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沙博理：中国当代翻译史上一位特殊翻译家

本文已经发表在《东方翻译》2011年第4期

沙博理：中国当代翻译史上一位特殊翻译家

 

任东升  张  静

 

《礼记·中庸》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文心雕龙·事类》有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他本是犹太裔美国人，名叫Sidney Shapiro，同学为他取名“沙博理”，意思是“博学明理”，“沙”是英文姓的音译。他因50年的翻译生涯、约千万字的汉英翻译成就被授予“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一、一份沉甸甸的履历

 

沙博理，1915年生于美国犹太家庭，22岁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退伍后先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

1947年4月，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上海，由同情进步活动转而投身中国革命；次年与著名演员、进步作家凤子结婚。

1949年10月1日，夫妇俩人应邀在天安门前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从此定居中国。

1951-1983年间，沙博理先后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外文出版社、《人民画报》社工作，作为外国专家担任翻译和编辑。

1963年，由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1983年退休至今，连续担任第6-11届全国政协委员。

沙博理专事汉英翻译长达50年，他不仅翻译了巴金、茅盾、孙犁等人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还翻译了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水浒传》和记录“文革”历史并承载着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长篇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译著总字数约一千万，为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和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因此获得多种荣誉：

1995年，中华全国文学基金会及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2009年，中国外文局授予的“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

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2011年，凤凰卫视及凤凰新媒体等十余家华文媒体和机构颁发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二、沙博理翻译生涯三阶段

 

沙博理从1951年起担任专职翻译和外国专家，主要从事汉-英文学翻译。他所供职的外文出版社和《人民画报》社，隶属于中央直属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和出版。由于在这样特殊的国家对外部门工作，沙博理的翻译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阶段划分相吻合。为此我们把他的翻译生涯也分为三个阶段。

    1) 新中国十七年：红色革命文学的翻译

从1951年到“文革”开始之前这一阶段可谓沙博理翻译生涯的高峰期。2011年5月31日，沙博理做客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时用“红色中国文学”（黄玉琦，2011）来指代自己的翻译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事业紧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步伐而得到规范和发展。本阶段的翻译特点之一是“政府组织、宏观政策、专项制度等对翻译工作的直接干涉”（魏瑾，2009: 31）。50年代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是作为一种政策概念而存在的，而且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操纵文学艺术和文学翻译的权威话语；同时，文学翻译已上升到国家行为，并且完全体制化，“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文学翻译不再是私人的事”（査明建，2004: 89）。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落实在捍卫、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工程上”，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刘彬，2010: 94-95）得益于政府和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当时特殊国际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全方位译介俄苏文学艺术作品、理论著作及亚非拉国家文学作品，外译汉活动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这有效地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求和文化建设。

汉籍外译活动尽管势单力薄，却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外输出了大量译作。外文出版社是对外介绍中国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组织，向外输出的作品主要是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作的流程分为四步：（1）中国专家选编书目；（2）中国译者进行翻译；（3）外国专家修改；（4）专家领导定稿。（徐慎贵、耿强，2010）

起初，沙博理被当作“外国专家”，后来作为“中国译者”承担了大量的中国当代小说翻译，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集中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如《铜墙铁壁》(Wall of Bronze, 1954)、《平原烈火》(The Plains are Ablaze, 1955)、《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 1956)、《保卫延安》(Defend Yenan!, 1958)、《小城春秋》(Annals of a Provincial Town, 1959)，及解放军东北剿匪小说《林海雪原》(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 1962)；一类是揭露封建礼教和官僚、反映解放后阶级斗争的作品，如《李有才板话及其他故事》(Rhymes of Li Yu-tsai and Other Stories /Rhymes of Li Youcai and Other Stories, 1950)、《柳堡的故事》(It happened at Willow Castle, 1951)、《活人塘》(Living Hell, 1955)，《春蚕集》(Spring Silkworms and Other Stories, 1956)、《家》(The Family, 1958)；一类是展现新中国发展、讴歌劳动人民的作品，如《农村散记》(Village Sketches, 1957)、《创业史》(Builders of a New Life, 1964)等。此外他还翻译了评剧剧本《夫妻之间》（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 Play in One Act, 1953）、连环画《巧媳妇/古代故事画库》（Mistress Clever, 1954）、政治讽刺诗《酱油和对虾》(Soy Sauce and Prawns, 1963)等。

    2）“文革”十年：《水浒传》译名之争

“文革”十年（通常指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中国的翻译事业进入低谷。在这个不正常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外界的联系一度中断，翻译事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外文出版社的正常运作也一度受到干扰。对外翻译“主要作为对外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存在”（马士奎，2007: 223），对外文学翻译以汉语为出发点，旨在通过文学作品的输出塑造中国文化形象，传递中国“文化革命”的声音，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由于权力机构直接介入整个翻译过程，从题材选择、译者的选定，到翻译原则和策略，乃至译作出版发行等，在很大程度上翻译的政治考虑高于文学翻译自身的规律。因此，译者的独立性或多或少遭到了剥夺。再加上很多翻译家被打倒，公开译作不但数量少，而且类型单一。因翻译被意识形态化，翻译质量也严重扭曲。此外，“文革”时期对外翻译的一大特点就是，“外国专家”被指派对译文进行润色和校对，以使译文尽可能符合地道的外语表达习惯。又因为集体翻译和匿名翻译成为普遍现象，沙博理个人的公开译作为数并不多，他所译的《欧阳海之歌》(The Song of Ouyang Hai, 1966)成为“文革”期间最后一部有译者署名的外译文学作品。

沙博理既作为专职翻译家独立承担文学作品的翻译，又作为外国专家参与译作的校对和润色，可以说身兼数职。尽管他的公开译作数量不多，然而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译作《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于此间完成。由于江青的干涉，围绕英语译名还展开了一场争论。沙博理翻译《水浒传》的蓝本和译名Heroes of the Marsh遭到江青的干涉，沙博理不得不机智变通，在不违反原文思想主题的前提下将书名改为Outlaws of the Marsh（沙博理，1998: 285-286），译稿也因原文版本的变更而从头改起。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对译本重新修改，以“保证文学质量”（沙博理，1984: 30）。笔者在2010年9月18日采访沙博理时，他是这样解释的：

 

当时四人帮他们对总理心怀不满，又不敢明目张胆说他坏话，就拿《水浒传》大做文章，把总理比喻成新中国的宋江，借着骂宋江来把矛头指向总理。我把《水浒传》翻译成Heroes of the Marsh，他们对于我把宋江翻译成英雄(heroes)表示不满。江青说宋江是个“叛徒”，因为他奉皇帝诏令，率领他的部队歼灭了从东北进攻中国的辽鞑靼。我说：“如果你不喜欢heroes，那么outlaws怎么样？”他们以为outlaws是盗匪，可是在英语中outlaws是当作一个褒义词来用的，是民间英雄。(张静，2011)

 

“heroes”与“outlaws”本是两个词，精通汉语和英语两个参照系的沙博理内心明白，两者都能传达《水浒传》的“英雄”主题。他的机灵“变通”最终巧妙地抵制了翻译的“强权”。

此外，沙博理作为外国专家参与了毛泽东诗词英译稿的润色和讨论，他和其他专家对根本没有解释和注脚的诗词定稿清样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如果没有详细的英文解释，外国读者不可能充分理解和欣赏毛泽东的诗词。这引起了江青的愤怒。（马士奎，2007: 221）

    3）新时期三十年：自主的译者和作者

沙博理于1972年转入《中国画报》社工作，仍然主要从事对外翻译。《水浒传》译本完成之后，沙博理转而开始写作，先后出版和发表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An American in China, 1979）、《四川的经济改革》（Experiment in Sichuan: a Report on Economic Reform, 1981）、《马海德：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在中国的传奇》（Ma Haide: The Saga of American Doctor George Hatem in China, 1993）、《我的中国》（My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 1997）等。与此同时，他先后整理编译了3部书：《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Jews in Old China: 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 1984)，《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传说》（The Law and the Lore of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1988），《中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A Sampl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Ming Dynasty to Mao Zedong, 1996)。《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2002)收录了沙博理翻译的四篇小说：《湖畔儿语》（The Child at the Lakeside）、《春桃》（Big Sister Liu）、《月牙儿》（Crescent Moon）、《小二黑结婚》（The Marriage of Young Blacky），前两篇是沙博理的新译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之女毛毛于2000年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随即委托沙博理翻译该书，两年后，译本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笔者在2010年9月18日采访沙博理时，与他有以下对话：

 

笔者：沙老，您所有的翻译都是汉译英的顺向翻译吗？

沙老：对，翻译的都是中国的作品嘛。

笔者：您翻译的都是文学作品吗，有没有政治小册子之类的东西？

沙老：没有吧，当时中国要对外宣传，就是翻译一些文学作品，宣传中国文化。

笔者：我想您的工作性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您的翻译作品，那么在翻译过程中您是否也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

沙老：有啊。他们也会问你们谁想要翻译，毛毛（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当时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翻译《我的父亲邓小平》，我说愿意之后才开始翻的。（张静，2011）

 

    截止到目前，沙博理的很多译作是流传到欧美国家唯一的英译本。他的《水浒传》译本不仅赢得中国文联授予的最高翻译奖，2000年还作为最权威的英文版本，被收录到外文出版社编辑的“大中华文库”。美国汉学家西里尔·伯奇(Cyril Birch)在《威尔逊季刊》上评价道：“赛珍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将《水浒传》部分地带给了西方，但是沙博理努力的成就要优秀三倍。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他的直截了当的易懂的英文，证明比赛珍珠模仿中国古文的难懂的话更加优美得体；它依据原著较早的版本，出版了更加完整的作品……”（沙博理，1998: 322）最近，沙博理做客“人民网”时坦言：“其实凡是我翻译的东西我都喜欢”（黄玉琦，2011）。沙博理就是这样以自己大半生的辛勤翻译，为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和对外文化传播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三、沙博理翻译思想述评

 

在考查沙博理这位中国当代翻译史上的“外来译家”时，吸引我们的不单是他跨越50年的翻译生涯和约千万字的译作，还有他在从事对外翻译过程中所投入的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沙博理（2010）指出，40多年来，中国对外翻译的数百部优秀作品“不仅让海外读者感受到了中国文学的魅力，同时也向世界传达着中国人的精神本质与情感——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愿望与憧憬”。这些外译作品中就有沙博理本人翻译的十多部译作。他虽然在青年时期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却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正如他所言：“我在中国的时间比在出生地美国长，我对中国的感情比对生我、养我的美国深。随乡入俗，中国老一辈朋友都说我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转引自凤子，2007: 493）；自己的翻译工作是“把我们的内容变成他们的话”（黄玉琦，2011）。

3.1 沙博理的翻译思想

沙博理坚持在文学翻译中要内容和风格并举，不容偏废。他（1991: 3）认为：“我们的翻译若不把内容和风格二者都表达出来，那就不算到家。”在内容的传达上，首先需要熟悉故事的历史环境，了解每个人物的个性，“切记不可逐字直译”，允许对形式稍有改动；在风格再现方面，“译者除了要透彻了解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人物的个性和特征、人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得同样透彻地熟悉外国的对等词语——或不如说外国最接近原意的近似词语”，“英语要近似中文原文的风采，或文或俗，或庄或谐，切不可二者混为一体”（沙博理，1991: 4）。我们透过沙博理给张经浩的复信看出其翻译主张：

 

至于翻译准则，我基本赞同“信、达、雅”的主张。问题在于怎样做。我觉得，译者不但要精通所译文学作品相关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习惯，而且对他本国的这一切，也要精通和了解。译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精通和了解的程度。例如，想翻译诗歌，译者自己首先就得能用母语写诗。当然，“信、达、雅”标准永远无法完全达到，但应时时朝这个方向努力。我感到我是个有明显不足的译者。（转引自张经浩、陈可培，2005: 321）

 

这段话透露出沙博理对中国传统译论是认同的。他不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热爱，在思想上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接受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准则，巧妙地将这一准则运用到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学者对沙博理译笔的评价中看出来：

 

沙博理的译文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其特质：信而不死、活而不乱。所谓“信”，是指译文在内容和风格上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所谓“不死”，是指译文在具体表达上则不拘一格，只要能达到翻译的目的，译者皆能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笔，大胆操控。“活而不乱”是指方法虽各有巧妙，但翻译的宗旨和目的却未有随意的变更。另外，在用语方面，沙先生的译文总的来看比较朴素、清晰、易懂易解。(张经浩、陈可培，2005: 322-323)

 

沙博理的人生经历对其翻译理念和翻译行为产生了很多影响。他在美国度过了青年时代，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其价值观、诗学观和审美观难以摆脱美国社会的烙印。来到中国后，他接触到与美国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主动接近和吸收中国文化，渐渐地爱上并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他培养了英汉双语能力，熟悉了两种文化，成为一名难得的翻译专家。良好的中文功底使得他对中国文学有着很好的理解，而对于英语的精通更保障了其诠释文本的准确性。此外，他的个性和早期生活经历对其从事翻译工作也具有很大促进作用。他的热情、洒脱、冒险精神有助于他理解中国作品尤其是《水浒传》此类作品中人物的性情。他做律师的经历赋予他敏锐的感悟力和严谨的作风。

最为重要的是，沙博理通过与中国妻子的结合和定居中国，实现了从身心上同中国文化的融入，正如他的真情袒露：

 

凤子于我不只是一个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期间流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沙博理，1998: 443）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沙博理对自己的翻译工作充满热忱和忠诚。他选择了中国，也选择了中国文化。他这样表示：

 

我比较了解美国历史文化和文学。但是，我更渴望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尤其是因为我现在身处中国，我的渴望更热切，更想要亲身参与其中。两种文化并存，自发地同时影响着我。我不能（也不想）加以控制。是它们控制着我。二者融合时，我就是成功的。如果二者不能加以融合，我就是个失败者了。

 

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没有在沙博理身上产生文化焦虑，反而得到很好的融合，这使得他能够在翻译中发挥“双文化”的优势。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翻译职业的性质又促使他能够“设身处地”，尽可能通过自己的翻译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

沙博理的翻译理念同他的文化态度、文化身份密不可分。他以传递中国文化为己任，旨在通过自己的翻译向西方诠释一个真实的中国。正如他所言：“做文学翻译也要有立场、有观点、有世界观，知道自己爱什么、恨什么，才能选择自己最想让外国受众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 （转引自张贺，2010）此外，沙博理对于翻译模式有自己的见解，他赞同中西互补的翻译模式：

 

最好的结果似乎是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团体合作完成。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充分掌握两种语言，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因此无法本能地感知一切细微差别，感受所有的共鸣，也就无法独自翻译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沙博理的母语是英语，却代表中国从事对外翻译。然而，作为一个“外来”译者，沙博理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毕竟缺乏纯熟的掌握，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他的中国妻子、中国翻译家和学者为他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妻子凤子就是他的一本活字典：“凤子在我的文学翻译中，在我的写作中，在我的国际活动中，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沙博理，1998: 440)在翻译《水浒传》期间，外文出版社指定汤博文、叶君健做助手，“他们的英文水平、古汉语知识和辛苦的研究工作对于翻译本书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沙博理，1984: 29）。

3.2 沙博理的翻译策略 

沙博理自视为中国文化的忠实传播者，致力于向西方读者塑造真实完整的中国文化形象，无论内容和风格的再现上都竭力忠实原著的风貌。同时，他毕竟在美国长大、接受大学教育，培养了英语语言的审美眼光。因此他在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中国文化；有时候会对一些中国文学特色的语言现象加以改写，以迎合目的语诗学和读者的审美期待。

1）异化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中国文化

出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性质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热情，沙博理在翻译中尽可能保留原文的中国文化因素，以异化为主，并采取了加注、补充等手段。这里仅举几例说明：

【例1】……见一条大汉，……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着个草标儿，立在街上……(第七回)

…He was holding a fine sword in his hand, with a tuft of grass tied to it indicating that it was for sale. (Shapiro, 2003: 233)

【例2】正是“鲁班手里调大斧”！(第十二回)

You are as much chance as taking the adze from Lu Ban the Great Carpenter! (Shapiro, 2003: 611)

以上两例中，沙博理力求再现原语文化特色，采取了增译法，“indicating that it was for sale”一句表明了插草标的含义是卖刀，而“the Great Carpenter”的补充向读者介绍了“鲁班”这个被尊为工匠祖师的中国历史人物。

【例3】刘太公……，他只有这个女儿养老送终，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第五回)

西方读者对“男子入赘”的中国习俗不大了解，沙博理采用了文内直译、文外加注的方法，对这一现象详加介绍：

文内翻译：She’s his only child. He needs her to look after him and carry on the family line. (Shapiro, 2003: 172)

 

脚注内容：In feudal China when a family had no sons, a son-in-law was sometimes “adopted” at the time of marriage by the girl’s parents. Instead of the girl going off with him, he moved into her father’s household. Their children bore the girl’s family name, and their sons were deemed continuers of her father’s ancestral male line. (ibid.)

 

这种做法不仅是对基于原文本的文化解释，也是对中国文化现象的一种完整诠释。

沙博理(2002: IV)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译序中说：“我试图忠实呈现原文，时不时加以浓缩，并尽可能传达毛毛清新的文学风格。”对于英语读者会难以理解的地方，沙博理除了做出脚注还附上自己的认识：

【例4】爷爷说：“我们家里不分内外，都叫孙女，都叫爷爷。”（毛毛，2000: 247）

Papa said: “In our family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she’s the baby of a daughter or of a son. She’s my granddaughter, and I’m her grandpa.” (Shapiro, 2002: 220)

 

沙博理在对该句的脚注里这样解释中国社会血缘关系中的亲疏差异：

 

The old tradition was to call a baby born into a daughter an “outside grandchild”, and the grandfather an “outside grandpa”, in keeping with feudal male chauvinism. Only a son could continue the family line. (ibid.)

 

2）适当变通，兼顾原文整体效果和英语读者习惯

沙博理的母语毕竟为英语，他心中的文学规范仍脱离不了英语文学传统的影响，甚至对《水浒传》艺术价值的评判难以摆脱西方文学审美色彩。因此，他在译文中改写了原文部分内容和形式，对回前诗、打油诗、景物描写等予以删减。我们以《水浒传》的翻译举例说明。

（1）对回前诗的省略

《水浒传》是一部典型的章回体小说，每章都有以对偶形式存在的回目概括该章的主要内容，章前常常有引出正文的回前诗或以“话说”简述上文，章尾中则有“有分教…正是…且听下回分解”的固定结构，附一首短诗描述氛围或预言下文。沙博理在《水浒传》译本里对这些回前诗多做了省略。他在译序中说：“那些旨在介绍每章内容的所谓‘诗歌’仅仅是些打油诗而已，而且破坏了随后内容的悬念节奏，因此将其与其它一些冗长而累赘的细节内容统统删掉。”（转引自孙建成，2008: 107）章前的引语“话说”译者大都省略，而章尾效仿说书人吸引悬念的固定模式“有分教…正是…且听下回分解”，沙博理通常只译为“Read our next chapter if you would know”。

（2）对重复叙事的“重写”

【例5】武松答道：“一言难尽！自从与你相别之后，到得牢城营里，得蒙施管营儿子，唤做金眼彪施恩……四更三点跳城出来，走了一五更路，一时困倦，棒疮发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庙里权歇一歇，却被这四个绑缚将来。”(第十三回，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原文是武松在张青店里向其叙说自己近日的遭遇，从得遇施恩、醉打蒋门神、血洗鸳鸯楼直到被绑至此地，几件事交代得十分详细，篇幅长达500余字。这段叙述之所以如此详尽，与《水浒传》成书时的口头说书传统有关，前有故事推进，后有当事人复述，以免听众漏记遗忘。在沙博理（1991: 4）看来，“如果原文重复太多，罗里罗嗦，可以允许压缩。这些做法对形式会稍有改动，不致改动根本的内容，有助于外国读者更加清楚的理解原意”。

鉴于此，沙博理对原文做了大幅度“重写”，译文篇幅不及原文的十分之一：

 

Wu Song told the whole story——from his beating of Jiang the Gate Guard Giant, to his frame-up by Jiang, Commandant Zhang and General Zhang, his terrible revenge against them all, to his final capture by the four in the temple.. (Shapiro, 2003: 907)

 

对外翻译中国作品，难免遇到含有密集中国文化因素的大段描写。译者如果不折不扣地加以传达，译文的文化信息量密度过高，难免给目的语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沙博理并非一味照搬原文，一一传达文化因素，而是在不妨碍原文语篇主旨和整体效果传达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删减和变通处理。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有这样一段：

 

【例6】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着他爹识了几个字。当他六岁时候，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小二黑从小就聪明，像那些算属相、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都弄熟了，二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赵树理，2002: 482）

 

这段描写承载的中国文化元素比较集中，若是将其悉数译出，甚至加以注释，译文必定冗长，令英语读者费解，阻滞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效果。请看沙博理的处理：

 

He never went to school, but he learned to read and write a little from his father. Instead of the classics or the standard texts, they used the old man’s prognosticating books. Though only six, Young Blacky was very bright, and he quickly memorized all the professional fortune-teller phrases. His father liked to show him off.. (Shapiro, 2002: 483) 

 

沙博理将诸多算命用的书单简约为“the old man’s prognosticating books”（他老爸的算命书），既点明了父愿子承继算命本事的心态，又传达了父教子学的形象，不失为通过“改写”原文以求再现原文精神的变通策略。

    3.3 沙博理的心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沙博理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中国和中国作品，通过自己是辛勤翻译，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形象，努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同时也影响了全世界的华人。尽管在很多中国人眼里，沙博理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和同志”（姚奕，2011），可是他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中国人，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和文化如何走向世界。2009年，他为全国政协写的提案是《发挥文学在文化宣传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走出国门一定会大受欢迎！”；他建议，“由外文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成立委员会，专门审核我们已经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期刊；另外，选取一些优秀作品，重新编辑，使其更好地适应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的阅读习惯。”（徐蕾，2009）2010年2月3日，沙博理围绕中国文学和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提出更加全面的建议：

 

唐诗、宋词、明代的戏剧小说、哲学家和社会改革者的散文诗赋、“五四”时期的作品，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农民、战士笔下的故事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心声。这些文学作品形式多样、题材广泛，但都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欺压弱者的权贵的愤怒，对贪图权力的富人的嘲讽，对追逐名利者的蔑视，对大男子主义者的憎恨，对狭隘偏激者的讽刺。同时，这些作品还反映了人们对正直善良者的赞誉，对长者的尊敬，对诚实守信之人的褒奖。这是一笔灿烂辉煌的文学遗产！（沙博理，2010）

 

    为此，他重申2009年的两条提议，还增加了一条：加强这些图书和期刊在英语国家的出版和发行，在公关推广和广告宣传上提供支持。这是一个外表是美国人、内心是真正中国人的心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四、结论

 

有人评价说，沙博理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的，恐怕是一座无人能超越的里程碑。（转引自张中江，2011）沙博理的翻译生涯纵跨“新中国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三十年”三个重要历史阶段，见证并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他无疑是当代中国翻译史上一位特殊的翻译家。我们认为，文化身份独特、熟悉两种文化、精通两种语言、专事翻译长达50年、译作文字达千万的沙博理的翻译，是一种新的翻译模式。我们暂将其命名为“沙博理翻译模式”。译者身处“文化间（intercultures）”，因而“具有某种程度文化间性（having some degree of interculturality）”。（Pym, 1998: 177）这种文化间性在沙博理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中国人”的文化立场解读所译中国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以“文化间”双重身份操纵翻译，以“英语读者”的视角把握译文表达，由此实现了作者-译者-读者的“一人三体”。鉴于此，对“沙博理翻译模式”展开深入研究，有可能揭示五种关系：1）翻译的本质与文化交流规律；2）国家对外宣传意志与翻译共同体生态圈；3）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操作选择；4）语言转换技巧与文化协商能力；5）译作质量评估与实际文化传播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一模式展开系统研究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历史迫切性。这是因为，沙博理的翻译思想和实践特点，透视出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对外翻译事业的全貌，对其双重文化身份下翻译思想的研究，能够为我国翻译家研究尤其是身份特殊的“外来”译者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为“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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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翻译研究所所长。dongsheng_ren@ouc.edu.cn

◎张  静，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kelland_ly@126.com

 

 

 

 

附录中英文摘要、关键词：

 

沙博理：中国当代翻译史上一位特殊翻译家

 

 

摘  要：在中国当代翻译史上，沙博理是一位身份和地位特殊的翻译家。犹太血统美国长大的他因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入中国籍，并参与国事，尤其是以其50年翻译生涯和约千万字的汉英翻译成就为中国当代翻译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位特殊的翻译家，译界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本文初步梳理沙博理的翻译成就及翻译思想，以期为翻译家研究提供启发。

 

关键词：沙博理；中国当代翻译史；特殊翻译家；述评

Sidney Shapiro: a Special Figure in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sees a special figure, Sidney Shapiro, a son of Jewish blood who was brought up in the U. S. and later became a Chinese in nationality as a result of his love for China and its culture, active as a member in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ith 10 million translated English words in his translator career of 50 years, he has made an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lation caus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 translator of a special identity and status as Shapiro is,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im in the circl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e paper makes a survey of Shapiro’s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his ideas on translation in hope for an inspiration for research on translators.

 

Key words: Sidney Shapiro;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 special figure; survey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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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升、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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