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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归智《周汝昌传》序
读了周先生的私淑弟子梁归智教授的《周汝昌传》,才知道周先生原来就是一个贾宝玉式的赤子、婴儿、
痴人,一个“真真国”里的真真人。很惭愧,由于沧海之隔,再加上自己的方法是“直觉”红楼文本在之前,我竟然没读过梁先生的著作。读他的三部著作(除“传”外还有《红楼疑案》、《禅在红楼第几层》),才惊讶于周先生竟有这样一个有学问、有见地、考证悟证功夫兼备的“接班人”。梁早已意识到,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此一见解何等宝贵!
胡适敢为天下先,第一个吃了螃蟹,其功永不可没。俞平伯先生和周汝昌先生显然都受其影响,都继续胡适“开创”的事业。可惜俞先生的考证太重情趣,局格不够大。而周汝昌先生则以《红楼梦新证》闯出新格局,接着又用数十年的功夫深化研究,结果创造了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互参的红学四维结构,把“考证”推向高峰。可以说胡适是《红楼梦》考证的开创者,而周汝昌先生则是总集成者。
读了梁归智先生的《周汝昌传》,我想用八个字来评价周汝昌先生,这就是“总成考证,超越考证”。周先生,不像胡适那样,虽有考证功夫却无敏锐的艺术感觉,与胡适相似,俞平伯先生也怀疑《红楼梦》是不是一流作品。周汝昌先生则一再论证,说明《红楼梦》乃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着巨构”,曹雪芹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他的这些出自心灵深处的认知,其文学眼力和思辨能力都远在胡、俞之上,也远在当今许多红学家之上。
李泽厚先生,二十年来,他多次对我说:《新证》考证功夫远超前人与今人。我比较相信《新证》中所讲的史实。《新证》说明,曹家的衰败,完全是政治变故的结果,而不是胡适所说的自然趋势。周汝昌显然比胡适深刻,比胡适更有见解。周先生在纪念曹雪芹逝世23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曹雪芹是一个抵达创立宗教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是相当于释迦牟尼和孔子一级的大哲士。周先生这篇文章,我在出国之前仿佛读过,但没有特别留心。出国后,我把《红楼梦》作为“生命体认对象”(非研究对象),把自己的情感、心灵参与其中,才读出贾宝玉乃是准基督、准释迦,才明白《红楼梦》具有宗教式的博大情怀和大慈悲精神。在此基础上,我重读周先生这篇文章,真是激动不已。阅读后的瞬间,我真想告诉所有热爱《红楼梦》的朋友一句话:“我和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的天地大境界上相逢了。”
周汝昌先生能抵达这一境界,这不是“头脑”的结果,而是心灵的结果。正如归智先生说:“周汝昌研究《红楼梦》,只是凭着一颗天赋以诗才、哲思、史识的心灵,在搜集的大量史料和小说文本之间游曳感受,与作者曹雪芹作心魂的交流,这样得来的所感所见,自然与那些在新旧教条笼罩下的研究者大为不同。很自然,他的所感所见,也就不能为那些研究者所认同和理解了。”
我除了用“总成考证,超越考证”八字之外,还要用另外八个字来评价周先生,这就是:考证高峰,悟证先河。周汝昌先生在《红楼十二层》中说:悟性——比考证更重要。为表达这一意思,他特作诗云:“积学方知考证难,是非颠倒态千般。谁知识力还关悟,慧性灵心放眼看”。说的多么好!倘若局限于考证或实证,周先生绝不可能重新提出陈蜕九十年前的大问题与真问题(曹雪芹是一“创教”的伟大思想家的命题,创教者,),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卓越知音。
高度评价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成就,并不等于说,我和周汝昌先生的学术观点完全一致。很可惜,我一直未能赢得一个机会直接向周先生请教,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坦率地告诉他,有三个问题老是让我“牵肠挂肚”,很想和他讨论,也可以说是商榷。众所周知,周先生否定高鹗的续作,认定高氏不仅无功,而且有罪。他否定只道破部分真理,但是,后四十回毕竟给《红楼梦》一个形而上的结局,即结局于“心”这种禅式结局乃是哲学境界,难怪牟宗三先生对后四十回要大加赞赏。还有,周先生在定义“红学”时,而把对《红楼梦》文本的鉴赏、审美、批评逐出《红学》的王国之外,这是不是有点像柏拉图把诗人和戏剧家逐出他的“理想国”。再是,周先生发现脂砚斋可能就是史湘云,他以致觉得《红楼梦》倘若让湘云取代黛玉为第一女主角会更好。这类细节问题,我心藏数个,很想与周先生“争论”一番,可惜山高路远,这种求教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想到这里,真是感到遗憾。出国之前,一代红学大师就在附近,我在北京27年,竟未能到他那里感受一下他的卓越才华与心灵,这是多大的损失呵。此时,我只能在落基山下向他问候与致敬,并想对他说:“周先生,您是幸福的,因为您的整个人生,都紧紧地连着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生命与天才”。( 2015-02-15共识网刘再复2010年于美国)(201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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