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栓老师的小自传 ——— 奋斗改变人生
我的童年
农村的生活状况
农村非常贫困。我小的时候，能吃饱饭就不错了。那时大多数家庭只能吃玉米面、高粱面、窝窝头。我家稍微好些，可以吃高粱面和白面做的花卷，其他小孩很羡慕。因为我爸爸当工人，每月有19块钱的工资（后来涨到40多块）。一般家庭，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顿肉。有的家庭一年吃一次肉——全家十几口人，买一斤肉，剁成馅，吃顿饺子就算过了年。人们穿的也是补丁摞补丁，过年才有新衣服穿。小孩一般都是穿大人的旧衣服改造的衣服。一般人家住的是土坯房子；能住里生外熟（墙体内层是土坯，外层包裹了一层砖）的，是有钱人家。一般人出门靠步行，因为买不起自行车。永久牌自行车最好，但买到永久牌自行车，需要拉关系，托熟人，弄到专门的供应票，才能买到。当时就200多块钱，需要一个工人半年的工资才能买得起。我爸是一个邮递员。邮电局处理旧车时，我爸买了一辆，全村人都来借。娱乐基本没有。个别时候，村里请个戏班子，唱几天戏。村里（当时叫大队）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记得审判四人帮时（1976年），大队部挤得人山人海。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
师资水平
我上小学和初中就在我们村子里，同一个校园，叫“戴帽中学”——意思是小学上面戴了顶中学的帽子。我的小学和初中老师，绝大多数是民办教师（村里出钱雇用的读了几年书的农民），有的是高小毕业（小学高年级），多数是初中毕业，少数是高中毕业。公办教师学历最高的是中师毕业（相当于高中，不过是师范学校），连一个大专毕业的都没有。所以，老师的水平都不算高。主要课程（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有专门的老师教，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生理卫生等次要课程，都是主课教师附带上的。即使有专门的老师教，也不一定按时上课。记得我们的生物课，老师就没有上过几次。老师家里种田太忙，顾不上上课。所以，中考时，我们只能自学没有讲过的内容。也没有参考资料和练习册。
校园条件
所有的教室都是平房。小学校的房子据说过去是一座庙，后来改成了学校。地面是土的，没有铺砖头或水泥，所以扫地的时候，尘土弥漫，让人无法透气。凳子要自己带，好在桌子还是学校提供的。没有人带过水瓶。口渴了，到学校的压水井喝口凉水，冬夏如此。没有自来水。厕所是臭气熏天的大茅坑。
学习条件
每天上四次学：早上五点多起床，到学校上早自习和一堂正课，回家吃早饭；上午上三节课，回家吃午饭；下午上三节课，回家吃晚饭；再上两节晚自习，回家睡觉。早上起得早，冬天天还不亮。根本没有人叫醒我，全靠闹钟闹。我晚上回的晚，到家其他人早已入睡（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有一天早上，我猛然惊醒，一看表六点钟了，已经到了上早操的时间，赶紧穿上衣服，脸也没洗，就往学校跑。那天早上，大雾弥漫，几米之外，就看不到东西。我跑到学校一看，没有人。我心里想：难道他们还在操场？于是，到学校外边的操场上看。所谓操场，就是农民的打谷场，围绕着一片坟地。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打谷场弥散着大雾，可是那里既看不到人影，也听不见出操的口号。我怀着疑惑不解的心情又回到家里，发现才五点二十分。原来我看错表了。当时每天早上上学的紧张情景可见一斑。
晚上放学已经九点多钟。对于农村来说，九点钟已经很晚，多数人家已经上床睡觉。冬天太冷，没有暖气，被窝里暖和些。另外，也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很少，所以，晚上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即使有电视、广播，也没有电。所以，我晚上睡得都很早。晚上放学回家，既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有月光时还好，没有月光，路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回家经过一条漆黑的胡同。由于是熟路，走得很快。那天正在飞快地前进，突然脚下被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与此同时，听到“吱”的一声，一头猪从脚下跑开。原来这头猪卧在路上睡觉。
刚才说，早中晚饭都在家里吃。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吃现成饭。由于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天天到生产队干活，放学时还没有下工，所以我们姊妹三个放学回家要自己做饭。做饭也不是用现在的煤气灶，而是柴灶，烧柴的灶，垒在地上。烧的柴也不是劈柴（木柴），而是根据季节不同，烧树叶、稻草、麦秸。很不容易烧。树叶、麦秸太碎，容易把火压死；稻草灰太多，一会儿要掏一次灰。遇到下雨天，柴草淋在外面，是湿的，需要从草垛里掏出干些的来烧，更不容易着。所以，做一顿饭很不容易。基本上没有菜吃，就是玉米碴子粥（“糊涂”，读作húdu），又干又硬的馒头，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菜。
村里虽然通电，但经常断电。当时国家发电有限，优先满足工业需要，再满足城里人生活需要。如果还剩下没用完，再放到农村。我在村里上学时，学校很少有电。所以，我们早上和晚上都需要用煤油灯照明。腊烛太贵，用不起。煤油灯是我们自制的。首先要找到一个小瓶子，一个平板车旧车胎的气门嘴，和一根灯芯（可用棉纸捻制）。把灯芯穿在气门嘴里，在瓶盖上打个眼，把气门嘴穿上，固定好，就成了。有好几年，煤油短缺，买不到煤油，我们只能烧柴油。煤油灯比较亮，烟比较少；柴油灯火苗小，冒黑烟。教室的屋顶熏黑了。每天早上起来，擤的鼻涕也是黑黑的。
课余时间
春天给小麦施肥、打猪草，夏天割草、除草，秋天搂树叶积肥（堆积农家肥），冬天铡草、拉土（垫宅基地地基）。有寒假，到腊月23放假，正月初八开学；没有暑假，但有麦假，收麦子、插秧；有秋假，割稻子、种麦子。每天，只有这些事情做完之后，我才可以坐下来学习。
父母对我的帮助
大家的父母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有的是大学毕业，对大家的学习可以提供帮助。我的父母对我们的学习关心很少。一是父母工作很辛苦。父亲在邮电局作邮递员，每个月回家度4个周末，从来顾不上管我们的学习；母亲要到生产队干活，累死累活，也顾不上。另一方面，他们识字不多，对学习也不够重视，认为孩子的学习是学校的事情，和家长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到家后，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家里人干活，而不是做作业。但是，这并不意味这我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从父母，尤其是母亲那里，学到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任劳任怨，不怕困难，不怨天尤人。由于父亲不在家，本来应当由男人承担的繁重体力劳动，都由我母亲一人承担。我母亲知道没有人可以帮助她，所以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苦。我也是这样。自己劳动、学习再辛苦，也从来没有叫一句苦。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帮助，是他给我订了几本刊物，如《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使我能够在课本之外，扩大自己的视野。这是其他孩子没有的条件。
我的学习历程
上学第一天
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我们到学校报到。没有教室，我们坐在两排平房之间的过道里。没有凳子，老师让我们每人找一块砖头，坐在上面。我行动慢，没有找到完整的砖，只能坐在一个半截砖上。这时，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光着屁股，一丝不挂地在学校玩耍（农村的孩子天热时经常不穿衣服，但一般四五岁以后就要穿衣服了，看来这家人更不文明）。老师看到后，说：“娃子，你上学不上？”娃子说，“上”。老师说，“那你回家穿衣服吧，上学不能光屁股。”于是，娃子到家里穿了衣服，成为一年级的学生。
学会自己的名字
农村没有幼儿园，家长也不重视孩子教育，所以，上小学之前，可以说我们对人类文明一无所知。我连一个字也不认识，连十个数都不会数。我自己的名字更不会写。我刚上学，老师第一次发作业本。同学们拿到自己的作业本，兴奋地让老师写名字。我也这样做了。到了家，我高兴地把本子拿给妈妈看，我妈看了一眼，说，“老师把你的名字写错了，你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老师把我的“栓”字，写成了“说”。因为这两个字的儿化音在我们的方言里相同。在这之后，我学会了自己的名字。
阿拉伯数字“5”
学习阿拉伯数字时，我感到最困难的是“5”。天天干的是粗活，手笨，下半部分学不会往左拐弯。但是我学会了“9”字（手写上面不封口）。老师要求我们在沙地上练习写数字，不学会，不让回家吃饭。我很害怕。眼看到了放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学会写5。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先转过身来写一个9字（不封口），在转回来划一条横。这样我终于可以按时回家吃饭了。
逃学
我刚上学时，不知道上学的重要性。小学前两年，我大多数时间没有去学校。我吃完饭就走，家里人以为去上学了，实际到村外别的地方去玩了。我偶尔去学校，也跟不上学习的进度。语文课本是拼音夹杂汉字。老师领读课文，有些汉字还认识，但拼音没有学会。所以，我往往不知道老师读到了哪里。这时，我干脆放弃看课本，跟着老师背书，这样对我更容易些。记得有一句话，是“火车火车长又长，铁路工人运输忙”。我在学校背会了，拿回家自豪地背给我妈妈听。我妈问：“是什么意思”？我愣住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后来还是百思不得其解：火车很长还可以理解，“运树”忙是什么意思？难道铁路工人天天在拉树？我不知道“运输”的意思。考试时，我对分数也不关心。因为我没有分数高低的观念。有一次老师念分数，一个同学听到自己得了80分兴奋得手舞足蹈，我感到很诧异。
走上正道
我逃学的事情终于被我妈妈发现，挨了一顿痛打。邻居们知道因为我是逃学挨打，也不过来劝阻。经过这一顿毒打，我再也不敢逃学了。从三年级开始，我的学习逐渐赶上，后来一直保持班上第一名或第二名的成绩。到初中毕业时，除了有一个同学和我势均力敌外，其他同学都被我们远远抛在了后面。这样，我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河南省一个历史悠久的的师范学校——汲县中等师范学校（我那个同学也考上了）。我将来毕业就可以作小学教师了。这在农村叫“跳龙门”，意思是说：今后可以吃皇粮了；农业户口要转为非农业户口了。一辈子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了。
学校有人考上中师，那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也是全村人的骄傲。所以，村里为我们演了两场电影，表示庆贺。
但是，上中师也有缺点，就是将来毕业不可以考大学，只能教学。当时就有人劝我父母说：“孩子材料这么好，还是让孩子上高中，将来考大学更有出息。”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上中师更保险，将来大学不一定能考上。
中师学习
中师相当于高中，专门培养小学教师。课程包括高中文理科的全部课程，但是没有英语课。外加教育学、心理学、小学语文教学法和小学数学教学法等教育类课程。另外，体育、音乐、美术也比较重视。
中师不开外语课，我感到十分遗憾。我们初中开始学习外语，刚开始不开窍，但到初中三年级时，我已经入门了。英语成绩是各科最好的。中考时得了98.5分，我现在还记得哪个地方错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Do you like…，应该回答Yes, I do.但当时疏忽，回答为Yes, I like.
开始自学
我感到，外语不能丢掉。于是，开始跟着广播学习高中的英语课本。当时广播电台有英语学习节目。
早在考上中师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听广播学外语了。当时听的是初中英语广播讲座。我的一个伯父（常义志），年轻时学习外语，曾为国民政府服务。1957年被打为右派。后来获得平反，到我们乡的高中教英语。他对我学习英语十分支持。让我收听广播，包括北外陈琳教授主持的广播英语讲座和初中英语。我记得在广播里听懂的第一个词是window。也是在他家里，我第一次看到大学的英语教材。过去，大学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村子里几十年没有大学生，仅有的大学毕业生是50年代毕业的。我曾经认为，大学的教材一定是用狂草写的，难的和天书一样。后来，看到我伯父家里的大学英语书《许国璋英语》，才知道大学英语也是用印刷体印的，甚至是从ABC开始教，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还记得，许国璋英语的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第二课是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这样，上中师的三年，我基本上没有把高中的英语落下。中师的课程很多，没有足够的时间自学外语，所以，我只是走马观花地学习了一遍，有许多单词没有记住。
在中师的三年级，我从广播中得知：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是电视台）要联合举办广播函授英语。我很激动，认为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于是，我给班主任请假，乘火车几百里地到家里取了80元钱交了学费。函授招生简章中有这样一条优惠条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学习三年结束后，举行全国统一结业考试，成绩优秀者，可以免费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一年。我心里想，什么叫优秀？80分？90分？95分？全国这么多人，考多少分才算优秀？我要是考100分总该算优秀了吧？！所以，我学习广播函授，是奔着考100分的目标，来学习的。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1986年中师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本来应该到小学教学，但中学也很缺人，所以，让我到乡里的最高学府原阳县祝楼乡中学上班。这是一个初中，过去曾办过两年制的高中，那时已经裁撤。上班第一天，乡教办（乡教育办公室 ）支书问我愿意教什么课，我说，对外语最感兴趣，教外语吧。于是，开始教外语。中学的外语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处。因为我初中外语功底很扎实，又自学了三年。于是，我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听广播函授。当时只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想买一个录音机，但太贵，买不起。录音机对农村的孩子来说，是奢侈品。复读机、MP3之类的东西当时还没有出现。
广播函授英语每周三讲，每讲重播一次，星期日休息。我每讲有两次听的机会，早上六点半一次，晚上十点半一次。我尽量两次都听。但由于其他工作，往往只能听一次。这样，我就必须在讲课前做好充分的预习，包括把所有的单词背会，把所有要讲解的课文翻译一遍，把所有的作业做好。这样，在听课时，就等于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和老师核对答案。
广播函授的特点是，无论春夏秋冬，一天都不间断，没有寒暑假。这样，我三年的函授学习，一天也没有间断过，甚至大年初一。在我们老家，大年初一早上要走街串巷，给长辈磕头拜年。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不能违背。但是，广播函授英语是早上六点半，正是拜年的时候，不能呆在家里学习。我只能服从习俗，去给长辈拜年。当我拜到一个老乡家里时，正是六点半到七点之间。我看到他们的收音机放在桌上，赶紧拿过来，用他们的收音机听了一会儿。没有听完，我就得走了。我就那一讲我没有完全听到，其余的没有落下一课。
最困难的时候是麦收和秋收时期。每年麦子成熟的时候和稻子成熟的时候，学校都要放假。老师、学生都要回到家里帮助家里收获庄稼，插秧、种麦。这些都是最重最累的庄稼活。从早上五点多种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累得人直不起腰来。吃完晚饭，只要一沾床边，就会睡着。由于我早上六点半之前已经下地干活，不能听广播。所以，我只有晚上十点半听。十点半对于农村来说，已经是半夜时分。人们劳累了一天，早就入睡了。但是，我必须等到十点半。有时候实在支持不住，我会先睡一会，等到十点半再起床听。我妈妈很心疼我。她睡醒一觉后，发现我还在学习，就会说，“长栓儿，睡吧，天不早了。”
另一个难熬的就是夏天。夏天太热，家里没有空调，连电扇也没有。晚上大家都出来到路边乘凉，拿着扇子，一边扇风，一边驱赶蚊子。而我选择躲在自己的小屋里，点着煤油灯，查字典、背单词、预习课文、做练习，一直到深夜。
冬天，家里没有暖气，五间屋子只有一个做饭的煤火（烧煤的灶），做完了饭，就要堵上。省煤。所以，屋里和屋外一样的温度。只有穿着棉大衣、厚棉鞋，才坐得住。
历经磨难，初战告捷
三年的学习结束了，检验学习成果的时候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叫北京外语学院）将要举办全国统一的结业考试。按照规定，我可以就近报名参加考试。我所在的地区，既可以到新乡市参加考试，也可以到郑州市参加考试。郑州是河南的省会，我以前没有去过。所以，我报名参加郑州的考试。可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我家离郑州较远（其实只有几十公里，只是交通不便），需要骑自行车到10里地之外的地方坐长途车，再到郑州。我考试的头一天上午到了郑州。天下着雨。我带了一把雨伞。到郑州后，首先要找个旅馆住下。可是，我从早上9点多种，一直找到11点多，还没有找到。我的裤子已经湿到了膝盖。郑州召开全国糖烟酒订货会，大小旅馆都住满了。这时，我想到，考试要求使用的2B铅笔还没有买，赶紧买铅笔。可是，我跑遍了郑州的大小文具店，连一家卖2B的都没有。因为高考刚刚过去，2B铅笔脱销。最后，我只能买了一只1B，一只3B，想着用3B和1B分别涂一遍，也许可以充当2B。铅笔问题权且这样解决。我接下来还得找旅馆。这时，我已经迷失了方向，坐着公共汽车尽量往远处走。后来我到了像是郊外的地方。我看到一个破败的旅馆，不报什么希望地问：“还有没有床位。”那人回答说：“有！有一个人刚刚离开！”我心想：好险呀！这时已经时晚上八点半钟。我赶紧付了钱。那个房间有好多人。都睡在一个大炕上。我打了盆热水，洗了洗脚。我还不知道考点在哪里。我想早点休息。明天还得早起去找考场。八点钟就要考试了。我可能是由于白天过度劳累，也可能是面临考试过于紧张。一个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五点多种，我就起床，没吃早饭，赶紧去找考场了。郑州邮电学院。这个地方很快找到了。就在从我家到郑州下车不远的地方。这时是早上六点多种。我在附近小摊上吃喝了一碗小米粥，吃了一根油条，就在学校门口等开门。
考试非常顺利。一夜没睡，好像做梦一样，就把卷子答完了。卷子上都是选择判断题。最后有一道加试的题，是翻译一篇文章。选择题和加试题都不难。我感觉自己可以考100分。
大约过了两个月，家里正在盖房子，突然接到了北外的通知，让我到北外面试。我既惊喜，也在预料之中。大概是在早春，刚过完年。我提了一个小帆布包（邮电局发的），踏上了到进京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北京。从家里坐汽车到新乡，再从新乡坐火车到北京。我在新乡买了火车票，是晚上的车，顺利进站。火车到了。可是火车没有停。因为人太满了，所以干脆不停。我心里很慌。问车站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等下一趟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列火车。这次停了。可是车上的人太多。从门口挤不上去。我焦急万分。我身边有一个工作人员。我说：“我给你10元钱（那时车票才10几块钱），你把我从窗口推上去吧！我明天要参加考试。”他接受了，先把窗户叫开，然后把我推了进去。我的心掉到了肚子里。我上去后，听到窗边的人说，以后谁叫都不开了。我心里想，这与我没关系了。我反正已经上来了。（我这么老实的人，想到去贿赂，也是逼良为娼啊！）
过关斩将，一举夺冠
到了北京，找到了北外。可是，北外的招待所已经住满。我们被推荐到理工大学招待所。和我同住的是一个重庆涪陵人。他在苏联开照相馆，这次回国看看是否可以到国内发展，带了一堆照相器材。他到中国发现，中国的黑白照相几乎淘汰，早就使用彩色照相了。所以他决定回去。
我复试也很顺利。复试过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北外函授部脱产进修的录取通知。1989年3月报到。开学的第一堂课，老师介绍了广播函授的学习和考试情况。老师说，这次广播函授，最初全国有10万人参加，坚持到最后的有大约2万人，参加最后结业考试的有1万7千人。在优秀结业生中，选取了大约100（记不清了）人参加复试，从复试学员中，最后录取了20人脱产进修。又说，我们这次复试的状元，不是河北的，不是山东的，而是河南的！我看了看周围，见没有别的同学站起来。于是我站了起来。原来河南就我一个。山东和河北各有五六个，其他的分散在全国各地。年纪最大的60多岁，是天津的一位退休校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复试的学员中，有一个河南上蔡来的。双腿残疾，小儿麻痹症，被妻子用轮椅推到了考场。他的成绩非常好。我相信，如果不是残疾，肯定被录取进修。函授部的老师说，由于生活不能自理，所以不能录取。我非常替他感到惋惜。现在与他也失去了联系。
北外进修
我们的进修班十分特殊，大家都是经过艰苦奋斗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所以非常珍惜。我们在一年之内，把大学英语三四册和五六册都学完了。这本来是两年的课程。除了正常上课之外，我们还利用充分北外的资源，看英文录像（进修生不让进，我们有时会偷偷混进去），听外语讲座，到英语角，并坚持听VOA和BBC的广播。刚到北外，我发现别人在听国外的电台，BBC或VOA。我以前不知道。因为我听的都是国内的广播。所以，我赶快买了一台有短波的收音机，收听外台。每天坚持不断，有空就听，没过多久，我的听力就赶上了其他同学。
我们发现，我们进修班的外语水平不比正规的学生差。可是，我们学习结束之后，没有毕业证书。我们拿到的是一个结业文凭。我希望，自己的成绩，得到官方的承认。于是，我给自己确立了新的目标：考研。我在北京搜集了一些考研的信息，准备了一些书籍，1990年结业之后，又回到了乡中学，开始了下一轮的自我奋斗。
准备考研
考研除了需要英语之外，还要学习第二外语。我选择了日语，因为刚好电台开始广播日语。日语看起来容易，学起来难，许多常用句型记不住。为了帮助记忆，我在乡中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纸条，上面写着日语惯用型。我学了两年日语，后来到郑州买了一本日语试题做，发现只能做出四五十分。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就报考了1993年北外高翻的考试。考试之前，我从北外买了一套试题，发现日语试卷出奇地容易。原来，我买的那套试题是公共日语考试题，比考研的试题难得多。这使我信心倍增。
改变命运
本来想试试，没想到第一次就考上了。至此，我的外语学习生涯第一次纳入正规。我现在和任何通过高中，考取大学，再考取研究生的人可以平起平坐了。这个过程花了我七年。比起大学毕业直接考研的人来说，我比他们晚了三年。但我还是赶上来了。我研究生的学习一帆风顺，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后来把家人也接到了北京。这一次考试，改变了我的前途。要不然，我也许要在乡中教一辈子书。我的小学同学，几乎全部在家里务农。我的中师同学，几乎全部在中学或小学教书，能读到研究生的，几乎没有。村里有一个同学和我一起考上了中师，但后来不再要求进步。他现在还在村里的中学教书。我家里的人前途也改变了。要不然，我的孩子肯定要在村里继续上学，将来不知道能否考上高中和大学。我相信，你们的父母，一定有不少是经过艰苦的奋斗，走到了今天。我们作为父母，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子女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你们将来做得比我们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在今天的学习条件下，你们没有理由比我们做得差。
忠告
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说，城市的孩子是颓废的一代，他们怕吃苦，贪图享受，受到外界的诱惑太多，不能专心学习。国家的振兴，还要靠农村考过来的孩子。这些孩子不贪图享受，吃苦耐劳，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国家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我希望，她说的这些话不要应验。只要刻苦、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你们的命运把握在你们手中。
中学是学习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我那些种田的同学如果有第二次上学的机会，他们一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可是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父母可以给你们提供衣食住行，但知识要在脑子中扎根，靠的是自己的努力。我们学习，归根结底是为了我们自己，只不过在服务自己的同时，也服务了国家，服务了社会。不要以为我是为父母学习的，为老师学习的，我们是在为今后的独立生活，创造条件。即使今天父母可以让我们衣食无忧，但父母总有一天要离开我们，到那时，能帮助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学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学习，同样也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农村的孩子不学习，自身的生活条件不会更差，因为他们现在的条件就已经很差；城市的孩子不学习，便只能走向堕落。
我的人生历程验证了一句话：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同学们，人不能盲目自大，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树立必胜的信念，胜利最终属于我们。
本文是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女儿班上的演讲底稿
特别声明:本文作者为李长栓——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同声传译员，联合国认证笔译员。本人已得到原文作者的同意公开发表。未经允许，禁止转载。请自觉遵守相关法律。如需转载请咨询李长栓老师，否则因此产生的法律纠纷由转载人负责。请尊重原创。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