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百年老儒——清末终榜秀才外祖父姚宝臣追记

原文地址：百年老儒——清末终榜秀才外祖父姚宝臣追记作者：文化艺术报

百年老儒

——清末终榜秀才外祖父姚宝臣追记

■ 路棣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收后的一天，陕西澄城业善村望族，“述舜堂”家长姚辅郎给长子举行周岁“抓周”喜宴。

述舜堂是富甲一方的望族，多年“济贫助学，善待乡里”，方圆百里乡风极好。今日喜庆，乡亲邻里自然全力相帮。来客必经之路，沿街各户无不自扫门前，清水洒路，以致整街干净清爽,呈现出一片节日的喜气。

坐在毯上抓周的幼童看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玩具，顿时两眼放光，最后将小官帽、针灸盒揽在怀中，手拿一支毛笔，一边乱挥乱舞，一边冲着众人“嗷嗷”大笑。

主持“抓周”的，是同州知府的师爷吴延鹤。吴延鹤出身江南绍兴师爷之乡。精通清代律法，琴棋书画，风水相学无一不能，是渭北一带诸县远近闻名的大才子。他笑对辅郎作揖说：“辅郎兄大喜，孺子可教。贤侄天资聪慧：小时顽皮，兴趣广泛；弱冠时将小有功名，得一官半职。”接着他顿了顿，凑到辅郎耳边低声说，“暮年尚有坎坷……但不失雅士之风。”

这个孩子，后来取得清朝末期秀才功名，解放后成为澄城“开明人士”，跻身大荔、蒲城、朝邑、澄城三县四方书法三杰，当地名医——他就是我的外祖父姚宝臣。

外祖父天生聪颖，读书用功，并因与大荔天主教堂英国籍神父查尔斯的相识，激发了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1903年，14岁的外祖父大荔乡试，一举榜上有名。民国成立后，全国推行新学制，24岁的外祖父靠早学的物理、化学基础和较深的传统知识，以高分考入西安中等学堂。

外祖父是前朝秀才，又是当时的优秀学生，因此，西安重大活动，他都以学生代表应邀出席，渐渐与张督军熟知。毕业后，外祖父由曾与外曾祖父自幼同号习商，世交之子，政界名流韩望鏖举荐，张督军便委任他为凤翔县长。一日，外祖父在同门学子，亲朋好友的庆贺宴上，忽然听到张凤翙屈从袁世凯，投靠了北洋政府的消息。外祖父气愤地说：“北洋政府与王莽一丘之貉，张凤翙莽大夫一个。”说完愤然撕了委状，回家赋闲。

赋闲的外祖父仍对国事十分关心。每当京城、西安好友来访，带来好消息时，他就和他们酣畅豪饮。听到坏消息时，常与来客对视许久，苦闷无话。他开始钻研岐黄，练习书法，以此缓解内心的郁闷，消磨漫漫时光。这期间，他与外祖母成婚，在许多不快中有了一丝淡淡的幸福。

后来，在书法上，外祖父成为大荔、蒲城、朝邑、澄城诸县民间广传的书法“三杰”之一：韦庄党仙洲，善写斗大榜书；外祖父名列第二，以升大老篆见长；姚敬轩位居第三，以腕大行书称佳。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渭北一带小学生学书法还以他的楷书为临帖。在医疗水平上，他医德双馨，名贯四乡，是后来许多上至地方领导，下至贫苦农民的求医首选。

民国年间，外祖父数次出仕，又几度辞官。他虽身在官场，但骨子里仍葆有浓厚的文人气度。对旧社会那种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吏风腐败、欺压百姓的衙门劣行，他气愤，他仇视，他全力制止但无济于事。

外祖父辞官后，开始探求“实业报国”之路，意图复兴述舜堂。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又逢外曾祖父辅郎去世，人心动荡，多重压力使述舜堂不堪重负，各商号、店铺不得不一一关闭。

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时局，焕发了外祖父的爱国热情：在群众集会上，他以古说今宣传团结抗日；在战地医院，他主动义务医治伤员；在支前捐助活动中，他会倾其随身所带积极捐助。

抗战胜利了，但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国统区人民进入最困苦、最难熬的时期。1947年冬，外祖父带头抗交内战粮被镰峰乡公所以首犯扣押。幸亏他是一方名人，未受皮肉之苦，又有多名绅士联保，两日后放了回来。外祖父对民国政府由开始的满腔希望，逐渐变到一忍再忍，心存侥幸，最后彻底失望。

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屡战屡败，而尽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共产党及所领导的解放军则屡战屡胜，从延安挥师南下，直入关中。我年轻的父亲，担任余秋里将军麾下的一名教导员，随军与驻扎澄城韦庄的国民党36军38师展开激战，永丰战役大败国军，进而荔北战役全胜国军，澄城的寺前、醍醐、业善、韦庄等四乡第一次解放。

在战事中，外祖父并未远避，而是动员父老乡亲为驻村的解放军尽力提供用水、用物方便。当他亲眼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用粮用煤主动付钱，自觉帮助房东挑水、扫院、帮干杂活时，会自言自语地反复念叨：“毛泽东得天下，毛泽东得天下。”

就在随后的国共两军“拉锯”期间，我的父亲与外祖父一家熟悉起来。他俩在一起谈革命、谈历史、谈文学。父亲谈党的政策和解放后的社会制度，外祖父静静地听；外祖父讲他对历朝历代的看法，父亲默默地不断点头。越讲共同点越多。父亲还常常帮外祖父做一些农耕杂活。经外祖父同意，父亲母亲确定了关系。

1949年2月，渭北一带彻底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旧时代宣告结束，一个新时代、新时期、新生活扑面而来。在隆重的庆祝大会上，他老人家忘了年龄，和所有群众一起挥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解放后，外祖父这个走过清朝、民国、新中国的老秀才、旧知识分子，对万千气象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认真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了党和政府及广大群众的好评与尊重。外祖父出席澄城县“开明人士”座谈会，名扬澄城。他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对生活的热爱，全力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建设中。

他冲破旧的务农观念束缚，带头推广小麦良种“52号”；他常年出入左邻右舍、七乡八镇，为乡亲看病送药，把党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他踊跃参加农村互助组，在老屋那古老的大厅上悬挂亲书“眄庭柯以怡颜”，落款题为“南村伴农”的匾额，抒发他乐于“戴月荷锄”的农耕生活情趣；他受聘于业善大公社卫生院，担任中医主治医师。后来退休回家，仍坚持治病救人，风雨无阻。业善周边村镇受其惠者，几乎户有其人。

客观地说，自1951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是外祖父一生生活最好，兴事最多，心情最好，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日子。这期间，虽有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但他是亲历三朝的坎坷老人，对社会的好与坏有极其深刻的体会与见解。多种阅历，多重比较使他对毛主席、新中国最有感情、最寄厚望。他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幸福是长远的。必定电闪雷鸣一瞬间，穹空多是艳阳天。三年困难转眼而过，群众生活越来越好。与解放前相比，完全可以说胜似人间天堂。

196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

外祖父视为生命的五大箱古书、古画、古玩，在“破四旧”中，被红卫兵乱七八糟地装了满满七架子车，拉到南巷曾是清代举人姚增祠堂的大队部门前焚烧，足足烧了半个晚上。火光映红了红卫兵愚昧的笑脸，见证了摧残文化的粗劣行径。

外祖父是位医生，医术和品德使他成了许多患者的最先选择。病人上门，他不分贵贱、贫富一视同仁，态度好，不收费，尽开价廉又治病的药，因此，颇有人缘。但是，这种善举，却引起了个别医术不高、医德不好的人的嫉妒。他们给外祖父扣上“无证野医”的罪名，糊了丈余高的纸帽，强戴在老人头上，大热天逼着他自敲铜锣，城里城外游街示众。

随后，外祖父又被迫接受红卫兵大规模集会批斗。他被勒令站在一只高凳上，两边分立“地富反坏，右叛敌特”人员。红卫兵子虚乌有、牵强附会地给被批斗对象罗列罪名。在口号声中，一个年少无知的家伙猛地从外祖父背后用力一推，他老人家从高凳上摔了下来。碰得口鼻流血，脸部青肿，在场的群众惊得同时咳出声来，全场骤然沉寂。少许，这伙红卫兵又大呼小叫，以此壮胆，批判会仍在进行……

过了一段时间，文革局势更加混乱。早先的红卫兵造反派的队伍分化，开始向更高层次的批判对象攻击，外祖父这些小“牛鬼蛇神”之类，渐渐被运动遗忘。

时间能够抚慰受伤害的心灵，或忏悔，或淡化，或消除一切矛盾。四乡五镇的各界群众又尊重起这位济世救人的老中医，上门找他看病。文友至朋恢复了交往，一块笔墨相聚，讨论学问，谈天说地。

来人多了，知道外面的情况就多。外祖父听到毛主席身边的一些主席、副总理、元帅、部长也整天被批斗，受虐待，不免又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终于支持不住，病卧在床。这次得病，可以说是他完全置自己的厄运于度外，更多的是为那些为党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各级领导，为国家前途忧患而起。老人家撒手西去了，那是1969年元月30日上午10点。

那时，农村的丧事，由生产队牵头办理。墓穴开挖，采买作席，财房礼仪等等有条有理进行。当时的文革形势，疾风暴雨式的狂热虽已过去，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还在继续。重新实行旧的葬礼方式，会不会给家庭又带来灾难？舅舅向生产队长等人谈了忧虑，他们说：“怕什么！给这样的老人送行，值得！”

天上微微落雪，外祖父全家披麻戴孝，守灵祭奠，拜锨请祭，入殓扫墓。送葬的炮声未落，人们抬起灵轿，走向外祖父的墓地。巷道里外站满了人，既送亡灵，又看久违的隆重葬礼。

一抔新土掬起。清末秀才，大荔、澄城、朝邑、蒲城三县四方书法三杰之一，七乡八镇著名中医，跨越清朝、民国、新中国三朝的老知识分子，受过人生荣誉，折磨，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坎坷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走时虽无痛苦，却带着几多精神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