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鸣 刘炳善：一个人的二十年——我怎样编纂一部莎士比亚大词典
我的故事
莎士比亚全集包括37部剧本、4部诗歌，共41部作品。编一部莎士比亚大词典最初以为只需5年，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马拉松”，不止5年，而是20年！
莎士比亚的诞辰与忌辰
世人至今不知威廉·莎士比亚确切的诞生日，只知他于1564年4月生于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Stratford-upon-Avon）。据该镇圣三一教堂的记录，莎士比亚于
1564年4月26日受洗。后人根据莎士比亚的受洗日，1616年4月23日的忌辰，及英国守护神圣乔治节正是4月23日，便把他的诞辰日也定在4月23日。
我年轻时莎士比亚就提醒我：不要忘了莎士比亚
我对莎士比亚的喜爱要从高中时代说起。对我启蒙的作品是曹禺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漂亮优美、琅琅上口的台词，凄美的爱情悲剧，活灵活现的人物，使我大为迷醉。我像蜜蜂吮吸花蜜似的尽情吸取莎剧的甜美芳香——从此，莎士比亚就像一个精灵，深藏在我的心里。
上大学时，当我能阅读英文原著以后，我就想读莎剧原文。首先抓来的，是一本印得很漂亮的小册子《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的译本给我的印象太深，仿佛“一见如故”，于是我就想进一步读下去。有一个月，我经济困难，没有伙食费了，向系主任借了五块钱，走在校园里，忽然看见书摊上有一部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我毫不犹豫地用那五块钱买下它，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那个月到底是怎么糊弄过去的。我打算通读这部莎士比亚全集，在书上写下自己的决心：“Read four pages every day!”（每天读四页！）从《暴风雨》读起，接着读《维罗纳二绅士》，后来还读过《凯撒大帝》。读这几个剧本并不难懂，但是莎士比亚原文的语言太难了，“拦路虎”太多，书后边的词汇表只有薄薄几页，不解决问题，那些难字难句在一般字典和语法中也查不到。诗人徐迟说过：要读懂莎士比亚，光有白文本不行，必须有带详注的好版本和专门工具书，而这两种书在图书馆里找不到。我通读莎剧的计划只好停下来。
解放后有几年，我的工作与英文无关，自以为再没有机会读莎士比亚原著了，把那部牛津莎士比亚全集送给一位教过我英文的恩师。但是，一位当导演的老同学不知怎么知道我喜爱莎剧，从开封的一个冷摊上替我买了一套40本稍有残缺的莎氏全集，是牛津大词典初创者之一、著名学者弗尼瓦尔博士（Dr. F.J. Furnivall）在19－20世纪之交编订的。我没有工夫看，把它压在箱底。此后历次政治运动，我的衣物书籍经过不止一次被抄和丢失。奇怪的是，这部莎士比亚全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劫难，至今居然奇迹般地仍然摆放在我的书架上，仿佛一直在提醒我：不要忘了莎士比亚。
刘炳善，1927年生。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资深翻 译家，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顾问、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会员，著有《英国文学简史》、《英国文学常识入门》，译著 《伊利亚随笔选》、《英国散文选》、《圣女贞德》、《书和画像》、《伦敦的叫卖声》，论文集《中英文学漫笔》，作品集《异时异地集》，主编《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
为了攻读莎士比亚我想寻找莎士比亚词典
后来我又回到大学，做了英国文学教师，由于工作需要，重拾莎剧。此时北京上海的旧书店尚存有不少外文旧书，零星购得一些注释较多的莎剧单行本，河大也有“耶鲁版莎士比亚”和“企鹅版莎士比亚”的散本，还有一些莎评名著如布莱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等等。最重要的是，从同事那里借来诗人于赓虞的遗物、他在爱丁堡留学时所购读过的亚登版《哈姆雷特》。这是我这些年来所遇到的最好版本，遂将其中的详注转抄到弗尼瓦尔博士编的本子上。在中国学者的著译中，读的是卞之琳的《论〈哈姆雷特〉》和他的《哈姆雷特》译本。特别喜爱的还有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因为译者学识渊博、才气横溢，把剧中的市井俚语、流氓黑话、插科打诨都译得生动传神。此时的我，非常想找到上大学时在沙坪坝街头曾偶尔一见的孙大雨以“素体诗”翻译并注释极详的《李尔王》，但未能如愿，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译在解放后似乎长期没有出版，直到1993年才在上海问世。
在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几年摸索钻研，我于1964年编写出英国文学史讲义中“莎士比亚”一章。它虽不过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个人集纳、改写、概括而成，但其中凝聚了我对莎剧的挚爱。但是，这对于我，远远不够。我想寻找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怀念夏目漱石回忆录里所写的那个“怪老头”
1986年发生了一件文艺界的大事：上海举办了中国莎剧艺术节，报上把推广莎学提到“提高我国民族文化素养”的高度。当时我恰在上海，看了用昆曲演出的《麦克白》、《血手记》和越剧《第十二夜》，受到很大鼓舞。上海莎剧节唤醒了我久藏于心的“莎士比亚梦”。凑巧，1986年11月，本系一位外籍教师从美国寄赠给我一部河滨版《莎士比亚》（“Riverside Shakespeare”）——这是我在三十多年当中所得到的第三部原文莎士比亚全集。我又一次产生了通读莎氏全集原著的愿望。这次是从“The Comedy of Errors”（《错中错》）读起。一经细读，发现仍不能解决莎剧原文语言中的所有困难，学生时代的老问题再次摆在我的面前：必须找到一部专用的莎士比亚词典。
由于长久渴望找到一部莎士比亚词典，我不禁怀念起一位“怪老头”来了！
此位“怪老头”非别人，正是鲁迅翻译日本夏目漱石的一篇回忆录所写的那位“克莱喀先生”，也就是1905年《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者和著名的“亚登版”莎氏全集的第一任主编，爱尔兰莎学家（William James Craig，1843-1906）。夏目漱石除了写到这位老学者的古怪脾气之外，还提到他不满意于德国施密特所编《莎士比亚用词全典》，一生中一直在编一部新的莎士比亚词典，“一有空一有隙，便将写在纸片上的文句，抄入蓝面簿子里”，他的新词典原稿写进了“十来册长约一尺五寸、阔约一尺的蓝面的簿子”，那是他“一生的娱乐”。
后来我翻译英国散文家鲁卡斯（E.V. Lucas）的《葬礼》一文，所写的死者也正是这位老学者克莱喀先生，并且也提到他那“关于莎学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以及他一生心血所注的莎氏词典原稿：“尽管它是一部未定稿，但是，有朝一日若能问世，世人将会对这一学界奇珍刮目相看。”可惜这部词典原稿因为老学者笔迹难认，未能出版。直到现在，这部莎氏词典原稿下落何在，仍是莎学史上的一个谜。
一夜之间我成为莎士比亚词典的“暴发户”
1987年冬，我到上海出差，诸事不顺，困居旅店，正是《易经》中所谓“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的处境。在郁郁不乐之中，为了寻找莎士比亚词典，我到福州路上海旧书店闲逛，忽然瞥见一本西文书夹在一排旧书之中，书脊上赫然印着两个烫金英文字：SHAKESPEARE LEXICON——这不是多年梦寐以求的莎士比亚词典吗？获此一书，胸中郁闷一扫而光。归来，多日把玩，十分喜爱。这书的全名为“Pocket Shakespeare Lexicon”（袖珍莎士比亚词典），实际上是19－20世纪之交英国出版的“Temple Shakespeare”（圣殿版莎士比亚全集）各单行本所附词汇表的合编。我所买到的是1913年版本。书印得小巧精美，插图丰富，十分可爱。这是自己到手的第一部莎氏词典。我们夫妻对此书有过一番小小的讨论。蕾蕾看我喜欢它，建议我把它翻译出来。经我仔细查阅，觉得它篇幅太小，远远不能满足读莎的需要，但那些描绘中古时代英国和欧陆种种风物的版画插图很好，可备书房清玩。
在上海得书后，又到北京访书。在北京图书馆收获很大，发现了四种莎士比亚词典，终于见到久闻大名的 Onions’ “Shakespeare Glossary”（奥尼恩斯《莎士比亚词汇表》），Schmidt's “Shakespeare Lexicon”(施密特《莎士比亚用词全典》)和其他两种词典——它们全是巴金先生捐赠的出版于20世纪之初的旧版书。感谢北图的工作人员热心服务，为我把这些宝贵工具书复印下来备用。
坚冰一旦打破，其他渠道也渐渐沟通。通过外文书店邮购、国外亲戚代买、国际友人赐赠，也包括校系馆藏，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居然拥有相当一批新旧莎剧全集、单行本，Onions和Schmidt也买到了新版，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自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要具备“特异功能”
几十年来寻求莎士比亚词典和权威莎剧版本的目的，在于通读莎士比亚原著。既有了这一批莎学典籍，我便开始边读边查，写下详细的词语笔记。一种新的想法油然而生：图书资料既已具备，并准备下很大工夫通读莎翁全集，何不趁此机会既为自己也为中国学生编一部实用性的莎士比亚词典！根据我的体会，我深知我国英语专业学生阅读莎剧原文的困难，急需这样一部词典。
这个想法看似简单，真正要做起来复杂万分，因为它要求译者的头脑里必须装备三部书：一部标准原文版莎士比亚全集，一部英文莎士比亚词典和一部按原文分行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而译者的脑子还要像电脑一样，一个指令，就映现出每个单词的英文注释、莎剧例句及其中文翻译——我不知道，谁有这种“特异功能”？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可行，那就是：按照莎士比亚全集原著从头到尾通读下去，将难词难句一一列为词头、词目，根据现有国外第一手资料，挑出准确的英文注释，举出莎剧例句，将二者译成中文，再加必要说明，写为词语卡片，最后将全部卡片按字母顺序编成词典。鉴于莎士比亚全集的规模及语言上的难度，这将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程。但唯有如此，把莎氏全集原文从头到尾“啃”一遍、注释一遍，才能达到编这部词典的目的。
设想一旦明确便不再犹豫。1989年冬订出编纂计划和体例，大意如下：
“当前中国莎学实处于青黄不接之势：老一代莎学专家早年留学海外、学贯中西，翻译研究，硕果累累，对于中华莎学有奠基开拓之功；但对于目前一般英语专业学生和青年教师而言，莎剧原著仍为一部封闭的‘天书’，根本障碍在于莎士比亚用语的特殊性。莎士比亚生于400年前，其语言处于中古英语向近代英语过渡时期的‘早期近代英语’时期,词形和词义与当代英语差别甚大，莎剧中还包含伊利莎白时代的大量俗词俚语。这些构成了我国学生阅读莎剧原文的极大困难。因此，很有必要根据我国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出一部适合他们需要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词典，以解决他们攻读莎剧原文中的这种特殊困难。”
20年，我爬了41座大山，累得气喘吁吁
词典编纂计划制订于1989年冬，1990年动手编写。那年我63岁，我给自己定的指标是每天做卡片30张。
莎士比亚全集包括37部剧本、4部诗歌，共41部作品。词典完成时间，我最初的估计大约是5年。可是一旦做起来，才发现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实际上不是5年，而是20年。
注释莎士比亚的作品，没有一部是可以省心的。因为每一部莎剧都有自己的特殊内容和特殊用语，所以每开始注释一个剧本的第一幕，必须从零开始、亦步亦趋地跟着作者走。这是最困难的阶段，需付出最大的耐心。从第一幕到第二幕，则需要通过语言特点逐渐熟悉人物性格，并了解剧情发展的脉络。做到第三幕，对于人物、情节和语言特点熟悉了，工作确实稍微轻松一点。但是，从第四幕到第五幕，不定什么时候也会突然出现一个“拦路虎”，使你出一身冷汗，聚精会神，绞尽脑汁，予以排除。因此，我把编写一部莎剧的语词卡片比作攀登一座大山：从第一幕做到第三幕，是上山；上山最吃力，每一步都必须使出全身力气，累得气喘吁吁，才能登上山顶。到山顶了，稍轻松一点，但也不要以为下山就可以掉以轻心——俗话说：“上山不美，下山顿脚！”每一步还得留神，不能踏空，当心绊倒，更不能停留，必须坚持走到站头，才能休息。
有没有一部莎剧可以省点力气？我带着这个想法，曾在美国问过一位一生从事教学、导演、演出莎剧的老教授：“Are there any minor works in Shakespeare’s plays?”（莎士比亚的剧本里有没有次要作品？）他斩钉截铁地答道：“His plays are all major, major of the major!”（他的剧本全都是重要而又重要！）“重要而又重要！”好吧，41座大山，那就让我一座一座接着攀登吧！
1996年，应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推荐和国际莎士比亚协会邀请，我于该年4月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学大会，并递交论文《为中国学生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编完莎士比亚词典之前，不要让我死去
在美国时探亲访友仆仆于道途之间，深感疲惫，在医院做了一次体检，并以X光拍了鼻喉照片。医生看片后表情有异，诊断书上写着“喉部左侧有占位性病变”。我不懂何意，经蕾蕾询问，才知道这个医学术语指的乃是“喉癌”。蕾蕾对我温言安慰，我脑子里则一片茫然，不知怎么想起普希金的一句诗：“在我写完这部长诗之前，不要让我……”（大意）。
蕾蕾陪我赶回上海，靠亲戚帮忙，到华东医院住院一月，进行复查，经耳鼻喉科诊断为“长期鼻炎引起喉炎和中耳炎”，排除了“喉癌”。我松了一口气，心中冒出《水浒》中林冲的口头语：“天可怜见！”
癌症虽然排除了，但给我提了一个醒：为稳妥起见，最好把已经做过的卡片整理出来，先出成书，免得以后不定有什么闪失，一大堆卡片变成废纸——那可就像克莱喀先生的未完稿一样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于是，把手头没有编完的剧本抓紧编完，写导言，加附录，再把所有编过的莎剧卡片全部合成。1997年暑假一统计：8年间共注释23部莎剧，包括早期喜剧和悲剧、六大喜剧、四大悲剧和八部历史剧。卡片装入24个方便面纸箱，交付出版社，于2002年7月出为《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辞典》。
接下来呢？自然是接着编剩下来的希腊罗马题材剧、晚期喜剧和《十四行诗》等戏剧诗歌。这是从1998年直到如今十来年的工作，我的年龄已从70岁到了80岁出头，工作进度不得不从每天30张卡片降为每天20张或稍多一点。这部分卡片现已完成，出版时，准备命名为“续编”，而把2002年出的大词典当作“正编”。“正编”和“续编”，二者所涵盖的莎氏作品内容各有不同，不相重复，都可独立使用。“续编”里增加了《莎剧版本述略》和《历代莎评辑要》两个附录，因而篇幅要大于“正编”。
整整20年的心血！在这20年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点一滴地体会和欣赏着莎翁的奇思妙语和微言大义，感觉好像是考古工作者在田野上用小铲一点一点剥开泥土、露出一个又一个片断、细节，最后，在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巨大的古代雕像。这部词典，只要能对中国学生起到引领入门的作用，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刘炳善教授和他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
老来何事习雕龙？ 只缘痴情耽莎翁。
敢以苦学追少壮， 窃把勤耕比劳农。
一字未稳几片纸， 三思始得半日功。
心血倘能平险阻， 好与来者攀高峰。
同年９月１８日上午，国际莎士比亚研讨会在开封东京大饭店开幕，刘炳善教授作了《莎士比亚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的主题发言，来自美国、日本和全国各地的莎学专家手捧１３３０页的印制精美的《大词典》，赞不绝口。
一 、“‘当作家’这三个字影响了我一生。”
“不知今夜月，曾动几人情？”
２００１年的中秋节，我怀里揣着刚刚过世的王大海先生的杂文集《思想的落叶》直奔古城开封去看望刘炳善先生。--刘先生刚刚得知老朋友王大海驭鹤而去，急于见到王先生这最后一本集子。
我悄悄地去看他，他说，如果不是这个会，他大概像去年中秋节一样，一如既往地在书房里抄着小卡片度过传统的佳节。“７０岁以前每天能写３０张卡片，现在也得写２０张，这是个细致活。”他不愿停下来，也不敢停下来；他不曾觉得苦，也顾不上体味苦或者累——他说：“莎士比亚没有把我拒之门外，反倒给了我十年的愉快劳动。”写作是他的生存方式，他靠手里的笔活着。
“小学上到四年级，粗通文字，开始看课外书，知道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知道俄国有个作家叫‘普式庚’。”
“1939年冬天，我流亡到甘肃省清水县，上了由河南流亡学生组成的战时中学国立十中。”刘先生回忆道：“初到十中，迎接我们的是虱子、疥疮和伤寒病，许多同学死掉了。我得了斑疹伤寒，已经昏迷、垂危，多亏一位姓焦的老大夫及时抢救，才捡了一条命。当时师生患难与共，感情深厚。由于校长贪污，大家生活很苦。一位老师冬天穿单衣给我们上课，冻得瑟瑟发抖，同学们凑钱给他做了一件棉衣。”
“受鲁迅的影响，在高中时我曾迷恋木刻艺术，但主要还是爱好文学。国文老师王若虚不失时机地鼓励我‘当作家’，这三个字影响了我一生。”
1945年5月，因为参加了反对校长贪污的学潮，18岁的刘炳善被十中当局开除，托着辘辘饥肠和满脑子的文学梦离开了清水县。
钱钟书先生“重”创作而“轻”研究，曾说作《说文解字注》的段玉裁是“经生不通艺事”。提及这些，刘先生常有同感。他不止一次说及自己的初衷是当作家而非学者。
“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他说：“我是在解放前的战争和苦难的环境中爱上文学的，直到现在，这个热爱和追求仍是我个人生活的一条主线，有时候甚至成为维系自己生活信念的精神支柱。”
“我的处女作是散文，题为《桌子》，发表在重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责任编辑是杨刚女士。”每每说到此事，刘老师都流露出感激之情。
那是1944年，17岁的刘炳善正在上高二，迷恋李广田的散文，便以自己为模特写了一个调皮男孩在课桌上连画带刻的所作所为。
“杨刚把我的小文章发为‘头题’，指出我的优点是对日常小事比较敏感，建议我读高尔基的《在人间》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会当有益’。我一个小孩子家，不知道杨刚女士是主编、《傲慢与偏见》的译者，到解放后才知道她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当过周总理的秘书。”
1985年初，我把一部《杨刚文集》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刘先生，他说：“我从照片上第一次看到杨刚同志的面貌，了解了我的文学写作的引路人的经历，以及她1957年的不幸逝世。”
凭借良好的英文基础，刘炳善用英文写的短篇小说“An Arrest”（《逮捕》）在布拉格《世界学生新闻》上发表并获得该刊1952年征文比赛一等奖，为祖国争了光。评委会主席为土耳其著名诗人希克梅特。年轻的刘炳善因此被邀请参加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狂欢节。然而，又是因病无法成行--“文章憎命达”，他写作研究的一生正是与病魔博战的一生。
1953年，临时赴朝鲜做了一段英文翻译之后，刘炳善回到河南省文化局戏曲改进会，一头扎进戏剧创作--——儿时的滥觞终成正果。4年间，他写了四部大型剧本，其中《李闯王》由省豫剧二团在郑、汴、洛三地演出近百场，颇得好评。历史剧《反冀州》和现代戏《第一眼井》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奈在那个“把高粱穗割下来/放在麦秆上/把麦穗割下来/放在谷秆上/把谷穗割下来/放在高粱秆上/然后向全世界宣布/创造了奇迹/”的时代，什么“奇迹”都能出现。某官员一口咬定《李闯王》“歪曲了农民领袖形象”，横加挞伐。刘炳善提出申辩，又获得“反领导”罪名，以至于过了一年多，刘老师已调入河南大学外语系教书，仍因曾经“反领导”而戴上了“右派”帽子。
1962年，“右派”帽子摘了，“四清”和“文革”接踵而至。刘炳善饱蘸心血的创作的笔一搁就是２２年。
“二十二年前的探求者呵，走着呢还是已经安卧？但愿为探求而受难的人，宽慰于演完最后一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幕拉开的同时，刘炳善当即拣起了创作的笔。
1978年12月，他写出了京剧剧本《李信与红娘子》，经马彦祥等先生指导，北京风雷京剧团立即进行了排演。
1980年8月，他又完成了中篇小说《老牛行状》，极尽从“反右”到“文革”期间小人物的艰苦悲辛。大概对那段岁月感触太多，他把小说改了又改。《奔流》副主编王大海先生称赏后征求意见：此前《奔流》没发过中篇，拟分上下兩期，或交即将创刊的《莽原》一次登完。刘老师同意了后者。无奈后来“反右”似乎不宜“大面积谈论”，就搁下了。当我把稿子转交《清明》编辑部祝兴义先生时，已是1982年夏。祝兴义在回信中说，刘教授的稿子如果1980年发出，完全可以与《天云山传奇》（鲁彦周）、《泥泞》（丛维熙）等作品比肩。
后来，他又完成了中篇《书房的窗口--——邬其仁教授见闻杂记》、话剧《商君传奇》等。１９９４年，他出版了小说散文集《异时异地集》，其中多为精品。其中不少文字在全国广有影响的刊物如《随笔》、《读书》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谢谢你们，介绍人》甚至被《读者》杂志选到了封面上。
想举国上下，“博导”并不罕见，而能够以文学创作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博导”又有几人呢？时至今日，没能在创作上“形成气候”，仍是刘先生的遗憾之一。
二 “我常常为老师的才华横溢而感到骄傲”
《韩诗外传》曰：“古之谓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犹言先醒也。”只有让学生到老都念念不忘的老师才是当之无愧的“先醒”。
大名鼎鼎的文化保守主义领袖吴宓是1949年刘先生在重庆大学外文系的老师。“他身材不高、经常穿一件“整而不洁”的旧灰布长衫，黑瘦但很有精神。在这位老教授身上，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洋浪漫精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刘先生评价道：“在课堂上，说到‘罗马帝国’，他双肩猛然一耸，仿佛罗马就是他的‘帝国’，他自己就是一个‘凯撒’似的。他常常引用《红楼梦》，熟极了，随口就能一段一段背下来。”--这是刘炳善绘声绘色的回忆。
大学生活很不安定，1951年暑假，“游子思归”的刘炳善格外思念北方的家乡，于是决定到北京大学考转学生。临行前，吴宓先生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带给北大的老朋友汤用彤和朱光潜。
“转学考试主要是写一篇英语作文，卞之琳先生主考。我录取了，但由于肺病没治好，不能入学，只得回到河南，从此结束了我那段段续续的大学生活。”
“重大外文系同学王世垣不久写来了信，其中说：‘吴宓先生听说你考上了北大三年级，立刻喜形于色，而且顿足，说，“刘炳善这个学生到底是好！”再听说你因病没有入学，他就叹息，认为北大太无情了。’”
“1989年，我见到中国社科院朱虹同志，才知道当年应该‘争’一下。”刘先生已经把几十年前的遗憾化为平静：“朱虹50年代初从辅仁转到北大，也曾因病不让入学，她力争了一下，就上了。--—不过，当时北大教务处一位女职员拿话激我：‘一个年轻人，出路多的是。上不上北大，有什么关系？’我一赌气，就回河南了。好，这一回，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此情可待成追忆”，不知道那位女职员如今是否健在，是否还记得这件改变了一位年轻学子生活路向的事情。
20多年间，刘老师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恩师万曼和周震中。
谈起万先生，一向沉稳有加的刘老师表情异常丰富，额上的皱纹里折叠着敬佩。
“在国立十中那穷山窝的破教室里，我幸运地跟万先生听了大半部中国文学史，” 他说：“讲老子‘大爱必大费，多易必多难’，万先生说把什么都看得容易，一定要碰大钉子。讲‘暴雨不终朝’时，天正好下着瓢泼大雨。他望着窗外说‘要是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岂不都要化为鱼乎？’讲到‘离骚者，遭忧也’，万先生随口说出英文成语‘fallen in sorrow’以资比较。我们原来对诗圣杜甫毫无所知，他在黑板上写下‘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十个字，我们一下就懂了--校长贪污伙食费，我们的的肚子体会得非常深刻。饥饿，使我们和伟大的诗人肩并肩站在一起了。”
“我被开除时，万先生向教务主任提出了抗议。”刘老师说：“万先生后来在河大执教，他曾计划写一套唐诗人传，40种。他1971年去世，1980年中华书局出了他的《唐诗叙录》，可惜除了50年代出版的《白居易传》和家属保存的《杜甫传》，全部计划终未完成。”
多才多艺的周先生是刘老师的英语老师，地下党员。他书法、戏曲、诗词样样精通，当时就翻译过托尔斯泰、果戈理、小泉八云的小说。60年代担任过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文化参赞。
“1979年冬天，教育部在开封召开我的《英国文学简史》审稿讨论会，周先生还远道来参加，给他这个老学生以支持。”刘老师惋惜地说：“1988年9月，他突然从北京光临寒舍，我喜出望外。和爱人一起请他吃了一顿午饭，算是对老师的唯一一次‘答谢宴会’。不料那竟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面。”
“我常常为老师的才华横溢而感到骄傲，也常常为自己的幼稚和庸碌而感到惭愧。”刘先生一向严肃的脸上浮动着少有的亲切。他声音哑哑的，缓缓的，一字一句。我觉得他不是在讲述自己的老师，而是在缅怀一位家人，品味一幅名画，阐释一段典故，描摹一尊画像，甚至是在念叨一位情人——他在诉说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
三 英文版《英国文学简史》：“直似大旱之见云雨”
记得学者王晓明写老作家艾芜时说过，艾老平时对一切（包括四川的医院因文联交不起药费要把他赶出去）都“无动于衷”，可是一提起他年轻时流浪过的西南边地，老人马上像换了一个人：“那真是绿天绿地呀！”
刘炳善先生提起英国文学亦然。
谈及1946年在重庆上大学，他说：“最高兴的事就是坐在与人相亲的嘉陵江边细读英文的《金库诗选》、《彭斯歌谣》和莎士比亚戏剧。”
于是，1957年河大外语系领导让他准备英国文学史的教学工作，他欣然应允而且下了苦功，即便后来顶着“右派”帽子看菜园，他还随身带着《牛津英文散文选粹》。“人在苦难之中往往会想起俄罗斯文学”，他说，他的精神支柱是深夜读英文版的《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等等。无奈沉重的劳动和刻骨的检查早八点到晚十点雷打不动，“英国文学在我的生活中被挤掉了。”——这是一起一落。
1962年“右派”摘帽，两年后刘炳善老师“继往开来”，钻研原著，搜集史料，写出了英国文学史资料长编——厚厚两大本笔记。正整装待发上讲台，上级有令：“英国文学停开”。刘老师再一次绝望了。——这是二起二落。
幸运的是两本笔记“文革”中未被抄走。1978年，刘老师在两本笔记的基础上，编出自己的讲义，原来只想自编自用，不料对外交流之后好评如潮，苏州大学外语系激赏曰“直似大旱之见云雨”。
1980年，经初步修订的《英国文学简史》14000册两个月内销售一空，影响波及云、贵、川等地。1981年春，《简史》经上海外国语学院专家校订，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全国大学春季教材。
２０余年来，这部在国内具有开创意义的教科书累计印数已达２７万多册。北京大学１９９４年出版的《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研究提要》将其列入“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别史”之首。美国著名学者鲁宾斯坦博士来信称之为“一部值得赞扬的作品，定能引导中国学生学习英国文学。”
“当时还没有‘码洋’一说，稿费实在无从谈起。”刘先生说：“一共给了2400元，校订费先去掉了800,可所得税仍按2400交，给我时只剩下1200。”——去掉四处奔波、联系出版的食宿、路费，刘先生几十年心血的所得用一个时髦的词叫做：“负增长”。而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出版社迅速地盖起了大楼。
“1992年，因为要作全面修订、增补，我去上海要版权，出版社说‘挺好的，不改可以，不改可以。’我拿回了版权，1993年修订、增补完毕，在河南出版，这才真正拿到一点版税。”
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是，天南海北的大学生和青年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刘先生的财富更多地存放在广大读者心中。
“外语教育发展很快，我这‘笔记起家’的第一部书，还要作一次较大增订，以适应新世纪教学的需要。” 刘老师说。
四 萧乾说：“《伊利亚随笔选》让我译得五年”
“1981年《英国文学简史》修订完毕，我累得大病两场。”刘先生“不堪回首”地回忆道：“一次是在北京外文印刷厂的招待所，我病倒50多天。当时举目无亲，多亏了所长王师傅相助，我才转危为安。回到开封不久，又‘追加’一回，病了一个月，是几位同学帮我做饭，度过了难关。”
“那时候生活没规律，也不懂得营养，血压常常在60/90。1983年冬天结了婚，才走上正轨，搞了7年的英国散文的翻译。”
百花文艺社1984年出的《外国优秀散文》是《世界文学》编辑部编的货真价实的“精华本”。在那本书里，“刘炳善”的名字与冰心、朱光潜、荒芜、王佐良、周珏良排列在一起，收录的是他译的兰姆的《伊利亚随笔二则》。见了译文，翻译届不少专家都在打听：“谁是刘炳善？”其时，刘先生正栖身河南大学“工字院”东边的木阁楼上，那是一个窄小的套间，套间的门框上挂着一盏汽马灯，以对付停电。汽马灯左近，挂着冬天戴的那种皮帽子，写字台是旧的，旁边 “饱经沧桑”的小衣箱上面是一台９吋的黑白电视。
1988年，《伊利亚随笔》由三联书店出版，英国伦敦大学卜立德教授称赞译文“恰如其分”，说刘先生的译作是“爱的劳动”。冯亦代先生亦称道曰：“为选译英国散文开辟了一条新路。”
作为英国散文大家，兰姆的散文文白杂糅，迂回曲折，“古典”里套“今典”，真实里加“艺增”，译家颇不容易对付。我曾询问刘老师处理译文有没有“诀窍”。
“两个办法。”刘老师解释：“一是扣住兰姆的‘幽默情调’，以鲁迅式的‘含泪的幽默’笔式与其照应。二是‘慢工出细活’，反复修改、推敲、润色，我常常改到五六遍。”
“有时候还真能碰上可遇不可求的‘巧劲儿’。”他说，译《退休者》的第一句，就碰上了“Reader”一词，译成“读者”、觉得“清汤寡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了《水浒传》里的“看官”一词。“行了”刘老师说：“这个半文不白的称呼好像就是为兰姆准备的。还有一篇文章，原题为‘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其中Homely按中文可以翻成‘寒怆’，但兰姆用这个词音意双关，译为‘寒怆’显然不够味，琢磨中，我忽然想起唐诗‘西望长安不见家’，有了，就译成‘家虽不佳仍是家’，‘佳’和‘家’，正好两边都挂住了。”
以翻译培根“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而名扬全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先生曾当面称赞刘炳善老师的译笔，而北京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先生更是慷慨：“刘先生，你译多少，我出多少。”萧乾先生对刘老师的爱人储老师说：“《伊利亚随笔选》，让我译得五年”。
《伊利亚随笔》之后，《伦敦的叫卖声》、《书和画像》等译著相继作为“文化生活译丛”出版，为刘先生赢得了译名。他说，从翻译中自己同样得到了“艺术创造的快乐”。
五 “为中国学生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来历不凡。
１９９０年，执教大学40年之后的62岁高龄的刘炳善先生决定编写这部词典。年事已高，心力有限，整个２０世纪莎学界在词典编写方面尚无新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刘炳善为什么忽然想到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呢？他的心声是——为中国学生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上中学看曹禺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一下子就被那优美的文字吸引住了，以为原作也是那样。可拿过来原文一念，‘傻脸’了，那简直是‘外国话里边的外国话’。”刘先生说：“莎士比亚使用的是一种‘早期近代英语’，词形、词义、用法都还在发展阶段。为了使当时的观众雅俗共赏，他又采用了大量伊丽莎白时代的俗词俚语，其中融会了许多当时的风俗、人情、习尚、典章、制度、器物等等，非常类似我国元曲，而咱有《元曲释词》，却没有适合中国学生用的莎士比亚词典。”
诗人徐迟早就说过，要读懂莎士比亚光靠白文本和普通字典是不行的，必须有好的版本和专门的工具书。近百年来国外出了莎氏词典数种，但国内学生难以见到，而且有的卷佚浩繁，不易查阅；有的又过于简略，不能解渴，是故“有中国特色的、方便中国学生使用的”莎士比亚词典还必须有中国人自己动手编。
刘先生把这项近千万字的巨大的工程称为“自愿的苦役”。自1990年开始，８年编纂４年校对，１２年间夫妇二人真是全力以赴、惨淡经营。
“无所谓‘双休周末’，也无所谓节庆假日，不管春季的桃红柳绿、夏天的阳光灿烂、秋日的天高气爽、冬令的银妆素裹，一心一意，念兹在兹，惟以这部词典作为我们二人安身立命的庄严事业……日就月将，铢积寸累，共写出莎剧词语卡片四万一千二百张；经过一步步编排合成，把他们紧紧地装进了24只方便面纸箱，连通前言附录，即将复印成书。8年马拉松式的苦工，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抚摸一下被漫长的重负压得酸痛的肩背，歇一口气了。”
——从这段“在《自序》中，读者不难想见一位望七老人是怎样度过了３０００个日日夜夜……
按出版计划，作为“九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的词典２００１年年底问世，这是中国学者所编的第一部大型的莎士比亚（原文）词典，也是近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第一部新的莎士比亚原文词典。所以，尚在编撰中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已经震惊全国，走向世界。
１９９６年，中山大学戴镏龄教授将该书与德国英语大家施密特所编的“浩博全备、一百多年来巍然屹立于莎学界唯一的丰碑”《莎士比亚用语词典大全》相提并论：“炳善同志博采众长，涓滴不遗，和施密特是不谋而合。施密特难以专美于前，可以预卜，炳善同志的这部词典，必然功不唐捐，将推动莎剧在我国的进一步普及。”
1997年，全国英国文学大会的闭幕式上，原来没有准备发言的刘炳善先生被请上了主席台，刘先生讲了编写词典的初衷和甘苦，全场掌声如潮。南京大学一位博士生拉着刘先生的手说：“刘老师，你是这次大会的‘名星’！”
1998年，上海戏剧学院。莎士比亚国际研讨会闭幕式，刘老师再次登台作了演讲。大会执行主席、香港莎士比亚研究会主席黎老太太激动地说：“没有更多时间作闭幕词了——让我们大家共同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河南大学刘炳善先生！”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笔刘老师的病情。因为1996年赴美国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回来后检查身体，曾怀疑他患了癌症，到上海华东医院全面检查后，排除了癌症，但结果是：长期高血压、长年的鼻窦炎引起的呼吸不畅、中耳炎、右耳听力严重衰弱、喉炎、右眼基本失明、左眼亦有云翳、线状疱疹。
然而，词典问世之际，刘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帮助过自己的人们：“萧乾、冯亦代、沈昌文先生从开始定计划就鼓励我、指导我，北大李赋宁、中大戴镏龄两位先生的序言为词典增了光。书马上要问世了，可惜萧先生、戴先生他们已经去世，看不到了。”
刘先生念念不忘的还有：美国密西根州萨吉诺大学莎学专家王裕珩教授远道惠赠莎剧的美国新版本多种，英国版画家格雷厄姆·克拉克专门为词典的封面画了莎翁画像……
六 “惶惶巨著 功在千秋”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首发式及座谈会盛况空前。
著名翻译家屠岸先生挥动如椽大笔，为《词典》面世题了８个大字——
惶惶巨著
功在千秋
“这部著作是中国莎学研究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屠岸先生激动地说：“这部大词典与中外大大小小的莎士比亚词典不同，这是专门为中国学生编的。当年徐志摩对他的学生说‘你们看不懂原文，不配插嘴，就对个耳朵听行了！’有点奚落学生的味道。我很佩服徐志摩，但他这样说不太好。他如果像刘先生一样编出这样一部工具书，我们更要感谢他。所以，我要祝贺刘先生，他的工作佳惠后学，功在千秋。”
谈及这部词典的文化意义，屠岸先生说：“这不仅仅是刘炳善先生对莎士比亚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代表了河南大学的学术品位，提高了河南省的学术地位。过去这类大型图书全是沿海、京沪出版，现在看来，河南在文化建设方面，很可能会后来居上！河南是杜甫的故乡，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出版方面赶上和超过京沪完全可能！”
莎学专家裘克安先生评价说：“这部书在中国莎学界成就非常高，是中国人学习莎士比亚原著的优秀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以后有人再编很难很难——找第二个人都不容易！除非更年轻的学生。”他说：“莎士比亚３９部戏剧，刘炳善先生收入了３８部。我翻了一天时间，仅仅发现一个字母的错误。词典的排印、装订、校对、插图都很好，学术价值很高。出版社有眼光，有精神，值得我们搞莎学的人敬佩！”
北大博士、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辜正坤先生把《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的出版称为“中国出版业的盛事、莎学界和整个学术届的福音。”他认为该书的鲜明特点在于目的性明显、对象清楚，收词丰富，可以解决莎学阅读中的９５％的问题；释意清晰全面，均注有出处，可以从例句寻原著，方便研究。
同时，辜正坤先生出版这部书显示了河南出版界的“高档意识”。他说：“出版社考虑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部书的出版代表了一种出版方向，出版风气。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气象。”
２０多年前首次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刘炳善先生译文的编辑李文俊研究员幽默地说：“我发表刘先生译文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他要出词典——这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西行。中原是中国历史的发祥地，出现了很多耕耘家。我早年译过福克纳，是上海北京出的，后来他们不买版权了，是中部西部的出版社给了支持。我从这部书看到了希望！”
“词典中的许多例句都是刘先生自己翻译的，这也很重要。” 李文俊先生说：“当初刘先生说到这一点，我没在意，一看词典，知道对于释意和达意，太有用了。”接着，李先生“严正声明”引得大家笑逐颜开：“我与刘先生相处这么多年，一共收到过他爱人储国蕾女士捎来的一包黑皮花生米，计三斤左右！”
说及储国蕾女士，李先生评价道：“她辅助刘先生出这部书，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为首发式及座谈会东奔西走、“上窜下跳”而谦谨有加的郑土生研究员补充说：“刘先生夫妇亲密合作，并肩战斗，建立起莎翁词典编著的第二座纪念碑，打开了读莎翁原文宝库的大门。”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黄梅研究员说：“面对这么好的工具书，我非常感谢，也很感动——在不少人都是只求眼前名利的情况下，能够一点一滴地做成这么浩大的工作，的确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著名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说：“刘先生的这部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词典，对于广大中国学生，它具有‘莎士比亚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中生平、发音、典故、年表，都很齐全。当时的名词为什么用作动词？动词为什么用作形容词？那段时间的语言并不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把握的，有了这部词典，中国学生就方便得多了。”董先生建议可以再补充一个附录，即“４００年来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收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对于莎士比亚的不同理解，让词典更具有“百科全书”性质。
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世纪。国际莎学主席曾经郑重地预言：“只要克服了语言障碍，中国一定会出现更多的莎士比亚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莎士比亚的春天就会真的在中国出现。”
身居开封的刘炳善教授默默地浇铸着打开莎翁研读大门的金灿灿的钥匙。
前不久，遇到河南大学关爱和校长专程看望刘先生。
“刘先生，词典‘续编’还有什么难处，还需要哪些支持，你说吧。”关校长仍是一如既往的学生身份。刘先生的回答是：“放心吧，只要有个有利于科研的环境，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能干成！”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的责任编辑感叹：“这部大书是两条人命换来的！”
“如果单单是为了名利，我们不必吃这种苦头。”刘先生说：“多少稿费也抵不上两个人十一年的拼命呀。”
我蓦然记起刘老师几年前在电话里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别人怎么说都是虚的，除了自己拼老命是真的！”——原来如此。
似乎不必再说什么了。
“只有把全人类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并且为此日夜不安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是英国著名诗人济慈说的，一百多年前替刘先生说的。
而刘先生的七言律诗《有感二首》，则说得更加具有个人色彩和生命意义：
其一
汴梁一住四十年，待忆往事散如烟。
名入另册亲亦疏，身经坎坷苦自甘；
忧患方知亲书册，穷蹙始肯力砚田。
悠悠浑忘家何在，独对丛残一惘然。
其二
道是无家却有家，“每依北斗望京华”:
老友一二时存问，长者三五稍提拔；
清溪涓涓贵不断，远山隐隐胜流霞。
梦中总觉长安近，何妨真情到天涯？
晚清风雨飘摇之际，不少身处朝廷中枢的大臣们，也在尽力撑持局面。颓势已不可逆转，但他们仍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调整，这种努力虽然最终未达到预期，却为后来者提供可贵的经验和参照。其中，张之洞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对当时社会的理解全面而深湛，这又集中体现在其进呈给光绪帝的《劝学篇》中——作为“洋务运动”行动纲领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出自这里。这部书获得光绪帝、慈禧太后的一致称赏，影响波及欧美。1900年，纽约出版了乌特勒来基的译本，译者将其名为《中国唯一之希望》。什么样的内容，使其具有这样的影响？
“中体西用”的思想肇始于冯桂芬，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即有“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还比较笼统，张之洞进一步发挥，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加以深化和广延，从而成为深刻影响后世的概念。“中体”是指“旧学”，“西用”是指“新学”，《外篇·设学第三》给出了具体的界定：“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学”是此书的核心，《劝学篇》的序言中即明确指出：“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理解这部书的关键。向谁学，学什么，怎么学是其中包含的三个问题。而要解析这个问题，必须与当日的时局相系，“救时”已是晚清朝野上下所共同关切的问题，《劝学篇》对此有着非常自觉的认识，并有具体策略呼应。
《外篇·变科举第八》：“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而这种改革早有先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这部书里的“经济”有其特殊含义，具体又分“中学经济”和“西学经济”。新的考试制度分为三场，第一场就是“中学经济”，考试内容是“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这一场被录取的，才能参加第二场“西学经济”的考试，“西学经济”的考试范围是“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文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类等，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同样，第二场通过的，才能参加第三场考试，第三场考的是“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三场都考得好的，才能最后上榜。
按照现在的高考方式，以上大致可对应为：第一场考历史和时评（这个好像得专门再开课去学）；第二场考大综合（除了政史地、理化生外，还有官制、经济、商务、军事、哲学、制造等，可谓超级大综合！但根据大综合考试规律，科目越多，难度系数一般越小，所以这一场知识面广的同学更易取胜）；第三场考作文三篇（从指定的教材中出题，只能写议论文，其他文体均按跑题算）。一场合格了才能考下一场，最后按总成绩录取。这也真够难的了！虽然改进了不少，但课业负担一点也没减轻。
对于这种考试的合理性，张之洞给出的解释是：“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对于其可行性，张之洞也有根据：“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出发点是好的，尤其是能考虑到广大考生的不易。对于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也要考试，且“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张之洞探花出身，能有此言，足见其果敢与识见。
但从外部来讲，周边列强实在只想让当时的中国成为“规规矩矩”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因此不会给予支持，说白了，这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内部来说，当时觉醒的人们已经不会再给清廷这种机会了，新的时代已然到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所以重视这部书，最重要的原因是其能在既有的轨道上升级动力装置，试读《内篇·同心第一》那句：“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就为整部书定了基调。全书分内篇和外篇，对应于内心和行动。内心方面来说，皇家的权威不可触碰，为之服务的官员和百姓只有在具体方法层面具有变革的权力。
对于官员的作用，《内篇·守约第八》有着清醒的认识：“官为国与民之枢纽，官不治则国民交受其害。此为《周礼》一经专有之义，故汉名《周官经》，唐名《周官礼》”。《知类第四》中，张之洞又引用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的一段话：“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这也正是《礼记》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要求，对当时的社会全体成员都进行了引导。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困惑，也有办法，《内篇·宗经第五》：“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分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修身的学问，须向孔孟之路上寻。
外国人看重此书，正是着眼于这种变法改革的内涵，这其中既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如《内篇》中的《循序第七》，阐释先中学后西学的顺序，固本溯源，方可根深叶茂；《守约第八》则强调先博后约的学习方式。亦有具体应用层面的，这在《外篇》中有非常全面而深入的介绍，从游学、设立译书局、阅报、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等方面详加阐述，并力求其会通。这其中，《非弭兵第十四》需要特别提及。针对当时有言论认为应该学别的一些国家削减军费开支，甚至不设军队，张之洞言辞恳切予以反驳，并列出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险局面，进而讲道：“我果有兵，弱国惧我，强国亲我，一动与欧则欧胜，与亚则亚胜，如是，则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权在我也。我无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为万国笑乎？”乌特勒来基之所以将《劝学篇》译为《中国唯一之希望》，正是从其中看到了东方雄狮的觉醒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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