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重译《飞鸟集》书店里已然下架，议论纷纷告一段落，但仍请容忍在下从严复前辈“译必信达雅”之说的角度再说几句。
切责和盛赞
从各路批评者文章来看，冯译中大约有以下三处最受诟病——
(1) 原文：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译文：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绵长如舌吻， /纤细如诗行。
(2) 原文：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grass.
译文：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
两相对照，差异显然。如果说以“舌吻”应对kiss已经嫌多嘴多舌，则以“变的挺骚”应对become hospitable更尤其是欲加之性、何患无辞，无怪乎恶评如潮。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新浪发布的微博却是盛赞：《冯唐的译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文中称：
这个译本‘信’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雅’上面。…… 而冯唐之所以用词有些不雅，跟他的文字风格有关。他这个人一向比较生猛，他自己的诗就是这样，常常是汁水淋漓，荷尔蒙喷溅，如果不反性禁欲，看上去还是蛮有趣的。
…… 冯唐的缺点在于有点将自己的风格强加于原作者了，仅此而已。
“信’没有问题”？恐怕未必；“问题出在‘雅’上？”恐怕不止。有趣的是，这番称赞其实完全可以当做责备来读，而且可以说是所责恰如其分。
有一点更值得注意：无论是批评的文章（例如12月26日《人民日报》：“按照‘信达雅’的标准，冯唐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不知有信,无论达雅’”； 1月10日《南方周末》：“冯唐《飞鸟集》和诗歌翻译的信达雅”）或赞许的文章，例如李银河文，都以“信达雅”之说为衡量的标尺、立论的依据。
那么，冯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跟“信达雅”什么关系？
以雅消信
首先，请试从译者本人和赞同者的视角来看待译文。
语云：“In the eyes of a thousand people, 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在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莎士比亚语）。冯唐有没有可能自别于郑振铎以及许多别的读者、从泰戈尔的那些同样的诗句中读出了——比如说——“骚”的意蕴？既然诗无达诂，这种可能当然会有。那么，进一步，冯唐尽管知道《飞鸟集》早有郑振铎的译本，可不可能正是因为自己的阅读别有所见这才起意重译全书？当然同样可能，而且有理由。虽然，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冯译“将自己的风格强加于原作者”的根据，因为在译言译，还有一条规矩：说到头来，翻译无非是复现，换一种语言的复现或者说再表达，既要复现原著的内容，还要争取同时复现原著的独一无二的修辞方式、文章风格，换言之，要“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钱钟书语，《管锥编》，第三册，1101页）。就《飞鸟集》而言，这意思是说译者读到的如果是直言不讳的 ——譬如说——coquettish，当然只能译之以“骚”，但原文如果不是那么直截了当、而只是从字里行间透出“骚”来，则译文的再表达也就只能出之以字里行间，不可一口道破，更不得添油加酱，“汁水淋漓，荷尔蒙喷溅”。不幸的是，冯译中受到责难的几处恰恰正是如此落笔的，浓墨重彩，锣鼓喧天；而且其间缘由还是由于“他自己的诗就是这样”。其所以遭到指摘（“把译者的想法强加于作品之中，这已经不是翻译，而是一种凌驾”，“对读者形成冒犯”……)，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翻译领域，这种情况并不稀罕，翻译界另一位前辈林纾后来在钱钟书那里受到的批评可以为例——
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象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 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在各国翻译史里，尤其在早期，都找得着可和林纾作伴的人。（“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或《旧文四篇》）
钱钟书议论的分明是林纾，放到这里，从“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直到“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哪一句不像是指着冯唐去的？唯最后一言不符：林纾的翻译是在20世纪早期，冯唐的翻译却已是21世纪。中国翻译史的早期早已过去，而仍有译者甘蹈林纾的覆辙，于是可见“信达雅”这条黄金律的顽强的威力。
“信达雅”已成痼疾
1905年，严译《天演论》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桩大事：进化论进入中国，着手为这个古老民族启蒙；同时它还标志着翻译史上一桩大事：由《天演论·译例言》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从此成为翻译的黄金律，雄踞中国文坛；任何场合，但凡言及翻译就必有人举出而闻者唯唯称是，俯首受教，不仅翻译的从业者和理论家、就连所治专业与翻译领域其实互不搭界的学界列列同仁也概莫能外，殊不知在翻译领域，“信”是绝对的根本，而“雅”与“信”势不两立；“信达雅”之于翻译于是有害无益，适足以助成病灶。相形之下，瞿秋白针锋相对严氏提出的批评八十多年来却无人在意，乃至近于无人知晓：“其实，他（严氏）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1930》）。这是严厉的批评，也是的评。
何以见得？请不厌其烦，再度试言其故。
什么叫“雅”，人言人殊。但无论作者、译者和读者各持什么观点，在三者那里，原文总归有雅或不雅之分。而按“信达雅”之说，无论译者眼中的原著雅或不雅，均必须一概译之为译者认定的雅，于是出现两种情况：或译雅为雅，或译不雅为雅。译雅为雅，是信于原著也信于作者，但三字诀中既已有“信”，就不必另设“雅”来规范和要求。而如若译不雅为雅，请问“信”在哪里？举例言之，鲁智深的詈人语“直娘贼”（《水浒》五回、十七回），若要英译，只能是mother-fucker。中英这两个词分别仅见于十二卷的《汉语大词典》以及《英汉大词典》，却不互为译注而另以婉语作解释，可见其在各自语言中的粗鄙之甚，雅在哪里？所以，“雅”，若不与“信”重复而多余，便是与“信”抵牾而谬误。冯唐几处别出心裁的译笔，正是在“信达雅”的追求中，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
冯唐的雅——大不雅
进一步还须指出，冯译之以“雅”消“信”，与“信达雅”的其他践行者有所不同：他的雅不但不是雅，而且是大不雅：“舌吻”、“解开裤裆”、“骚”等等，除了“薛蟠体”之外，你还能在其他别的什么诗、尤其是外译汉的诗里见识到？至于说何以会这样，则既有冯唐自己的缘由，如李银河所指出，“跟他的文字风格有关。他这个人一向比较生猛，他自己的诗就是这样”——换言之，既然误译为作、以译为作，笔下流露本色，应属自然。其次则有时下文风之粗鄙作为背景，发挥助长和烘托的作用，请以诸多媒体毫不惭愧地通用的“小鲜肉”为例：这个“爱称”以食喻色，以物喻人，专供馋涎欲滴的特需者消费，入耳寓目，两俱不堪，而受之者竟往往欣然而面有得色，居之不疑，委实的令人绝倒。
翻译——拿什么做标准？
最后一点：关于“反性禁欲”。多数读者对冯唐的此类词语之所以碍难接受，恐怕不是出于李银河举出的这个原因，而不过是因为它们并非泰戈尔的文笔而专属冯唐的译笔，因为它们扭曲原著，违背翻译中的真实。古今中外的读者，显然都并不一概排斥粗鄙之言，漫说欲与性了。否则不同的人物性格如何描绘？上举鲁智深的詈人语、薛蟠脱口而出的那两句韵语显然均非雅言，而且都直截了当涉及了性，但却从未使得广大读者群对《红楼》或《水浒》望而却步；如若如实译为外语，也未必就会遭到异族的读者拒斥。但如——打个比方，夸张了说——译者放任自己的风格，《红楼梦》竟然翻译得仿佛《金瓶梅》而遭到读者拒斥，那么，读者的拒斥就并非“反性禁欲”，而不过是要求译文不得脱离离原文这个实际。说到头来，信——或者说“忠实”，或者说“准确”——之作为翻译的标准，若还不是全部，至少也居第一，是绝对违背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