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强调的是人治，体现的人情和伦理，构建的是一种家族式管理。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艰难的发展，突破“瓶颈”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我们国家倡导建设法制型国家，“依法治国”成为基本国策。这是几千年来为有之大变局。现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国家建设踏入了前所未有、机遇和挑战并存、问题和矛盾交织的深水区。因此，“法”和“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十七大对依法执政、加强制度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具体要求建立、加强和完善的制度等多达20多项。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石。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使制度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正如范伟国在《让政府“钱包”在监督下运作》中所说：“制度，是社会的行事准则。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不严密、不规范的制度，说的严重一点，就会诱使人去钻空子、犯错误。让政府部门的钱包在制度下监督运作，对社会是进步，对发展是保障，对官员是保护，对百姓是福音。在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制度的建设与创新，应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
制度的好与坏，一方面直接影响到制度所指向的事和物，另一方面也影响到执行制度的人。邓小平同志的先见之明就是在说，一项制度，如果是好制度，就能使坏人无法办坏事。因为好制度在约束和监督那些心怀叵测之人，使他们无从下手做坏事。比如在财政支出领域，国家推行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就是国家给你一定的用款额度到零余额账户，你用的钱数和用途，通过国库集中支付软件，被财政部监控的清清楚楚，使一些想私设“小金库”、强化部门利益的单位和部门没有下手的余地，对于一些贪官污吏，他们更是投鼠忌器，不会肆无忌惮的拿国家的钱财。这叫制度的透明和刚性以及设计的规范性，真正规范了制度所指向的事和物。笔者看，像国库集中支付这样的制度就是非常好的制度。一项制度如果是坏制度，那么好人也就在坏制度下无法办好事，因为坏制度在阻碍好人办好事。久而久之，好人也成为坏人，也开始办坏事。正如俗话所说的：“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文汇报》一篇文章这样说：当前，应当注意增强制度的约束力。不少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很明确的，但却停留在宣示某种理念、鼓励和促进某些做法上，约束力很弱。于是，会出现“管住了老实的、撑死胆大的”的结果。这样的制度虽有却近乎于无。这样的制度就不是好制度。
好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因为制度本身在激励和促进人们。17-18世纪英国运送犯人到澳洲，按上船时犯人的人头给私营船主付费。私营船主为了牟取暴利，便不顾犯人的死活。每船运送人数过多，生存环境恶劣，加之船主克扣犯人的食物，囤积起来以便到达目的地后卖钱，使得大部分犯人在中途就死去。更残忍的是，有的船主有时一出海就把犯人活活扔进海里。英国政府极欲降低犯人死亡率，如果加强医疗措施，多发食物改善营养，就会增加运输成本，同时也无法抑制船主的谋利私欲；如果在船上增派管理人员监视船主，除了大大增加政府开销外，也难以保证派去的监管人员在暴利的诱惑下不与船主合谋勾结。
最后，英政府制定了一个新办法，他们规定按到达澳洲活着下船的犯人的人头付费。于是，私营船主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让最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后期运往澳洲的犯人的死亡率相当低，最低时只有1%，而原来最高时竟高达94%。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好制度能够自行“区别真伪”，自行提供让人们诚实守信的引导与激励。
有人在以色列海法市的日托中心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日托中心要求每天下午四点把孩子接走，但有些家长总是迟到，在忍耐了一段时间后，管理者决定对迟到的家长予以处罚，迟到超过10分钟的家长罚款3美元。这一政策实施后，出现了管理者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迟到者比以前更多了。
日托的管理者陷入了窘境：
3美元不足以对迟到家长形成威摄，因为这相对于每月480美元的日托费来说，微不足道。
处罚冲消了家长心中的罪恶感，交了罚金，就心安理得地迟到了。
如果再加重处罚，势必招来家长的口水甚至投拆，影响自身的声誉。
如果取消已经实行的制度，又无异于对迟到这一状况的怂恿。
制度如些玄妙，常常走向初衷的反面。我没有看到研究者给日托中心提出什么样的制度建议，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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