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也腐败
六、七十年代让我感到最惶惑的是政府实行专政，人民大众也实行专政，即所谓“群众专政”。这种专政把监视网络撒向每一个车间，每一条胡同和每一个村庄。北京街道委员会的退休老太太们也因此个个都成了义务警察。老太太专政的特点是特别细，特别苛，“十年媳妇熬成婆，无婆不苛”，“苛”虽可理解，但“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们在她们的细致监督下，便无处喘气，任何权利都被剥夺得一乾二净。这种群众专政实际上是把人民间谍化，把狱外空间变成与狱内牢笼一样，非常黑暗。
九十年代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则是政府官员腐败，人民也腐败。近日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看到大陆的腐败现象不仅荒谬到出奇的地步，而且普遍化。上层腐败，下层腐败，人民也腐败。书中举了许多让人目瞪口呆的例子。例如基层的选举，这本是好事，然而，选举却常常变质。原因是“人民群众”中谁有钱而且正想找个小官当当，他就可出钱买通人民中的选民，而选民一旦被买通便投钱不投人，谁给钱就投谁。作家李锐有篇小说名叫“选贼”，如果把上述情况套用小说语言来表述，便是即使贼给钱也把票投给贼。这样，本是给官员送红包的百姓这会儿也成了收红包的非官员。以前红旗打天下，靠的是人民支持，如今红包打天下，靠的也是人民的支持。医生、教师、编辑、记者等也是人民，但这一部份人民在给另一部份人民开刀、开课、开辟版面时也往往与红包有关。当今某些学士、硕士、博士的文凭，并非产生於读书功夫而是产生於後门功夫。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角，也往往并非真有甚麽事迹，而是有钱。近日看中国新闻，才知道云南路崩、重庆桥塌，都与人民的腐败有关。这些事故完全是因为工程质量极为低劣，而造成低劣的原因是在工程招标，投标和建造的过程中，官员们与人民代表(包工头等)一起在後门进行来来去去的无质量确证的交易，许多人民筑路队其实是不顾人民的死活的。
我早已知道中国的腐败是结构性的腐败，但结构中也包括人民，这是近年来认识到的一种现象。这一现象使我想到中国的腐败也与中国国民性相关。尽管腐败现象要从制衡制度上去寻求解决，腐败(包括人民的腐败)应由政府负责，但国民性的弱点恐怕也不能不注意。看来，“五四”运动时的文化先驱者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提醒，今天仍有它的意义。（文/刘再复）
原载《明报》一九九九年三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