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万历十五年》的开头，并不像其他讲叙历史的专著那样，它从反面来说，万历十五年，全年没有发生什么可供记载的大事，但四海升平的背后，一点点小的侵蚀已开始腐烂明这个朝代，而没有人发现抑或没有人有能力作出改变。
这本书讲述了明代于万历十五年期间的六个人物，分为七个章节：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以及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别的人对此书的评价，莫过于它颠覆了传统记载史实或分析历史的手法，它不使用以朝代的兴衰成败来看个人命运，而代之以个人命运的发展以揭露所处朝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但或许是我看过的关于史类的书籍并不多，如果不是看了后面的附录，或许我不能看出明显的差异。另外，我觉得，手法上所用是否颠覆传统记载好似无很大关联，而用这种手法促成了读者对这本书的广泛阅读与高度评价，才是此手法新奇的价值所在。
老实说，我对明史的认识尚停留在《穿越时空的爱恋》这一部电视剧，而电视剧对史实的改编何其之大，期间涉及的只是明太祖朱元璋、朱棣和朱允文三个人物的故事，对万历皇帝可谓一点基本认识都没有。但读完第一章“万历皇帝”之后，真的会有继续读下去的欲望，就像平时在看小说那样，跟着情节走，一页翻过一页。
开篇第一章中，便以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午朝，带入了故事，着实就像一本津津有味的小说，抑或是很有感觉的故事情节，我可以想象到：一大群的文武百官从大街上风驰而过，衣裳不整的边扣扣子，边整理乌纱帽，狼狈地样子还一直往皇城里冲，东倒西歪，文官撞到武官，武官可能会挥动拳头，破口大骂，文官应该会匆忙道歉，并以礼法告诫武官：“要赶紧午朝呀，迟了就大事不好了呀。”诸如此类的场景，想想都觉着好笑吧。
因为它可以调动我的脸部器官深入地去看、去笑、去接受，它也带动我的思维在漂移，午朝是否属实对我似乎再无关紧要。而在我的思想中，虽然午朝并无前例，但皇帝的思想谁能够猜得透？或许他就喜欢这样心血来潮地召集百官。而谁又敢真正光明正大地猜测皇帝的意图？这在当时民间耳目之中，是极容易传入皇帝耳中的。或许心里上觉得不可能，但是百官还是不敢怠慢午朝的时间，因为礼仪至上，不容冒犯。
当文武百官蜂拥而至大明门口时，却被告知，并无午朝之事，午朝之说仅为谣言，但这样的谣言散播，在皇帝的脸上实在挂不住。因此，皇帝只能派遣礼部去查，礼部查不出来，而皇帝又势必要维护他在百姓心中的那种权威，便只能罚俸，将在京供职的全部官员的俸禄都罚了个透。
这样，这件小事才算了结了。而万历皇帝关注小事的这一年，正是西班牙舰队全部触动征英的前一年。而黄仁宇先生提到的：“这些时间，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我暂且只能按书中的顺序将我的感想记录如下。
一，苦闷的皇帝
万历皇帝九岁登基，想必九岁的他，最多只能在“礼”的面前有较高的认识，而1587年，万历皇帝已登基近15年，15年的生活，娶后、纳妃、生子，早朝一日如一日，并没改变。
我起初还能看到万历皇帝的童真，因为他至少还有一个玩伴——冯保，他还能学习自己喜欢的书法，他对很多礼仪繁琐的行为看在眼里，不反抗却也不会抱怨，他遵照着老师给他的提示，在慈圣太后的知性之爱下缓慢长大。
然而，随着万历皇帝登基时间变长，他开始意识了每日一早朝的枯燥，所有事都按照礼的要求走程序多么麻烦，难得的书法之爱被告知不宜多学，否则便是亡国之帝多么无理。
其实我觉得万历应当是一个好皇帝的，他在位的时候也曾想过励精图治，打算实现“万历中兴”，然而，万历皇帝每提出一个可供参考的运行方案，便被谓之高望的文官劝谏而不得不取消，种种的压抑和标准，使万历皇帝最终在立储一事上爆发出来。
“他只是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我可以理解万历想立自己最爱的女人的儿子为太子的心，但是万历期间的伦理道德不允许，百官不允许，因为长子不立为太子，文官认为这是破坏儒家的“礼”。而不被理解的皇帝开始感觉到孤独，别人说他走上了怠政的消极之路，其实我觉得他只是突然感觉到自己身居高位，却连自己最爱的女人都给不了承诺，这不关乎地位，而是男女之间的信仰。最基本的满足不了，万历开始领悟到自己就像一个塑造得白里透净的傀儡，文官说往东走，万历要往西，那他便会被世人在昏君一词上记上一道朱红。
二，无奈的张居正
我读完张居正之后，还是觉得有点混淆。
“究竟张居正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但思考过后发现，评定一个人不应该单单从好人、坏人这两个角度来讲，张居正在万历皇帝的成长期间给予的帮助毋庸置疑，他在“一条鞭法”的改革中也卓有成效，提拔人员多尽善尽忠。但是中国王朝的弊病就是，权大而行坏，权利大了之后，很多行为超乎他原有能承受的道德标准，例如他家里开销的奢侈、收受其他官员的钱财，在各个领域提拔自己信赖的人，都被猜疑有篡位之嫌。而万历皇帝是王朝标志，他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说辞，因此他需要暴怒，也需要在百官的弹劾之后，作出做更严厉的惩罚。
我不知道书中提及的张居正的那些坏的品行是否确实是真的，但他位居首辅的高位，肯定压力会很大，在某些方面消遣一下，我觉得可以接受，但这本书谈及张居正的重点不在于他是否贪污腐败，而在于张居正死后，文官对他一系列的弹劾，以至他的家人遭到灭顶之灾，他差点被开棺戮尸。张居正一走，整个朝廷变成了弹劾他的“一边倒”，少数仍支持他的人，不是被贬官发配边疆，就是遭受更惨重的代价。试问，这个的朝廷氛围中，谁还敢为张居正讲话？
我想，就算当时张居正的父亲逝世后，张居正提交的解职丁忧被万历皇帝批准，他也难逃先前的结局吧？因为张居正在大刀阔斧改革并在史记中留下一笔辉煌的同时，他已经触及到了文官的最低底线，他将所有文官都摆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而文官的升迁和罢黜全凭他个人的标准，文官们感觉到了威胁，势必会想方设法推他下台，但起初皇帝对他信赖有加，不便说辞，而他死后，就所谓俗语所说，死无对证，文官们开始加大攻击的力度，什么话都敢说，什么猜疑都敢提。
三，现实的申时行
张居正的惨遇之后，申时行行事更加稳妥，生怕会出什么意外。行差踏错，本是人生所有，而明万历年间，每个身居高位的人儿，都最禁忌“行差踏错”。
当时，文官绝大对数由科举出身，一般来说，一个读书人要想展现他的特长和才能，发挥他自身的能力，在万历时期，只能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之路，这条路上充斥着十年苦读、家庭盘缠、含辛茹苦，而中举的仅为几个。大部分的科举之路只有泪水、辛酸和失望。因此，得成所就的文官们大多会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天大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结成各种小集团。官场姻谊，宰相的儿子娶元辅的女儿，这样的婚姻，舆论上说是门当户对，实际却不乏官场上的强强联合。
其实，所有走上仕途之路的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家贫如洗的平民阶层更是难上加难，而类似申时行这样的人，能够荣享首辅之位，肯定内心更加煎熬。他也想给王朝留下改革的痕迹，但他深知，这座由文官万千维系起来的王朝，很多根基都动不了。但他承认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之余，却也放弃不了理想，他也幻想过改变文官牵连王朝的这样状态，但他又深知中枢管理已经被官僚习气所掣肘，他只能战战兢兢地，一步步地走，并在其中不断充当和事佬。
而事实证明，“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它的宗旨，只是在于“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这就是，万历期间这个王朝的特点。
我也想知道，单纯靠“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究竟还要行多远的路？
四，古怪的海瑞、孤独的戚继光、矛盾的李贽
海瑞，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书中提到：“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他直言奏疏，坚守法律，安贫乐道，奉行道德上的责任，杜绝贪污腐败。但是，一个忠贞决绝的朴素官员，不能影响已经麻木的朝廷官员。
戚继光，组建新军，策划建军方案，强调组织纪律，确定全面现代化的战术。他卓越的指挥才能，周密而细致的布署，在抗倭和打击海寇上都不容小觑。最初得到张居正提拔和资助的他，开始了一系列军备改革。然而张居正刚被清算，一个官员的下海，一群官员的洗劫。戚继光就被参劾，只因他为张居正所提拔，究其缘由则是其推行的整套练兵措施事实上已打破了文官集团力图保持的平衡。
戚继光于1588年死去，这一年，王朝失去了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组织纪律，而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
自相矛盾的李贽，又唯心，又唯物，既抨击某些人，又不得不接受那些人的接济，重物质，又重功利。可能由于谈李贽是从思想层面来讲，而他又是一个哲学家，哲学家的口吻往往让我不太能懂，除了李贽所著的《藏书》和《焚书》为后来思想界留下研读的记录外，我对他其他的事迹并没有很大的感触。
一个个悲剧人生的结束，暗示着万历年间，一个王朝所暴露的问题。而组织上的散漫与无纪律，儒家原则上的简单粗浅与无固定，法律上的死板与无创造性，技术上的落后与不加改进，都将问题推向至高点。
一个技术上永远不足的王朝，试图将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最高标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无论这个王朝的皇帝是否励精图治、官员是否廉洁奉公、将领是否赋于战术、哲学家是否思想进步，最后的结果，都无法改变这个王朝的命运。“而所有人，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我觉得这句话好精细地剖析了《万历十五年》的最终命运，而不管各人努力与否，努力的方向对否，结局都已注定，因为万历十五年间，专注小事的明朝，已再也清除不了王朝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所造成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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