的长远性。只可惜在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内，“知识”只是一个抽象词，它和其他包含先进现代含义的词如政治、经济、教育、商业、工业、铁路等等，都是处于“御用”的地位。从容闳一生的经历来看，我们读懂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无奈和悲怆。

   而且，从容闳与曾国藩第一次见面的动机错位中，我们也可以读懂后来的“先派子弟出国留学”事件中，容闳与清廷当政者的“动机错位”。只可惜的是，放到大框架中作一下比较，日本幕府末期、明治维新之前的第一批出洋留学者，无论是幕派、藩派、私自，大多成了开国的功臣，而中国的第一批留洋者，大多成了推翻清廷的“叛臣”。这种历史现象悲痛的令人扼腕，它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值得我们后代每一个“赤子”反思而成为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再看看为容闳欢呼的“派学童出国留学”后续集。1879年，吴子登出任第四任留美学童监督，最终他奏请第四批留学学童全部回国。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曾就吴子登的“学监”行为写诗：“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挞。……” “培养学童”是事物的表面，这两者建议者和清廷当政者是一致的，而动机和目的发生巨大错位。官僚要把学童培养成“马”，“衔勒”自如，为我所用。再看看吴子登本人，他是支持洋务运动的，本人是个数学家，是翰林中懂英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换句话说，他本身是清廷的工具，这个“工具”致力于把下面的人培养成“工具”，而“培养者”的面目是什么，“喜官威”。

   1881年6月8日（光绪7年5月12日），清廷总理衙门上折：“臣等查该学生……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持续十年分四批共120人出国留洋学童事件如昙花一现，从此中断20年。看了总理衙门奏折中的“初心”，即“周知”“长技”，及与之相依的学童“习染”“浇风”，我们不能不提同时代的日本思想启蒙家福泽瑜吉在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之概略》，他认为：“文明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文明的外观，一个是文明的精神。”两者不可分裂。“外观”即物质文明，即所谓“长技”。中国统治者的功利心促使他们倡导并形成一种对后代影响深远的只取“物质文明”的“拿来主义”的“科学观”。日本和中国一样，几千年的封建文化，造成了相当一部分人“栈恋'过去的文化观念，日本当时产生的是对西方文明的“截长补短”论，而中国后来则产生“中体西用”的观点。悠厚的文化思想产生了这两者一致的似是而非的“折中”之论。对此福泽瑜吉展开他的观点：“只要大多数人拥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观就不请自来，相反，如果一开始就汲汲于追求文明的外观，而忽略文明的精神的话，文明化的工作一定会窒碍

难行，或者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作为站在日本这艘历史巨船上的福泽瑜吉，当他从原来落后于中国、而现在侧身驶过并超越中国这艘历史巨船时，他目睹了这船上发生的一切。他在《必须摈斥清国风》中分析西方文明在分别接触中、日两国之时的不同之处：在中国，西方文明是通过商人首先传入中国，商人从事交易而引进洋物，因而首先接触的是“奇技淫巧”，而知识分子满脑子科举，自命清高的他们对洋物表面上不感兴趣。这种接触的错位也促成了西方文明后来在中国发展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在日本，“兰学”即荷兰语文化17世纪已存在。“兰学”如一扇视西方的窗口为日本知识分子掌握。当1850年代美英法相继出现在日本海岸线上时，最先接触这些国家文明的也是知识分子，他们接触西方文明的层次显然要比中国高，所以会产生如福泽瑜吉一样的思想：只要先拥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观就不请自来。而在中国，视线所至仍停留在西方的物质文明，“拿来主义”思想至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绕梁不息。换句话说，清末以降中国追求西方文明，是尾随清末商人的一种物质层面行为。

   就大清中国对日本的觉察程度，并不是人人闭着眼睛的。史料记载，李鸿章折奏中多次提醒清廷注意蕞尔小国日本。黄遵宪于1877年11月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大臣何知璋去东京。其间经过11年的观察记录写成了50万字的《日本国志》，并希望李鸿章为其推荐发表，但李未加重视。是什么层面上的考虑而被所谓一贯“警惕”日本的李中堂忽略了全民警惕的一次机会呢？日本全民都在观察大清国的兴衰荣辱，而中国仅有几个自诩能者、贤人的官僚在注意到日本，这是对等的吗？这几个官僚是一种什么精神？难怪黄遵宪自叹中国“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李鸿章只对此书中日本学习西方技术加以肯定，但留下一言：“日本摹仿泰西，仅得形似。”便把此书束之一旁。

   清末民初时有人著书认为，人才的人数和人数的总量是成正比的，中国人数最多，人才应该也是最多。但由于中国历代相续的是“贤人政治”，人才在所谓的“贤人”之下得以泯灭。即使在史料中发现其人的灼灼之见，在后人看来，也成了幽暗而遥远的古幕上一双无声而灼亮的眼睛罢了。“民主”是什么？它是人才的合力。“贤人”自认为的豪情万丈的“救世”情怀，只是中国历代文人单相思的复制版而已。说得好听点，他们能担当得起这种历史责任吗？说得不好听点，他们“勇于担当”的背后无非是一时的“权和利”的阴暗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