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老残游记(汉英对照)》译序

译  序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乃是这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此处,胡适说到了两派小说的创作:北方派和南方派。北方作家先期出现了。他们创作的历险故事,全是关于超人力量的武艺,死(甚至还有比死更危险的)里逃生的豪侠,女英雄以及邪恶的和尚。这些作品在普通大众中间一直很受人们的喜爱,书中的许多故事已经成为说书人和戏院老板常用节目的一部分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满人文康作于1875年的《儿女英雄传》; 佚名作的《三侠五义》(该书的第一部分出现于1879年),还有写于1890年,实际上是《三侠五义》续篇的《小五义》。所有这些作品都属于评话。评话的意思是“言语夸张或用语言评论”,这其中有说书人在讲故事时加入自己的评论所做的贡献。在宋朝(960—1279)开始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这样的故事,到明朝(1368—1644)时则以一部《水浒传》达到史诗般的高度。评话故事效法《水浒传》及其他巨著,十九世纪晚期在叙事的生动性这一方面达到了非常的高度。尽管这些评话几乎没有什么深层的思考,但是,其中的喜剧增添了其趣味性,人物丰满,是不错的故事。口语化的语言新鲜活泼,其中《儿女英雄传》或许是纯北京方言的最佳书面记录。

    南方学派包括江苏和广东的作家,在义和团运动后始现。虽然北方学派作家只是无意中反映了普通大众希望侠义之士能够伸张正义、挽救国家的本能欲望,这些南方作家对中国所处的危险境地十分清楚。他们一生中听到了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叛乱以及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与外国交战相关的叙述。他们亲身经历了1898年中途流产的改革运动,以及1900年灾难性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在寻找所有这些灾难的源头时,发现原因不在于外国入侵,而在于士大夫阶层的尸位素餐及腐化败落,还有陈旧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他们因此开始在虚构的作品中表达这种批判的态度。梁启超猛烈地抨击说: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肠荡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蠹鱼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弄舌摇笔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

    这些英雄故事以《水浒传》作为自己的伟大榜样,同样,南方作家的社会政治讽刺小说也从安徽人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中获得了灵感。《儒林外史》一书由作者那个时代的人生活中的许多不相关联的事情组成,读来让人愉悦。该书叙述流畅,讽刺了人类的诸多弱点,尽管这些讽刺主要是针对那些文人和官员的。

    和《儒林外史》相比,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小说绝大多数都更囿于对政治的兴趣,因而表现出某种愤恨和偏狭。最重要的作家有三位:李宝嘉(1867—1906)、吴沃尧(1867—1910)、刘铁云(1857—1909)。李宝嘉是江苏人,中了秀才之后就在上海悉心投身文学,编辑了几本主要和城市娱乐相关的小报,写写诗歌,但最重要的是,创作了六部小说,其中最长也是最为著名的是《官场现形记》。此书始作于1901年,前36回发表于1903年,后来的24回写成于1904至1905年间。尽管书中所叙有一半人们认为比较夸张,但是该书对无知、受贿、贪污、玩弄女性及纳妾等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控诉。从文学的观点出发,该书的水平良莠不齐,但作为一部社会情况的记录,这本书又很重要。广东人吴沃尧来到上海在报社工作,后来写了几部小说,其中最为人知的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该书的第一部分载于1904年梁启超在日本编的《新小说》杂志上。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对整个社会体制,特别是官员和文人的活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但在胡适和鲁迅看来,与《儒林外史》那种温文尔雅的嘲讽相比,这两本小说一味对社会不公进行指责,描写民众痛苦,其艺术性受到了削弱。胡适抱怨说,在《官场现形记》的一千五百多页中,没有一个清官。

刘铁云的一生

    南方社会讽刺小说作家中的第三位是刘铁云,《老残游记》(以下简称《游记》)的作者。刘铁云天性不拘传统,多才多艺,但他生活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所以,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还是在国人日益感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影响的那个新时代的迫切需要,他的感觉都同样敏锐。

    1857年刘铁云生于江苏六合,其家族在该地区的历史可以溯及宋朝时由于金人驱赶而与宋高宗(1127—1163年在位)一起南下的一位名叫刘光世的将军。刘铁云的父亲是1852年中的进士,曾在河南做过按察,后官至道台。刘铁云本人的早年是在淮安度过的。他性格独立,天性冲动,不规于约束,广泛结交平民之家中粗野青年为友。未及二十岁,已是精力充沛而又勤奋好学,但他拒绝接受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必须的八股文写作的约束。他曾跟从父亲研究宋朝的哲学家,花了大量时间与朋友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目的是准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救国。他们一起商讨军事科学、经济和数学方面的问题,练习拳术。刘铁云自己长于治河,对音乐、诗歌、天文和医药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所有的这些兴趣在他的小说里均有清楚的体现。他少年老成,常有奇思妙想,人们都称他“那个疯子”。

    他的父亲死后,他哥哥作为一家之长,坚持认为他应该做点什么以图生计。他的想法是到淮安开一家关东烟草店,这种想法在一个官员家庭里是很奇怪的。不幸的是,雇来的做帮手的会计理财不当,终于在年关到来的时候自杀了。烟草生意就此结束,而他许多的商业失败却由此开始。

    事后刘铁云去了扬州,在那儿师从太谷派(一个有着神秘教义的宗教团体,其融合了多种思想的教义体现了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元素)当时的掌门人李龙川。在他老师的影响下,这个原本非常桀骜不驯、不服管束的年轻人显然经历了可以称之为一场宗教的皈依的过程,因为尽管他仍然无拘无束、直言不讳,但行为处事的方式已大变温和,他在研究上的趣味据称也已变得“单纯”。他逐渐有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内心充满了对人民的怜惜之情。小说第九回中的非常玄学的那一组诗是为了纪念他的老师李龙川,而第十回和第十一回中有着许多奇思怪想的隐士和哲学家黄龙子则是他的朋友、同门黄隰朋的写照。他的另一个好友蒋文田(号龙溪)也是李龙川的弟子。

    他做过中医,但没有生意。随后开始准备科举考试,但他厌倦单调的学习,所以很快就放弃了。年已三十的他显然已到了有一个安定生活的时候了。他的下一个努力是在上海建了一家印刷机构—石昌书局,这是中国最早采用石印的印刷厂之一。正当生意似乎开始红火之时,书局里他的一些亲戚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将他为顾主所印的书卖了。他官司缠身,到事情了结的时候,印刷厂也破产了，他只好回到淮安。

    次年(1888年),黄河在河南郑州附近决口,刘铁云决定投效吴大澄。吴是他父亲的朋友,时任河道总督。刘铁云向吴献上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给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在黄河堤坝上的大缺口合龙工作中被委以要职。他成功地实施了他的计划,部分原因是他脱下长袍,行走于民工之中,亲自指挥、敦促他们—官员这么做是从来没有过的!吴大澄向京城举荐了他,又让他负责测绘河南、山东、直隶三省黄河地图。山东巡抚张曜听到他在河南成功的消息后,就邀请他到自己衙门里任治黄顾问,官衔为提调(后升任知府)。1890年至1893年都在山东任此职,这期间写了几本有关河工和数学的书。张曜的大部分幕僚都提倡用贾让的办法,其主要原则是将河床加宽,以让堤坝中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洪水。而刘铁云建议用王景的办法—将河床变窄、变深,使水流加快,避免淤泥沉积。最终巡抚张曜采用了他的方法,结果招致刚毅和毓贤这两个反动官员的仇恨。袁世凯此时也在山东任职。他对刘铁云怀恨在心,因为刘没能或者不愿劝说巡抚张曜重用袁世凯。这个时期刘铁云无心招来的仇恨却成为他十五年后经历的苦难之主要原因。

    1893年,刘铁云的母亲病故,他遂到淮安奔丧,并按传统守孝。这时,他与后来成为中国主要的古文字学家、大学者罗振玉(1866—1940)过从甚密。其实两人少年时就认识,只是年龄小些的罗振玉当时回避年少轻狂的刘铁云。但最近他们通信才知道两人在治河的问题上看法一致。他们还讨论了中日战争(1894—1895)。两人对日本的战略看法相同。他们预言旅顺港和大连港将会落入日本之手,尽管所有的朋友都怀疑这一点。

    1894年刘铁云孝期已满,此时的山东巡抚已是1891年到任的福润了。福润以奇才异能推荐了他,因此他被召进京,专门参加总理衙门的考试。他在北京待了两年,此间他确信,只有工商业得到发展,中国才能繁荣富强,而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先修铁路,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借助国外的资金。他去了汉口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经办京汉铁路。因为和汉口某些官员的观点不一,刘铁云回到北京,又建议修一条铁路,从天津到扬子江上他的家乡镇江对面某处。他在京中做官的同乡不知道这条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的种种益处,所以反对并最终将他从同乡会的名册上除去。后来,这条铁路建成了,通到了南京对面的浦口。厌倦了诸多官员的态度,刘铁云决定放弃从政的所有念头,在余生中投身于私营工商业,但所有的项目都失败了。首先他和一家英国公司——福公司合作,制定计划建一条铁路到山西,开采当地的煤矿。然而,后来他觉得外国人所提的要求有损于中国的利益,就和他们决裂了。但他们又从北京政府那儿得到让步,后来,刘铁云的敌人,尤其是他在山东时的同僚刚毅,指控他是汉奸,第一次准备报复他。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外国军队占领北京而告终,结果京城粮食奇缺。饥民陈尸街头,而商人却囤积粮食,牟取暴利。刘铁云发现驻扎在太仓的俄国军队在焚烧大米仓库,因为这些对他们没用。刘铁云通过他在俄国公使团中的朋友,设法买下了这些大米,以极便宜的价格将其售与老百姓。罗振玉先生说,“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这也是导致他后来苦难的一件事,因为以袁世凯为首的他的仇敌,以私售太仓粟的重罪告了他。

    刘铁云和外国使节的朋友关系使他在商谈有关结束外国军队对北京的占领以及赔偿问题的条约时成为一个有用之人。后来他从北京到了上海,经办了一系列了不起的企业。他着手建造一家百货商店,但还未完工就破产了。在诸多朋友的帮助下,他试图办一家汽机织布厂在徐家汇,一家手机织布厂在上海,一家铁机织绸厂在汉口,一家炼钢厂在湖南株洲，但所有的这些都失败了。

    刘铁云开始创作《老残游记》是在1904年,他待在上海地区期间。最初写小说是为了帮一个叫连梦青的朋友。因为连梦青向天津的一家报纸透露了朝廷中事,在北京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于是就逃离了北京。连梦青为人耿介高傲,不肯接受朋友的金钱,但因为他正努力靠写作谋生,就让刘铁云写了东西送给他,他再卖给出版商。这样,《老残游记》的前八回就登在了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杂志上。出版商在登第八回时擅自做了改动,引起了连梦青的愤怒。他拒绝让他们继续登下去。因此,后续的数回在1904至1907年刘铁云北上期间,于《天津日日新闻》以单页副刊的形式不定期地登出。

    刘铁云多年来一直热衷于艺术品和古玩的收藏。甲骨文对研究中国早期的历史非常重要,而他是最早对商朝甲骨文感兴趣的收藏者之一。1903年,他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是再现甲骨上文字的第一部专著。甲骨文研究的权威罗振玉先生说,最初就是因为刘铁云的介绍,他才关注甲骨文的。刘铁云后来又出版了几本陶器、印章和其他收藏品的插图本。

    回到北京后,刘铁云想开一家自来水厂和电车公司。然后在天津又帮助组建了海北公司,生产精盐运销朝鲜。办这家公司时,他走了很多地方。他回到上海开办了一家往来大连、日本贸易的公司。最后,他对浦口发展成为港口很感兴趣,就在亲朋好友中借了大量的钱做地产,买了一大块地,期望随着铁路的开通地价会上涨。似乎有证据表明,在购买土地时尽管有个人利益的成分在里面,但这是完全合法的行为,而且部分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外国地产商占了先机。显然,有些官员因为刘铁云不愿与他们同享自己的远见带来的利益而妒恨,于是,这次地产交易就成了他灾祸的直接起因。可以想见,一个如此聪明、有创见,但又鲁莽、好冲动的人,他一生中招致了许多人的敌意,其中最有权势的是袁世凯和一个姓世的人，刘的父亲早年曾冒犯过此人。1907年,这两位都在北京的军机处。他们给他加上了汉奸以及在浦口为外国公司购买土地的罪名。军机处下达逮捕他的命令,但他的连襟、山西巡抚丁宝铨获得了军机处军机大臣庆亲王的帮助。指控然后就不了了之,但第二年,袁世凯又说他在浦口为外国人买地,出卖国家利益,同时,又翻出旧账,说他在1900年时私售太仓粟。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给在南京的两江总督端方,命令他逮捕刘铁云并将其流放到新疆。刘家人听说了此事,想提醒刘铁云注意,但运气不好,办事的过程中出了差错,刘没有接到警告。

    端方是当时最大的古董收藏家,也是刘铁云的老相识—他们曾经争购过珍贵的印章和拓本。端方试图警告他注意,但由于一个仆人愚蠢或者粗心的行为,他没有接到警告,于1908年7月被捕。刘铁云被军舰送到汉口,然后一路上经过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到达新疆的迪化,艰苦的行程达3500多英里。 1909年8月23日,离开南京十三个月零七天就死于迪化也就不奇怪了。在此期间,他的家人努力想得到对他的流放解除令,而且有很大希望在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就在1908年)那一天实现,但还是太晚了。甘肃巡抚毛实君是刘铁云的同学,和他也有姻亲关系。他安排将尸体从迪化运到甘肃兰州,刘铁云的一个儿子在那儿接到了他。另外两个儿子在河南洛阳迎候,最大的儿子在汉口迎候。次年,刘铁云被安葬于先祖的坟茔。

其人其书

    刘铁云的一生是一个先锋的一生,在那个时期,那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努力挣脱千百年来浑浑噩噩的状态,使自己适应西方文明影响下的新形势。尽管刘铁云兴修铁路、发展工商业的多次尝试失败了,但不能说这些对激励他人没有产生任何作用。约从1860年直至本世纪,整个这一段时期,中途流产的厂矿随处可见,和他一样失败的大有人在。1879年总督左宗棠在兰州开办的汽机毛纺厂于1883年停工,1890年办汉阳铁厂的总督张之洞也几经沉浮,然后,在1883年因“耗民资于采矿，引电报于湘继而生乱，又多妄行”而遭人弹劾。

    按照世俗的谋生之道来看,刘铁云的一生是个失败,《老残游记》表达了他梦想的破灭。在作者的自叙中,他将自己比作名诗《离骚》的作者以及其他小说和戏剧的作者,称自己含泪写作以表达自己一生的悲伤。但由此认为这本书只是发发牢骚,那就错了。书中的心态主要是对形形色色生命的兴趣,同时表现了人类互相施加的痛苦——主要是因为无知或轻率。刘铁云不管写什么,他都显示出对现实敏锐的观察,饱读诗书、工于音乐和艺术的成熟心灵。他愉快地将实干家和思想家结合起来了。刘大绅先生说,不管他的父亲如何忙于生意或政治,他没有一个晚上不点着香炉,弹奏古筝,读诗或经典作品的。虽然老残——他代表了作者——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官场中人缘也不错,虽然他喜欢花一个小时看看诗,一直对绘画和书法感兴趣,在客栈的墙上到处留下自己的诗作,他和官场中身着丝绸和毛皮衣服、终日看书、不想把手弄脏的传统的文人学士是很有距离的。他穿着棉衣,不肯接受狐皮袍子;与高官交谈和与客栈老板交谈,他都一样自在。他买豆腐、花生还有酒,然后自己拿到客栈,他不感到难为情。残暴官员统治下人民的苦难激起了他的愤慨,当他的干涉有了结果——被冤作杀人凶手的一对父女释放,他觉得仿佛自己“吃了长生果”。

    文学复兴之后,尤其是在1925年胡适写的一篇长长的评论序言的亚东版《老残游记》出版之后,这本书的文学特点,方言的精湛运用,以及写景状物才为世人所认识,在中国小说中现在已经稳定地确立了其地位。打开最近二十年出版的学校中使用的中国文学选集,找不到《老残游记》中的几段作为文学样式的范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部分有关这部小说的真正的版本只有此处译出的二十回,而《天津日日新闻》总共刊登了三十四回。刘家保存了一套最初刊登此小说的报纸的剪存本,但不幸的是,最后六回已经遗失。1935年,林语堂从刘家人手中获得二十一回至二十六回的文本,将其以《老残游记二集》名发表,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36年以《泰山的尼姑》为题出版了他的英译本。林先生的译本中包括了《寡妇、尼姑和名妓》(纽约,1951)的修订版本。这些都是老残游历故事的续篇。他和他的妾出发往南方走,但途中拐到泰山去烧香。在那儿他们对一个漂亮尼姑起了兴趣。这个尼姑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在佛教和道教影响下形成的奇怪而复杂的人物。第六回这样奇怪地结束:老残的妾,就是原来的妓女,入了尼姑庵,而老残则孤身一人继续他的南方之行。

刘铁云的道德观

    刘铁云运用他的小说做载体,在诸多问题上表达了他的观点。申子平到桃花山去的那四回(第八至十一回)中玉姑以及行为古怪的智者黄龙的言论,充分揭示他的道德观。一些中国的评论家认为书的这一部分是愚蠢的空想。外国的读者觉得这是中国作家经常喜欢枯燥地卖弄学问的有趣范例,但同时也会从中发现一些深刻的见解。

    作者的处世观——这几乎是他的宗教信仰——是儒教、佛教和道教的融合。当然,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这三种思想体系中自由转换,但刘铁云通常积极宣扬,所谓道德,其实是简单的东西,这些思想体系虽然是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却是非本质的东西。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多行善事,大公无私。这个观点在第九回做了阐述,又在第十一回再次有力强调。他说天地间只有两派:“一派讲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圣贤仙佛;一派讲私利的,就是阿修罗部下的鬼怪妖魔。”行善不是遵从某些特定的规则或者拘泥于一些细微末节的地方,也不是压抑人的自然欲望和倾向。在这个问题上,他强烈反对朱熹的话。朱熹用下面的话总结了他的道德理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刘铁云愿意相信自发的人类的欲望,对理学的暴政忧心忡忡,因为这很容易就成了个人偏见的外化。他非常主观地从典籍中收集了一些段落,以证实自然而真诚的理想状态。他大胆地将之应用到性这个话题上,承认有一种自由的男女关系可以避免粗俗的肉欲,尽管这样似乎是允许男女的接近,甚至身体的亲密接触,而且,智力和精神的伴侣关系将这种男女关系提升到了某种可以和西方浪漫爱情可以相提并论的高度,虽然两者是不同的。这个主题在小说的第二部分《泰山的尼姑》中有充分阐述。

    面对人类体验这个事实,刘铁云是有准备的。他知道表面的邪恶最终可能产生好的结果。第十一回中提及有关生命过剩和摧毁多余生命的必要性,以及“势力尊者”的重要位置,这些都表明达尔文式的生物学和西方物理学的影响。西方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很方便地就可以与刘铁云的道家思想相符,因为道家是以一种非感情的、几乎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观点看待生命。道家不拘于教条,不陷入狂迷,任何自由自在地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命运而又不侵害他人自由的人都是道教祝福的对象。

刘铁云的政治观

    《游记》早期受到大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关于第十一回中有力的对话,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本写于1894—1900年的预言书,它精确地预言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既然那个“预言”已经实现,人们自然期望预言在1910年和1914年发生的事也会实现。这部小说实际上作于1904和1907年间,但关于1910年革命的“预言”(当然,作者认为这次革命会失败)差点就猜中,因为君主制确实是在1911年被推翻的。但作者并非真的想写一部预言书,而是在表示,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国内即将发生变化,甚至还想到了一个有中国自己地位的新型的世界文化。

    刘铁云反对极端的教条和暴力革命。从第一回寓言中描写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耍两面手腕,以及第十一回中对义和团和革命党人的攻击,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对官员中要官、嫉妒及其他腐败行为进行讽刺是《官场现形记》的主要内容,这在《游记》中占的比重却小得多，但是，书中的只言片语却涵义深远。因此,在第四回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一幅自私者的求官图,只有一个自己曾经在营营苟苟的官场中混过的人才能画得出。

    这本书中的政治批评主要是针对那些虽然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却又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的官员。这些官员头脑愚陋,无法考查事实,体察民情。中国诚实的官员千百年来一直被人称为“清官”,正如胡适在《老残游记》序中指出的,像十一世纪的包拯那样集清廉和智慧于一身,这样的人才彻底地让人敬佩。但如果一个人清廉同时却愚蠢又刚愎自用,那么,他的清廉使他愈加危险,因为这样的人容易被委以重任。在一篇题为《老残和“清正廉洁”》的文章里,徐凌霄指出,刘铁云在重申伟大的帝王康熙(1662—1722年在位)提出的警告。康熙提醒他的官员要注意防止诚实之人的通病: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严酷无情、办事无能和理财不当。胡适引用学者戴震(1723—1777)的话说,宋朝理学家的宣扬“天理”才造成自我为中心的道学之扩散。士大夫们自认为是理学的化身,就将那些一成不变的原则等同于自己的主观意见,而这些意见到头来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利益。这部小说的许多回都是用来描写毓贤(第四、五、六回)以及刚弼(第十五至十八回)的执法不公。通过一点常识和智谋,聪明的白太守证明刚弼仓猝了断一桩谋杀案是错误的,进而分析他的弱点:“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总结了这样一些“诚实”官员的局限之处。

    假定刘铁云不赞成革命,他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积极建议可归纳如下:

    1. 应该要求官员要诚实,要有较高的智力水平。

    2. 官员之间心照不宣的谅解不应该成为撤换那些昏庸官员的障碍。这个观点出现在第十九回老残和庄宫保的对话中。

    3. 应该征求外国人的建议,采用外国技术。这个主题在第一回的寓言中有清楚的表现。第十二回中对太谷灯和寿州斗的评论表现出对西方商业方法表示出幼稚的崇拜,这也很能说明问题,但如果考虑到刘铁云自己商业上的失败,又令人同情。

    4．政府不应该干涉过多。所有积极的改革应该是渐进的、温和的,应该与现有的条件相适应。第七回中以奇怪的妥协的办法解决强盗问题,以及第六回中关于有才的官员与无才的人相比,危害更大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都表现了这一点。此处我们感觉到了以“无为”作为其信条的中国道家的中庸精神。

《老残游记》的文学特点

    根据西方小说的概念来判断,这本书缺乏情节和主题的统一性。这是作者从事这种类型写作的一种尝试,是他约五十岁时分期分批写成的。这可能是小说中偶然有疏忽或者不一致的地方的原因。但是,尽管这本书有不连贯的地方,作者对人对事不懈的关注,他的正直不阿,他随处可见的幽默感,这些使本书具备了统一的情感。用他那热切而同情的眼睛看去,没有什么卑贱得引不起他的关注。

    革命前的大部分中国文学,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白话文学,传统的影响无所不在。几乎每个事件和每个主题都可以找到前例。第一回的梦可以在大部分中国小说引言的超自然场景中找到与其相对应之处。申子平在桃花山之夜田园诗般的、超世俗的氛围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狂想,常常用于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毒月饼、栽赃、根据一匹被偷布的尺寸就被控盗窃,这些在以前的小说中都有过。邀请山中隐士朝中为官这个主题可以追溯到诸葛亮(181—234)甚至更早。书中的历史和文学典故中有许多是任何一个中国作家都常常使用的。这些典故还证明作者阅读了一些常人不大注意的文学作品,而且通常运用得当,又带有强烈的历史延续感,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本书保留了传统小说的形式,表明这是说书人讲的一系列故事。因此,每一回都以“话说……”这样的模式开始,以悬念结束,给读者这样的期望:悬念将在下一回解决,即下一次说书。

    胡适认为,作者独特的成就在于描写风景和音乐。以前小说中老套的描写,反映了中国文人的死读书的学究气以及千百年来的自然诗和美文中过多的现成的语句,但刘铁云没有这么做。他尝试用自己的语言精确地描写他的所见所闻。所以我们读到了直接而又富有想像力的文风,让读者对所描绘的种种经历深信不疑。特别为人称道的段落是有关大明湖和济南的各大名泉(第二、三回),白妞王小玉唱书(第二回),黄河冰封(第十二回)的描写。

    除了这些精致的描写之外,让读者产生一种现实感的细微之处也随处可见。申子平抵达山庄的记叙以及他在那儿所见一切的描写(第九、十回),采用了微妙的艺术手法,造成了自然事物和超自然事物相交融的一种氛围。如果对中国的山水和建筑的影响能够有同样的想象,再和中国的文学和神话相联系,那么,这种超自然的感觉甚至西方读者也能感觉到。同样,任何一个去过华北平原的城镇和村落的人,都会认识到老残对客店中的生活起居、衙门中事以及在山东一路上的描写的真实性。

翻  译

    本翻译努力做到紧靠原文,又一直注意英语的可读性。段落的划分按照了亚东版中汪原放先生的分法。中文本里用不同的名字指相同的人时,通常予以保留,因为这样做经常传达了不同的亲密程度和细微的情感差别。文后加的注释应该能消除可能产生的模糊之处。为数不多的几个出现多次又难以用简单话语翻译的名称(术语)在出现的地方用音译,然后在词表中作解释。中国的术语和名字(除了一些有公认的英语化拼写形式的地名,如济南和苏州)用标准的威妥玛-翟理斯拼写体系音译,但是,除了在“敝泻涂返母ㄒ艉蟮乃推昙峭*,所有表示音变的符号都作为是多余的而省略了。除了少数情况,所有的地名都作为一个单词。应该注意,像“县”和“府”这样的术语有时加上了,并且成了地名的一部分。因此,曹,曹州,曹州府是同一个地名的变体。

    本书中的照片摄于或大约摄于1936年。

    此译序的部分曾发表于1939年7月《燕京社会学界》第一期的第二卷。

    此翻译完成于1939年的北京,但当时局势动荡无法出版。这部小说有两个英语节译本在中国出现过:1939年在上海出版的林疑今和葛德顺译的《行医见闻》,1947年在南京出版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老残游记》。但这两个译本不易得见,而且,绝对比不上目前这个有注解的全译本。

    我在北京的中国同事和朋友帮助我解决了各种困难。我要特别感谢周念竹（音译）小姐,王时祥（音译）先生和吴新民（音译）小姐，他们阅读了该翻译,感谢吴新华(音译)先生为我核对了注释部分。我非常感谢原作者的第四个儿子刘大绅先生,他不辞劳苦地准备了有关他父亲生平的材料,还帮助我准备注释,非常友好地关注整个翻译工作的进展。已故的伯纳德·里德博士仔细审读了书中有关中国医药的段落,他的建议已经吸纳其中了。我的妻子也慷慨相助,为我打手稿，并就如何改进翻译风格提供出建议。最后,我想感谢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查尔斯·威廉·华生夫人,她的慷慨捐赠使本书得以出版。

康奈尔大学  哈洛德·谢迪克             

一九五二年五月                    

自  叙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终始,可谓辛苦矣;然不知哭泣,灵性缺也。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灵性也。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断人肠。”其感情为何如矣!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呆女,失果即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为有力类之哭泣也。而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泻。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无货	《老残游记(汉英对照)》   作　　者： 刘鹗 译　　者： 哈洛德·谢迪克 英译 定　　价： ￥87.50　VIP会员价： ￥70 图书代码： YL002278 发行代码： G02158 ISBN： 7-80657-794-7/I·583 版　　次： 2005年第1版第1次印刷 上架日期： 2005-07-19 图书类型： 精装本 装　　帧： 960x640 1/16 备　　注： (全二卷) 评价汇总：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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