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与贾平凹老师

今天的《华商报》发表记者王锋就我和英国学者罗宾翻译贾平凹先生《废都》的文章,转此为记。

《废都》英译名：The Abandoned Capital

中英两学者同译，首部《废都》英译版完成，书名用了“被抛弃的都城”的译法

    《华商报》刊登的照片：贾平凹（中）与两位译者罗宾（左）、胡宗锋

中、英两国的两位学者胡宗锋、罗宾，历时三年，悄然译完了40万字的《废都》，个中趣事多多，数日前，英国译者罗宾博士已带稿回英国继续打磨，下月归陕。7月22日，中方译者、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胡宗锋教授接受了华商报独家专访。

　　约定每周有一个“翻译日”

　　华商报：为什么想起翻译《废都》？

胡宗锋：动念早，动手迟。《废都》当年出版时就想过，但那时自知“身单力薄”嘛，肯定翻不好，就一直按下未表。1987年我就翻译过贾平凹的6篇散文，并从此见面成为朋友，我个人非常喜欢贾的作品，一直想把他的作品译出去。2010年时，我翻译了他的中篇小说《黑氏》，发表在美国《新文学》杂志上，当期杂志150页，这篇《黑氏》就占了56页。

华商报：为什么是两人译？能否介绍下另一位译者？

　　胡宗锋：他叫罗宾，英国人，中古文学博士，专门研究英国的中世纪文学，词汇量之大，令人惊讶，他当时已来西大任外教一年多了，教授英美文学赏析。我翻译《黑氏》时，得到过他的支持。他说想见贾平凹，就在罗宾生日当天，我们一起去拜访了贾先生，并带去了一本美国《新文学》，上有我译的《黑氏》。就是那次谈话，我重新萌生了翻译《废都》的想法。

　　我给罗宾说，如果成功翻译了《废都》，你就快把中国文化吃透了，而且，几年下来，有此成绩，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后来，像外边找他代课挣外快之类活，他一概拒绝掉了。我们俩的业余时间，就用来翻这个。

　　华商报：翻译时怎么合作？

　　胡宗锋：因为平时都要代课，我们就约定每周四为“翻译日”，雷打不动，去他的住处，约好翻译哪个章节，就提前分头准备资料，周四见面后，整整翻上一天。一般是他打字，我念，他提些意见，有时也换过来。翻译完，我们会去附近小夜市喝啤酒，也唱歌，他性格爽快，遇白酒喝白酒，遇啤酒喝啤酒。

华商报：两人之外，还有谁出力了？

胡宗锋：有个朋友不得不提，就是作家穆涛。翻译时，罗宾感到棘手的是传统文化里的“中国特色”，而这些恰是贾平凹作品的一大特点，如《易经》的现实应用，卦呀爻辞什么的，风水常识，中国文字的同音谐意，诗词以及民歌的象征隐寓等。我们会把这些难解难译的东西集中到一起，过段时间“攒一疙瘩”，然后由穆涛约请贾平凹一起，边吃饭边解释。

　　最初“误译”过所谓“补全版”

　　华商报：翻译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胡宗锋：语言。翻译界都清楚，“英译汉”相对容易，“汉译英”本身就难，加之贾平凹语言非常生动，而如何在英语里找到对应的精准的“那一个”词，不能不用心去琢磨。

　　华商报：举例说一下？

　　胡宗锋：有的词比如“下半身”，在英语里有一种用法叫“楼下”（downstairs），诸如此类，挺有趣。还有，光这书的名字，就先后想了好几种译法，什么是“废都”？起先我们想译成类似艾略特的荒原那种荒城，最终用了在中文里“被抛弃的都城”的译法，即“The Abandoned Capital”。

　　华商报：那主人公的名字呢？胡宗锋：音译加意译。比如庄之蝶，就叫做Butterfly，当然这个名字与庄子有关，我们也另外加了注释，还有比如牛月清、柳月等人，书中有一段话是说“有两个‘月亮’怎么行呢？”如果只是音译，那这俩人名字中的“两个月亮”就体现不出来了。当然，有些就只能直译了，比如唐婉儿等。

　　华商报：除了语言之外，翻这本书时还遇到什么问题？

　　胡宗锋：那就是注释了。《废都》原书没有注释，但书中一些在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老陕看来非常熟悉的人名地名事件，比如杨玉环、于右任、八大山人、麻将、埙、大雁塔等，老外往往一脸茫然，所以一定要加注释。在这件事上，罗宾是个“检测器”，哪些地方他感到不懂了，我们就会一起讨论是否并且如何加注释。

　　华商报：翻译中有没有什么趣事？胡宗锋：趣事很多，都是关于小细节。可以说一件窘事，开始翻译时，由于多方查找资料，后来在一个比较大的网站上，看到了所谓“完全版”《废都》，就是有人把原书中标着方框和“此处删去多少字”的内容都给“补全”了，结果就试着按那个翻了大概三四章吧。

　　华商报：《废都》好象没划分章节吧。

　　胡宗锋：是这样，当时为了翻译方便，我们就把《废都》按篇幅和故事分成了26个章节。后来见到贾平凹，他说那个“补全版”是伪作，就把那些都删掉了。

　　贾平凹只提出了一个要求

　　华商报：翻译期间，贾平凹持什么态度？

　　胡宗锋：贾先生是比较支持的，我也至少带罗宾五六次去过他的书房，深入探讨。他对我们的工作还是认可的，曾经送给罗宾一张他题字的四灵之一玄武瓦当拓片。自始至终，贾先生只提了一个要求：翻译时，原文一句也不要删。

　　华商报：这个要求看似简单……胡宗锋：是。但他既然这样明确提出，那我们就按这个办，尊重原著作者意见嘛。他首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英译长篇小说是《浮躁》，是鼎鼎大名的葛浩文先生所译，据可靠消息，贾先生当年应邀赴美，住在葛浩文家，然后无意中看到了葛先生正在翻译的另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上面是葛用红笔大段大段的删节。贾平凹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大段描节，肯定是有他的用意。大段删减，会否损害作品表现力？所以我推测，贾先生后来再没有让任何人英译他的长篇，是否跟那次赴美之行有关？不好妄测。另外，葛先生水平无可质疑，我充分理解并尊重他的翻译风格。

　　华商报：贾的作品译成其他语种的好象不少。

　　胡宗锋：是，仅《废都》，有法文、日文、俄文、越南文等。但恕我直言，在外语里，哪个语种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能超过英语？贾先生是有不少作品被译成法文，在法国确实是家喻户晓，但还是应该多覆盖英语国家，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华商报：做了哪些准备？

　　胡宗锋：我读过很多英文原著，而中国经典文学翻译成英文的，也看了不下一百部，如《鲁迅全集》、《红楼梦》、《道德经》如有多个版本，我还会拿来对比着看。后来接受朋友建议，为锤炼语言，我还更多地读一些经典诗，有时加一点诗的感觉去译小说，别有味道。

　　译《废都》后，有了很多感叹

　　华商报：翻译完《废都》，有何感想？胡宗锋：准确说这是《废都》英译第一稿，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打磨下，今年内争取出版。这个第一稿完稿后，还是很高兴的，完稿之时，罗宾博士也要回英国休暑假，贾先生有事赶不回来，特意委托穆涛，代他敬罗宾博士一杯酒，权作饯行。

　　华商报：通过翻译《废都》，有什么收获？

　　胡宗锋：有了很多思考。我们的作家作品要想真正走出去，不能光空喊，或者只是作作姿态，要拿出作品，干实活。翻译《废都》，没有任何人过问，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热情来做。记得曾经有人讨论，说当代优秀作家，谁先把自己推出去，谁就赢了（记者注，指的是获“诺奖”），莫言就特别注重自己作品的英译版推介。作家创作虽然无法简单类比，但对外的翻译推介上，我们确实是说的多、做的少，比东部和南方省份有差距。

　　                                                      《华商报》记者王锋

梅花，兰花，竹，菊花。被人称为“花中四君子”、“四君子”。品质分别是：傲、幽、坚、淡。共同特点是自强不息，清华其外，澹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态。

   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梅花》.

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

 

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

数茎幽玉色，晚夕翠烟分。

声破寒窗梦，根穿绿藓纹。

渐笼当槛日，欲得八帘云。

不是山阴客，何人爱此君。——杜牧《题新竹》

菊，凌霜自行，不趋炎势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

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

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

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

——李商隐《菊花》

《无所不谈合集》序言
　　一九六四年冬，马星野先生来美，约我为中央社专栏撰稿人之一。我自一九三六年辞去《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的编辑责任，赴美专著英文书籍，中文写作此调不弹已三十年。马先生给我这个好机会，复归旧业，不免见猎心喜，欣然答应。自一九六五春至一九六七年间陆续撰文发表。后因与香港中文大学订约编纂《当代汉英词典》，势难兼顾，乃又中辍。计三年间所作不下一百八十篇，前出一、二集已经售罄，读者向隅。乃与开明书店商量，连同一九六八年所写（本应为三集），汇为合集，复分类排比或略补注篇题，以求详备。甫琴先生毅然首肯，且拟重新用老五号字排印，为重修定本，耳目一新。甫琴先生半世知己之隆情厚意，铭感不忘。
　　书中杂谈古今中外，山川人物，类多小品之作，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中有几篇议论文，是我思想重心所寄。如《戴东原与我们》、《说诚与伪》、《论中外之国民性》诸篇，力斥虚伪之理学，抑程朱，尊孔孟，认为宋儒之以佛入儒，谈心说性，去孔孟之近情哲学甚远，信儒者不禅定亦已半禅定，颜习斋、顾亭林已先我言之。
　　此为儒家由动转入静之大关捩，国人不可不深察其故。“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是我一贯的中心思想，尤详述此议，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开明书店，意将此《合集》与以前《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及《语丝》、《晨报副刊》所发表文字汇为《语堂文集》，二书合刊为本人全集，与本集所言互相发明，以见本人之一贯旨趣。
　　关于我的著作目录，请阅黄肇珩《林语堂的写作生活》文后，及《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
　　一九七三年春日七十八老人林语堂序
　　原载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
　　拿笔杆的人，年纪大了，灾梨祸枣的罪也愈深重了。加之我在国外多年，不大注意国内出版，乱译乱集拙作的书也愈多。或改窜书名，或以他人译品充当作者中文原著，或把七十万言的长篇小说节译不到十分之一，也不肯标举“节译”二字。
　　我想译品很简单，只要标出译者姓名，译笔文句可由译者负责。我看到有译者名字的就放心，而最感苦恼的是，看到文笔不甚简洁的篇章充为原著（我一看译文中有“人们”两字，就知必是赝品，因为我向来不肯用“人们”
　　二字）。在新加坡时，也曾买到一部香港人间书屋出版的《语堂杰作选》，全书伪托，且不必说我不曾用中文写过短篇小说，文字略似初中毕业生所定，又染了时下欧化冗长的恶习，不免心中作恶，但也无可如何。
　　我对作书与出书的态度，曾在重版《生活的艺术》序言说过：余向读者，不喜咿唔，亦不喜新旧八股。见西洋教授之作则皱眉。惟主识主悟，有一二性灵之言则喜，有真知灼见之言则喜。如饮佳茗，沁入肺腑。积历年所悟所好，不装腔作态，不拾唾余，不炫鸿博，不示诡秘，抒我一己之见，畅所欲言，遂成是书。读者与我同调而好之亦好，所见不同而訾议之亦好，我亦无可如何也。书出风行海外几三十年，至此不衰，亦可见中外人士之有所同然也。笠翁、孟德熔为一炉，亦一快事也。中译本断版甚久，致偷版盛行，其中错误百出，不堪卒读。今特重行出版，爰书数行，以弁其端，不作新序，序亦无益。一九五五年初夏序于法国甘城。（见1955 年有不为斋版《生活的艺术·版记》）
　　这无可如何的态度，也非胸中有何抑塞未宣之气，不过带点憔悴江南倦客意味而已。我所遗憾的是，三十年来著作全用英文（见黄肇珩著拙作出品总目三十三种），应是文字精华所在，惜未能直接与国内读者相见。三十三种中，译成中文部分的仅九种。有几部翻译过相当满意的，也有不满意的，真赝糅杂。有友人想将中文出版的书整理一下，出一定本，我也很同意。兹将国内各版本开列总目，略加按语如下：
　　（甲）没有问题的
　　1.《开明英文读本》三册（初中用）。一九二九年初版，一九三七年修订版。又台湾开明书店版。
　　2.《开明英文文法》。一九三○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一九四九年廿二版。又刊行台湾版。又一九五九年山田和男译日本文建书坊版（极精美）。
　　3.《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Mypeople）。一九三六年黄嘉德译（原文引用中文材料由作者供给），上海西风社。一九五五年台北中行书局翻印，未标明译者姓氏，文字同。
　　4.《生活的艺术》（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特许全译本一九四一年二月，上海西风社初版（中文材料由作者供给）。又一九四○年十一月越裔译，世界文化出版社，二册。此译不错，引用中文无误，又凡引用中文各段，附加英译。日本译文多种，所藏有一九五六年阪本胜译，东京创元社本，书名作《生活之发见》。
　　5.《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一九四五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同年同书馆上海初版。第一至十一篇译文出徐诚斌手，第十二篇至二十三篇由作者自译。又有陈封雄译本，书中声明仅译出十六章。这是抗战时期中（原著1943 年出版）对友邦政策的批评。
　　6.《京华烟云》（A Moment in Peking）上、中、下三册。一九三九年郑陀、应元杰合译，上海春秋社出版。郑、应二君虽未相识，也未接洽，但总算负责译完。译文平平，惜未谙北京口语，又兼时行恶习（看隔院之花，谓“看看他们”），书中人物说那种南腔北调的现代话，总不免失真。曾约郁达夫翻译，并加批注送他参改，可惜未能完愿。又一九五二年见台北文光书店翻印版，文字同，而将译者名字删去，并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这本是书店故伎，翻印本无妨，使读者认为我的中国文字，似不应该。
　　7.《语堂文存》。一九四一年上海林氏出版社选刊。此为本人所选，尚未发见赝品。内容选自《剪拂集》、《披荆集》、《行素集》、《大荒集》（见下第8、9 条）及《论语》、《宇宙风》文章。
　　8.《我的话》上册（《行素集》）、下册（《披荆集》）。一九三六年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文字全出《论语》半月刊，无赝品。这是我办《论语》时期最个别的文章。一九四一年香港光华出版社有盗印本。只要文字不糊涂，盗印不必究，究也无用。
　　9.《大荒集》一九三四年上海生活书店连史纸线装精印二册。这是我自己选的。一九五四年见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盗印本，文字同。又发见一九六六年台北志文出版社翻印本，文字同，而书末《〈浮生六记〉译者序》以下七篇，系窃自《我的话》羼入。
　　10.《语言学论丛》。一九三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一九六七年台北文星书店翻印。
　　11.《平心论高鹗》。原刊一九五八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一九六七年，台北文星书店刊单行本。
　　12.《无所不谈》中央社专栏槁。一九六七年台北文星书店印行。
　　13.《无所不谈》二集。一九六七年台北文星书店印行。
　　（乙）他人所译或改窜选集他人所译，得作者许可而文字可观的，有14、15、16 三种。
　　14.《匿名》（The Secret Name）。一九五八年，中央社。
　　15.《逃向自由城》（Flight of the Innocents）。张复礼译。一九六五年，中央社。
　　16.《风声鹤唳》（ALeafintheStorm）。徐诚斌未完译稿，一九五四年香港海星图书社。原书廿二章，徐君仅译首七章。这是中日抗战儿女长篇小说。
　　各种文集、选集，内容最乱，有的名同实异，名异实同；有的是出自《生活的艺术》及《吾国与吾民》译本的专书割裂而成的，连我自己看了也迷乱起来。如志文出版社所刊《我的话》，并非《我的话》（第8 条），却是由各书集成，只是加以分类功夫。内容大体上是根据一九四一年人文书店《有不为斋文集》所辑成的。志文所刊《语堂随笔》，也是由《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二书割裂而成。我想只不要改头换面，或以译品冒充原著，而肯标明出处，翻印的人都是有功于作者、读者，应该向作者要版税才是。
　　至于内政部登记“版权所有”，连我也看糊涂了。此后不知内政部许我登记不许？
　　我所反对的有三书：
　　17.《讽颂集》（ With Love and Irony）。计有蒋旗所译《讽颂集》，一九四一年上海国华编译社。又有林俊千译，名为《语堂随笔》。又志文所刊《讽颂集》，是根据蒋旗所译，只删去译者名字，作为“林语堂著”。这译本，及林俊千译本，“噫，勿折吾柳”，原文是《诗经》“将仲子兮”，都由译者又由英文译成中文。
　　18.《瞬息京华》（A Moment inPeking）（第六条），把七十万言长篇小说，缩短为十分之一，这在作者是一种损害。
　　19.《中国传奇小说》。一九五五年，有台湾天祥出版社刊行。这书原文名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1961pocket-books，中文题为《英译重编传奇小说》。这是我精心结撰之作，故事是重编的，不只翻译。取唐、宋小说及《聊斋》，独不取冯梦龙所作，因为小说技巧较差。早希望有人译成中文，所以看见译本，心里高兴。可惜为什么不标出译者名氏？
　　（丙）英汉对译
　　凡英汉对译，我很欢迎，因为便于青年自修之用。我向来读书主自修，反对替先生念书。成绩好的都是靠自修。以前曾以所译《庄子》十一篇交世界书局，作英汉对译出版，不知如何，该书局糊里糊涂，只将英译印出，大失所望。又ModernLibrary 刊行拙译《老子》（Wisdom of Laotse），每章附以举译《庄子》与《老子》互相印证的章段，排比为《释义》，以庄解老，比什么《解诂》还实在，比王注还透彻，早应出对译本。所藏计八种：（1）《浮生六记》西风社版，又有香港华文出版社及三民图书公司版（1974 年由台湾开明书店重印）；（2）屠隆著《冥寥子游》西风社版；（3）《锦秀集》。详细注译，梁乃治编注，一九四一年上海朔风书店（内有张潮《幽梦影》之部分）；（4）《语堂佳作选》，朱澄之编译，一九四一年上海国风书店，内容选自With Love and Irony；（5）TheBest Essays of Lin Yutang 中文译注，顾宗沂选注，一九四一年上海中英出版社；（6）《新中国的诞生》（原为《吾国与吾民》修订版末章），王乔治选注，一九三九年上海林氏出版社（系冒充，并非吾家林氏）；（7）汉英对照《有不为斋古文小品》（附有《幽梦影》），一九四八年西风社，又香港影印翻版，无书局名称；（8）《语堂汉英译作精华》，一九四一年香港世界文化出版社，又同社一九五四年重排版。
　　我认为这一批书，个人虽然未得版税，实在是有益青年的书。我很希望有功夫编出英汉对照一九六○年美国出版的TheImportancet of Understanding.这是有计划的翻译中国短篇名著，上自司马迁《货殖列传》，王充《论鬼》，墨翟《非攻》，韩非《说难》，庄子《马蹄》，《楞迦经选》，《首楞严经选》，《宗臣报刘一丈书》，下至苏东坡《石钟山记》，李清照《声声慢》，《黛玉葬花诗》，《杂事秘辛》，金圣叹《恸哭古人》及《留赠后人》，及史震林的怪文章，及张岱、陈继儒等的小品，共一百零七篇。
　　张潮的《幽梦影》也全部译出。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作文六诀》序
　　近来《作文讲话》、《文章作法》的书颇多。原来文采文理之为物，以奇变为贵，以得真为主。得真则奇变，奇变则文采自生，犹如潭壑溪涧未尝准以营造法尺，而极幽深峭拔之气，远胜于运粮河，文章岂可以作法示人哉！
　　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风吹云变而锦霞生，霜降叶落而秋色变。夫以星球运转，棋列错布，岂为我地上人之赏鉴？而天狗牛郎，皆于无意中得之。地层伸缩，翻山倒海，岂为吾五岳之祭祀？而太华昆仑，澎湃而来；玉女仙童，耸然环立，供我赏览，亦天工之落笔成趣耳。以无心出岫之寒云，遭岭上狂风之叱咤，岂尚能为衣裳着想，留意世人顾盼？而鳞章鲛绡，如锦如织，苍狗吼狮，龙翔凤舞，竟有大好文章。以饱受炎凉之林树，受凝霜白露之摧残，正欲收拾英华，敛气屏息，岂复有心粉黛为古道上人照颜色，而凄凄肃肃，冷冷清清，竟亦胜于摩诘南宫。推而至一切自然生物，皆有其文，皆有其美，枯藤美于右军帖，悬岩美于猛龙碑，是以知物之文，物之性也，得尽其性，所得其文以表之。故曰，文者内也，非外也。马蹄便于捷走，虎爪便于搏击，鹤胫便于涉水，熊掌便于履冰，彼马虎熊鹤，岂能顾及肥瘦停匀，长短合度，特所以适其用而取其势耳。然自吾观之，马蹄也，虎爪也，鹤胫也，熊掌也，或肉丰力沉，颜筋柳骨；或脉络流利，清劲挺拔；或根节分明，反呈奇气。他如象蹄有隶意，狮首有飞白，斗蛇成奇草，游龙作秦篆，牛足似八分，鹿鹿如小楷，天下书法，粲然大备，奇矣奇矣。所谓得其用，取其势，而体自至。作文亦如是耳。昔人批点《左》、《国》、《史》、《汉》，辄喋喋惊叹，以为文高不可及，非八股笔法所可衡量。岂知古人行文本无笔法，本无体裁，亦尽其性，犹斗蛇游龙马蹄鹤膝之尽其势而已。势至必不可抑，势不至必不可展，故其措辞取义，皆一片大自然，浑浑噩噩，而奇文奥理亦皆于无意中得之。盖势者动之美，非静之美也。故凡天下生物动者皆有其势，皆有其美，皆有其气，皆有其文。后世文人，作文章轨范以自茧，笔法章法以自缚，仁义道统以自绳，是非毁誉以自戒，先斫丧其生命，桎梏其性灵，使之不动，不动而欲得其势，其美，其气，其文，愚孰甚焉？结果削足就履，得一条臭裹布，无复马蹄之遒劲，虎爪之雄强，鹤胫之削拔，熊掌之圆浑矣！作《文章六诀》，以阐此理，是为序。
　　原载1934年3月1日《论语》第36期
　　《语言学论丛》弁言
　　这三十余篇论文，是十余年来零零碎碎断断续续随时发表仿佛讲学的文字。五年前因穷卖与开明书店，随后偶有关于古音的著作，也收入集中；其中有几篇不曾发表过的。开明排装如发寒疟，有五日一发的，有数月一发的，也有每春复发的。而我校对也差不多以四季气候为转移，五年于兹，有志事事竟成，今日果然校完，可见人不可无恒心。
　　这些论文，有几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国时所作，脱离不了哈佛架子，俗气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讨厌。其时文调每每太高，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时之通病。后来受《语丝》诸子的影响，才渐渐知书识礼，受了教育，脱离哈佛腐儒的俗气。所以现在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开口评人短长，以为非哈佛藏书楼之书不是书，非读过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也只莞尔而笑，笑我从前像他。这几篇中能删改的字句，已被我删改了。
　　关于上古方音的论文，有一篇《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本应收入此集中，与《燕齐鲁卫阳声对转考》并读的，但是因为已登载《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出版》依例于五年内不得转载他处，所以只好抽出。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自序于上海
　　原载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语言学论丛》
　　重刊《语言学论丛》序
　　《语言学论丛》是我三十年前的著作，一九三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初版，现在已不易购得。后来我走入文学，专心著作，此调久已不弹，然而始终未能忘怀本行，凡国内关于语言文字学的专书，也时时注意。当代语言文字学家如罗常培、赵元任、翁同和之于音韵，周法高之于文法，董彦堂之于甲骨，诸先生都能潜心研究，有所发明，见古人所未见。我于甲骨文自不必说，已由董彦堂奠定科学的基础，对于说文时有所发明；而音韵训诂的研究方法，日益精密，今人胜于古人，这也是时代使然。譬如清朝学者，对于古音之通转，可以双声叠韵二字了之，未免过于笼统；而音变之时地及其演变的程序，皆不甚了了。段玉裁考证《诗》三百篇之脂支，绝对不可通用，而此三韵之发音不同，今日始明。况且古来所设古音，由秦而汉，而六朝而隋、唐，上下一千多年，不能一概论之。地理方音，关西与江左定然有别，也当寻求其迹。《颜氏家训》就常指出当日方言之不同。
　　我们此去可做的工作尚多。钱大昕发明“古无轻唇音（即f 音）”，但是轻唇音究竟何时开始，在何代何地，应当再加考证，并考出P 音转入f 音的条件及音理。四声演变，到沈约始定，而北方入声之转入阴阳平上去，及南音上声字常转入去声，何时演变，都是考证的大好材料。在文法上，不是反对美国的标准音，而是反对他们二位所标美国芝加哥一带很重的美国方音（即中北部音），因为二氏用意在表示美国与英国方音之不同。结果呢，把October，clock 之o 标为“后a 音”，因此同时把not，pot 之o 与are，far之a 混为一谈，又把open 及door 两字极不同的o 音，混为一音，这怎么可以呢？以后学生真正把over，open 之o 念同door 之o，你能怪他们么？这寒碜不寒碜？又glass 不念为后a 音，而念为舌前的短a 音，岂不别扭？为什么我们要教这种方音很重的音？二氏标美国中部音，是求准确的科学记录工作，与我们何干？原来英、美二国的标准音很相近，而方音相差很大。据世界英语语音权威DanielJones 下的定义，标准音是最不显露任何方音之音（伦敦俗音及牛津腔都不能算标准音）。以美国总统而论，罗斯福大家称为标准音，而甘乃迪便是方音色彩很浓的口音。这回我所请的彭蒙惠女士，她的口音是最少方音色彩的音。我用DanielJones（英国）音标，她发她的美国标准音，不发生什么问题。精细的讲，她还是美国音，但是，是美国人所认为是上流的，好听的，不杂方音的标准音。我反对二氏的音标最大的理由，是他们把国际音标原有长音符号〔■〕一概勾掉，而这长短的区别恰恰是英语学好学坏的关键。学生无法认清长短，怎么会学来清楚分明的英语。
　　因为国内的英语师资较差，尤其在乡下，所以音标工具及示范唱片愈加重要。我想酒吧女发的音，有时比大学读书本出来的教师还纯正。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她们是从美国兵里整句学来，大学生是字字拼来的。单字有单字的念法，整句有整句的念法。在句中发出时，单字音的轻重长短，每每起了变化（略如国语“不要”变为“别”，“不用”变为“甭”）。就使没有极端的变化（“不要”变为“别”），而本字之轻重长短都受了影响。又两个t 碰在一起时，必省一音。我听过英语广播what time 第一个字字尾之t念出来，成为t-time，这也是课本未尝注意句中字之结合读音所致，所以课本上不可不把这些字与字结合时之轻重快慢变化，明白讲出来。这样教的人与学生，都可有个标准可凭了。
　　原载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重刊本《语言学论丛》
　　◇书林叙录──【近人书话】
　　给郁达夫的信
　　——关于《瞬息京华》
　　达夫兄：
　　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可无憾矣。计此书自去年三月计划，历五阅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今年八月八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诚以论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说。今日西文宣传，外国记者撰述至多，以书而论，不下十余种，而其足使读者惊魂动魄、影响深入者绝鲜。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效用，明者所易察。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说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故卷一叙庚子至辛亥，卷二叙辛亥至新潮，专述姚家二姊妹，曾家三妯娌，外亲内戚，家庭之琐碎，及时代之变迁。卷三乃借牛、曾二家结怨，写成走私汉奸及缉私锄奸之斗争，重心转入政治，而归结于大战。由是旧派节妇孙曼娘反成抗×精神之中心，牛家叛、徐黛云出而为锄奸杀兄之领袖。至陈三环见黛云之入游击队，阿通肖夫之从戎，阿梅之受辱，素云之悔过不甘为汉奸，为×人所杀，曼娘之惨死乡下，木兰之逃难，遂入开战初半年范围。廿七年元旦，木兰陪夫挈女，在四十万难民之旋律中，载满一小车孤儿向天台山进发。适遇开赴前方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易惨戚为悲壮，木兰亦心动神移。此时由朱门闺秀转入山居贤妇之木兰，又一转而置身大众入无我相境界矣。天台山和尚送木兰至门外，远眺木兰全家入难民队中，渐行渐远，至不可复辨，不知所终而止。故其争以坐禅得无我，木兰乃于人群接触中得之，此书中女主人翁姚木兰精神态度转变之经过也。弟既无暇自译，所以必求兄亲译者以此。非敢以无聊因缘，污吾兄笔砚。大约以书中人物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荡漾为纬。举凡风尚之变易，潮流之起伏，老袁之阴谋，张勋之复辟，安福之造孽，张宗昌之粗犷，五四、五卅之学生运动，三一八之惨案，《语丝》、《现代》之笔战，至国民党之崛起，青年之左倾，华北之走私，大战之来临，皆借书中人物事迹以安插之。其中若宋庆龄、傅增湘、林琴南、齐白石、辜鸿铭、王克敏，及文学革命领袖出入穿插，或藏或显，待人推敲。至故事自身以姚木兰、姚莫愁二姐妹为主人翁。木兰嫁入曾家，曾家三媳妇：曼娘古，木兰新，素云迷醉租界繁华，适成今日中国社会之断片。
　　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妹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至曾文伯（儒）、姚思安（道）、钱太太（耶，及新派人物孔立夫（科学家）、陈三（革命）、黛云（女革命）、素云（“白面女王”）、莺莺（天津红妓女）、巴固（留英新诗人），则远出《红楼》人物范围，无从譬方。以私意观之，木兰、莫愁、曼娘、立夫、姚思安（木兰父，百万富翁，药店茶号主人）、陈妈、华大嫂为第一流人物。孙亚、红玉、阿非、暗香、宝芬、桂姐、珊瑚、曾夫人、锦罗、雪蕊、紫薇、银屏次之。他若素云之势利，环玉之贪污，雅琴之懦弱，莺莺之无耻，马祖婆（牛太太）之专横，姚太太（木兰母）之顽固，不足论矣。以全书结构而言，木兰、莫愁、立夫、姚思安，为主中之主。孙亚、襟亚、曼娘、暗香、红玉、阿非、迪人、银屏为主中之宾。牛黛云、牛素云、曾夫人、钱桂姐、童宝芬，为宾中之主。珊瑚、莺莺、锦罗、雪蕊、紫薇、环儿、陈三、陈妈、华大嫂又为宾中之宾。地理背景以北京为主，苏杭为宾。以逃难起，以逃难终。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串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引《齐物论》“梦饮酒者，日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为格言。
　　Those who dream of the banquet wake to lamentation and sorrow.
　　Thosewhodreamoflamentationand sorrowwake tojointhehunt……This is a paradox，Tomorrowasagemayarisetoexplainit ；but that tomorrow will not be until ten thousand generation shave gone by.Yetyoumaymeethimany day justaroundthecor-ner.书长三十六万言，凡四十五回，分上、中、下三卷。书名Moment in Peking，似可译为《瞬息京华》，唯吾兄裁之。
　　九月四日弟语堂于纽约
　　原载1937 年10 月16 日《宇宙风》第49 期，
　　原题《关于我的长篇小说》
　　我怎样写《瞬息京华》
　　以一个向来不曾写过短篇小说的人，装着偷天的胆量，突然尝试长篇小说，似乎太不自量。况且我向来小说就看得少，中西文都是如此，有闲读书，每好读与思想有关的文字，至于小说，只有在旅行时期，才敢享这闲福，来解客中寂寥。但是以前在哈佛上过小说演化一门科目，Bliss Perry 教授有一句话打在心头，就是西方有几位作家，在四十以上，才开始写小说，Richardson 便是。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而理想中批评长篇小说：尤以人物之生动为第一要义，结构犹在其次。人物生动活现，小说就算成功。人物不生动、故事结构虽好，终算失败。
　　这是与戏剧重情节显然不同的地方。因此，素来虽未着笔于小说一门，却久蓄志愿，在四十以上之时，来试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不写则已，要写必写一部人物繁杂，场面宽旷，篇幅浩大的长篇。所以这回着手撰著《瞬息京华》，也非竟出偶然。
　　凡小说之撰著，下笔的文章未必尽与初心所期相合。然而在结构复杂之小说，作者胸中自不可无一个型范。此书之写作，起于民廿七年八月八日，止于廿八年八月八日。原期以一年写就，果如所愿，这是我最得意的事。写作之先，计划约五月，自廿七年三月抵法国南部开始。这五月中就是该书的计划时期，时代之研究，材料之搜罗，情节之布置，人物之安插，起场收场，大约都有个头绪。每每思有所得，即记入札记小册。人物之年龄，各人在某年之岁数，都列成表格，不然这个地方，最容易出岔。其实札记所得也无多，日或三四条，或十余条，一小册尚记不完。只是晨夕暇时，偶有佳思，就便记上，而主要还在所谓腹稿，得之于心，欣然自喜而已。既然谓之“喜”，自然不忘。问题所在，还是书中人物性格之形成，及亲戚关联之配置，与因缘之离合。譬如木兰这样一个女子，须配以何种性格的丈夫，在故事中始得相宜，至以金配水之论得，曾孙亚性格遂定。在此期间，犹有一事可记者，即读《红楼梦》，故后来写作受《红楼》无形中之熏染，犹有痕迹可寻。我是五体投地佩服《红楼梦》技术的人，所以时时以小说作家眼光，精研他的文学伎俩，又与往常被动式的阅读《红楼梦》不同。
　　故事之构成如此，写作却又不同，就与原定计划，时有出入。譬如最初拟定立夫娶爱莲，阿非娶丽莲，莫愁嫁襟亚，姊妹成为妯娌，这案后来逐渐翻了，也有计划配置时改的，也有写作后改的。有的人物，本来重要，到写撰时，因事势所迫，冷淡了，搁在一边，而以余地极力专写他人。故常有反宾为主，反主为宾之事。有的人物，本不重要，后来故事一展开，遂拉不住缰，只好听其所之，到自己收场而止。书中迪人（木兰之兄）与银屏事件便是一例，此段事故现竟成卷上之中心点。至于枝叶点缀，自然都是涉笔成趣而来，如莫愁在苏州舟中赏月以打萤火为名打木兰脚腿、规其失礼，便属此类，著笔写那段时，连这主意都没有。又如陈二和环儿的因缘也原不着重，所以卷上卷中，环儿都冷在一边，到了卷下才把她抬高出来。其中笔墨专靠运用上段材料，连累起来，始觉省力，又得前后照映之用。如立夫论“植物情感”一篇科学文，原也不过发挥发挥道教与科学相近之私意，后来竟成立夫入狱的罪状。此等处，与其说得之无心，不如说是废物利用罢了。环儿出奇的“野合”，也成为立夫赤化嫌疑的证据，也是临时掇拾得来。又如开场木兰父女水变银银变水定数之论，到了收场，也随手拾来做日本定数不能征服中国之大理由。
　　写此书时，书局老板，劝我必以纯中国小说艺术写成为目标，以“非中国小说不阅”为戒，所以这部是有意的仿效中国最佳小说体裁而写成的。在我个人研究，中国小说技术，约有数点可谈。
　　（一）重人物，不重结构，人物杂，布景宽。中国小说名著未有不如此者。演义本是历史之小说化，且勿论，如《红楼梦》、《水浒》、《金瓶梅》，哪一部不是如此？哪一部成功不在复杂人物之描写？所以《瞬息京华》体裁，也是故意如此，虽然结构也极力使他缜密，聊补中国小说之缺点，这点做得到，做不到，就不得而知也，做不到，还认为余事。所以一段一段的写去时，用意专在借家常小事描写人物性格之不同。目标在人，而不在事，借事以知人而已。香山之会，便是如此。事之极平常者，若能表现不同性格，就可令人读之不厌。以《红楼梦》为例，园中姊妹，观花斗草，奚落取笑，本无西洋所谓“紧张”情节，何以百读不厌？乃因李纨有李纨的话，凤姐有凤姐的话，探春之硬，平儿之柔，宝钗之厚重，黛玉之尖酸，俱由口中的话，活跃纸上。家常细故，足以吸引读者之原因本此。此我研读《红楼》之心得也。
　　（二）注重日常生活，家常琐细，尤着重雇仆丫头喽啰。这样大小兼顾，显然是中国小说之特点，源出于中国人生哲学。人生求“居之安”三字，故家庭生活即人生，人生即家庭生活。此点与第一点相关，若不着重人物性格之描写，则家庭琐屑淡然乏味，情节既不紧张，不可卒读矣。《瞬息京华》开场，虽然以逃难散离入手，乃故意紧张，以吸住西洋读者而已，至木兰为曾家所收留，乃由紧张而入悠闲，引入家居静闲的主要阶段。
　　（三）文章波澜。伏笔的话，西洋有之，即所谓故事线索。波澜的话，却未之前闻。然文章无波澜，则事不真。例如某一回极力写大雨，不如在大雨过后的下一回点出雨后波澜之迫真。因雨中说雨，雨时坍屋本不希奇。雨后桂花不香，鲈鱼出潭，明月重晕，读者始真真觉得雨中的情味，雨后的波澜。小说家伎俩拙者，雨时极力写雨，下回全然忘却，则读者犹觉未曾下雨耳。
　　（四）分宾主。中国长篇小说冗长，合则为一，分为三四，至五，六七八九十段故事，五六七八九十段因缘。西洋小说，所谓并行结构，例也常见。
　　十九世纪作品尤多，越来越务求紧张，遂趋删汰并行结构的倾向，而专注意某一对男女情节之发展。即有并行，也不过二三段因缘并进而已。中国小说人物既多，复杂尤甚，因此不能不为宾主之分了。有主必有宾，有正必有副，以收衬托之用。或有评注人，赞叹作家伎俩，百忙中写出小事，以安闲配紧张，以细腻衬奔放，其实在作者有心安插，也不甚难。
　　于此应补说一句。就是在我写作时，所有会话，是故意以中文想象出来，然后译英。如此始使西洋读者读时如阅中文译品，得中文意味耳。
　　廿九年，五月十六日
　　原载1940年5月16日《宇宙风》第100期
　　谈郑译《瞬息京华》
　　这篇似乎为《瞬息京华》而谈现代文体，却实为现代文体而谈《瞬息京华》的郑译本。书名《京华烟云》尚不失原意，郑陀、应之杰合译。二位都不认识。前郑译《吾国与吾民》，文笔尚雅洁，无通行现代文毛病。《京华烟云》却不然，瑕瑜共见；几段译笔，可以对付，几段便使作者头痛了，夫译事难，译《瞬息京华》尤难。何以故？小说中人物，系中国人物，闺淑丫头，系中国闺淑丫头，其人物口吻，自当是中国人之口吻。西洋小说译本所见佶倔聱牙之怪洋话，不宜再是于此书之中译。作者编是书时，写会话必先形容白话口吻而后写成英文，译者读了英文，复意会其中国原文，难免不尽符合。例如迪人受银屏错怪，喊“那真冤枉”，冤枉本不易译，勉强译为英文之unjust，今展转而成郑译之“这真不公道极了”。二语之间，相差无几，而口吻已全失。故此书非由作者于难译处，细注原文供译者参考，必有乖谬未当之处，所以特请达夫译中文。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今达夫不知是病是慵，是诗魔，是酒癖，音信杳然，海天隔绝，徒劳翘望而已。
　　本文非为纠正错误而作。一部几十万言的译作，发见错误不难，且翻译错误，在我久已司空见惯，中文译者无误者本来寥寥无几。天下间批评容易作事难，且郑译也有几段可令作者满意，内如清廷捕牛似道诏，红玉遗书，及阿非祭四妹文，并非肚里全未吃过墨水者之作。书中人名地名误译也不少。
　　如孙亚作新亚，牛似道作牛思道，静宜园中之漪澜轩作环水台，思过斋作自省室，蜃楼作迷魂塔，暗香斋作澹芳斋都不甚雅，但也不足怪。大体上，此书译笔，以现行译品水准衡量之，还不能算是最坏，其中佶倔聱牙的句子，恐怕读者看惯了，还以为现代文本来应该这样写法。
　　我之所以秉笔直书为此文者，正为此点——即所谓佶倔聱牙的字句，是本来应该，或是译者文笔未臻纯熟，文辞未能达意所致。此问题系将来中国普通文字问题，而非仅关郑译应译某书问题。私意对此，早有一肚子话要说，不过借此发泄罢了。原来不中不西非牛非马的句子，初见于未成熟者的译作，读者因其为翻译，以为没有办法，虽然满腹不快，也不敢深罪。后来一些人直译及欧化文法之说盛行，青年争相仿效，而不中不西之文遂见于中文创作，卒使一般创作字句之累赘冗长拖泥带水程度，亦与最不达意之译品相等，作者且文其过而饰其非，谓不如此，不科学，不严密，不合文法也。在此风既成之后，青年遂以为文字无简练之必要，且愈累赘冗长，愈拖泥带水，愈有洋味。于是十年前不敢发刊的字句，今日竟敢公然刊行，十年前教师所认为不通亟应修改之句，今日教师虽欲修改，亦不敢修改。夫新名词，非不可用，新句法亦非不可用。有助达意传神，斯用之，有关思想缜密论证谨严，亦宜用之。但无论中西，行文贵用字恰当。用字得当，多寡不拘，用字不当，虽句法冗长，仍不达意，不得以摩登文体为护身符，而误以繁杂为谨严，以噜嗦为欧化也。总之，欧化之是非姑勿论，用字须恰当，文辞须达意，为古今中外行文不易之原则。我认为句法冗长者，非作者愿意冗长，乃文笔未熟，未得恰当文语以达其意而已。
　　本书译者，在此风气之下，也喜搬弄此种玄虚，请举数例。在此数例，都可证明，冗长即用字不当或工夫未到之结果。
　　八二页曼妮对木兰说，“这些事情都是前定的……好像你和我会面，假使你不失散，我怎样会和你会面呢？有一种不可见的力量控制我们的生命……”曼妮系前清山东乡下塾师的姑娘，何能说这句洋话？读者或以为译文应该如此冗长，或以谓中文没法表示此句。“不可见的力量”者何，神明也，作者原意“冥中有主”四字而已，在英文不得不译为there are unseen forces gov-erning our lives，正中文“冥中有主”也。故曰冗长即文笔未熟所致，未得恰当词语以表其意，与“文法谨严”无关。再看首句“前定”二字完全达意。何以故？因译者用字恰当，故无需累赘。“失散”、“会面”二语亦不当，应作“走失”、“相会”。“你不走失，我们怎能相会呢？”上假使二字可省。
　　四九九页丁妈“帮着支配菜单”，实“助理点菜”也。
　　五四一页“澹芳俯倒了脖子”，实怕羞低头不语也。“俯倒脖子”不知是何种白话？”俯脖子”不成话，“俯倒脖子”更不成话，“俯倒了脖子”简直是一故意噜嗦的鬼话。原文benther head 三字，应作“低头”。
　　五四四页木兰说：“季先生，我老早想和你会面，盼望了好久了。”实“久仰”两字也。最多是“久仰大名”。原文只有I have so long wamted to meet you Mr.Chi 数字。
　　三○二页迪人初回国见银屏，一进门便亲吻，银屏故意推却，说“别性急”。英文作slowly，slowly，now.译者竟直作“慢！慢！现在。”
　　五七三页钱玄同骂古文家为“罪恶的种子”，“文学界的私生子”，实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论达意传神，“罪恶的种子”自然不及“谬种”，冗长诚一无是处。
　　二一九页木兰将要分开两腿投石，“做出那不合妇女典型的姿态”实指不合闺淑体统。典型二字滥用。
　　二七八页珊姐说“让我们折一枝桂花来行一下酒令”，可以“折桂传杯”四字代之。
　　三一二页迪人向锦儿求欢，锦儿道：“你是主子，应当使出自己的尊严来。”不达意。应作“你是主子应有主子的身份”。
　　一八二页平亚将死，曼妮伏在平亚身上“吸出一块粘膜”，何不说“吸出一块痰”？
　　三九二页有这么一句，“那当家师太相信她是另一个犯了过失而发愤出家的年青美丽姑娘”，应作“另一失身匪人削发为尼的姑娘”。
　　四二五页“人们总是从单纯粗俗的脾气升进至有教养典型的多，从有教养回到粗俗的少。”不得要领。应作“大凡世人多由野人之俗，转入雅人之俗，惟有少数能由雅人之俗，再转入俗人之野”。原讥牛似道以“国章”、“国栋”命儿孙名，乃雅人之俗，与苏东坡子名“过”，袁枚子名“迟”相衬。
　　四七六页曼妮母亲居首座依序齿惯例，译者作“但是她到底受了尊老习惯的支配。怀玉妻子年纪简直要比她轻上一代呢”（少一辈也）。
　　所举各例，似通而实不通。然今日所见文字，通与不通程度与此相埒者，比比皆是。甚至中学生作文，除此类文体而外，几乎无所适从了。
　　白话文学提倡以来，新思想输入如洪涛怒潮，学者急求新知，而思想文字愈趋洋化，本极自然。但是因此纯粹白话为何物，遂不为人所注意，白话乃极不白，去浅白清白之义甚远。文言虚饰萎弱之病，白话作家有过之无不及。欲救此弊，必使文复归雅驯。而欲求雅驯，必须由文人对于道地京话作一番研究，不得鄙白话之白而远之。鄙白话之白，简直不必有文学革命。且鄙白话之白，易之以文言可，代之以洋语不可。“痰”不必作“粘膜”，“点菜”亦不必作“支配菜单”也。“天意”亦不必作“上天的意志”，文句加长，而词义未必精严。
　　在论文中，有时多加新名词无妨，在小说人物口中，便须用纯粹白话写出。然白话中极寻常一个“依”字，现代作家就少能用，必用“答允”二字。
　　书中五○四页莺莺与环玉讲条件，问他肯依不肯依，译者作“肯做不肯做？”
　　便是下乘北京话。后来环玉驳她“你管钱就是要管我”，译者竟作“控制我”。
　　如此白话怎么行？环玉问她何以必定要求这一点，莺莺答“这样能增进我的幸福（叫我快活）。”天津妓女决无此口吻。我不自译此书则已，自译此书，必先把《红楼梦》一书精读三遍，揣摩其白话文法，然后着手。
　　此书译本描绘口吻，可谓多半失败，且常夹杂上海话。
　　三一页“妈妈，”珊姐劝着道，“什么事情都是上面注定的；没有人可以确定他们的前途是祸是福。你还是莫要这样伤心，致妨碍身体。要赶的路程有长长一段呢，许多人的生命都还依靠着你。假使你身体健康，吾们子女辈的肩头负担减轻不少。吾们现在还确不定到底木兰可真失踪了没有；吾们还要想法去搜寻她呢……”
　　据鄙见当译如左：“妈，”珊姐劝道，“凡事都由天定，是吉是凶，谁也保不定。请妈快别这样，保重些好，前途要赶的路还远着呢。这一家大小都靠你一人。你母亲身体平安，也减少我们做儿女的罪戾。况且现在还不准知木兰可真失踪没有，还正在想法去找呢……”搜寻女儿，搜字极不当，“搜寻她”更不成话。
　　二一六页莫愁论乾隆书法，（乾隆）又是个提倡文学艺术的人（应作“又是右文之主”）……他的字……柔软和圆润的轮廓里含蓄力量（应作“外柔内刚”）。
　　二二七页银屏说：“讲智慧，人比狗高，讲忠实，那是狗比人高了。
　　（讲聪明，狗不如人，讲忠心，人不如狗。）……假使我等得变成黄面的老婢女（黄脸老婆），再不嫁，人家要问我，‘你期待（等）谁呢？’这叫我如何回答呢？”
　　在文字上，以“期待”代“等”，最多是故意通俗的小疵，在丫头口吻中，便万万犯不着。
　　此外，此书亦有草率嫌疑。所引古诗较僻者难检，本不足怪。但陶渊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何以变成“但愿适心意，湿衣何足数”（五二六页）？郑板桥“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何以变成“贤明难，由贤明而后变为鲁钝更难”（四八二页）？又五八八页洪昇著四婵娟，何以变成“洪深”著“四美人”？
　　三二○页陈琳檄愈头风，何以改为“把他自己的头痛治好了”？
　　三七七页木兰引《红楼梦》宝钗咏螃蟹时——
　　眼前道路无经纬
　　皮里春秋空黑黄
　　既然说明《红楼》出处，何难检出？
　　再五九七页木兰问宝芬识字否，宝芬答以“粗识之无”，译者竟作“我光识‘戚’和‘吴’这些字。木兰知道这是她客气话，如果她能说，我光识‘戚’和‘吴’这些字，她当然识得许多字。”“粗识之无”这通常俗话，岂真难于意会出来？
　　三十年元旦于罗山矶
　　见1942年4月桂林再版《宇宙风》第113期
　　《吾国与吾民》自序
　　在这一本书里头，我只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苦思苦读和自我省察所收获的，我不欲尝试与人论辩，亦不欲证定我的各项论题；但是我将接受一切批评，盖孔老夫子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正区区之所窃比焉。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育着太复杂的内质，欲加以阐述，势难免于牴牾歧异之见解。任何人苟有持相反之论旨者，鄙人准备随时供给可能的材料以便利之。它是真理终是真理，它将克服任何巧黠的私见。人类对于真理的领悟，只在稀有的一刹那，这领悟的一刹那倒是永存的而不是私见能永存。是以大规模搜集证据，整列排比，五色缤纷，令人目眩，结果仅能导致腐迂之结论，渊博而无当。因为陈览真理的领悟，需要较为简纯的风格，其实亦即为见理精深的风格。
　　写了这本书，我将冒犯许多阐述中国的著作家，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祖国的同胞和一般大爱国家。此辈大爱国家——鄙人与之实互不相涉，因为他们的偶像，不是我的偶像，他们的爱国思想也不是我的爱国思想。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可是我常小心翼翼在他们面前隐藏起来，因为人或许穿着爱国主义的大褂，过久则破碎而零落，而人方穿了破碎的大褂，炫耀过市，——在中国，或在世界各处，——服之终身而弗渝。
　　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
　　我甚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
　　我也不是为了西方的爱国分子而写这一本书，因为我怕摘引我书中的片段，比之怕爱国人的误解更为厉害。我这一本书是写给淳朴而忠恕的一般人的，忠恕之道为古代中国之特长，今则已成绝响，我的这一本书，只能受知于这样纯朴的观点。我所说的话，是只说向那些尚未丧失人类基本德性的人们，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我。
　　我首先应该感谢赛珍珠女士，她自始至终给我亲切的激励，付印之先，她替我通篇翻阅过我的原稿。其次应感谢李君，他在排印期中，给我以很有价值的批评。其次应感谢丽琳潘菲小姐，她替我排定格式，校对校样，又做了索引。葛恩夫人、茀立茨夫人和史登堡夫人，她们给我不少精神上的帮助。
　　我应该说明这一次写作，叨光于内人之力者实属不浅，她耐心地帮助我完成全部工作，它的况味只有著作家的内子才能体会得到。
　　原载1936 年上海西风社初版《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
　　关于《吾国与吾民》
　　亢德来函叫我写一篇《我怎样写》。但最近我正在写《生活的艺术》一书，想赶在本月底完稿，每日三千字一段，自九时半至十二时半坐在书斋工作，像机器一样，不容少许停顿或出岔，此刻书记在忙着抄改，只好偷闲写一点点，我想拉杂报告一些关于这两本书的消息。
　　《吾国与吾民》著于民国廿三年春、夏、秋三季，全部是在庐山山居时写的，通共约十个月。那时又是《人间世》最热闹时期，兼办《论语》，所以可算是忙里偷闲的工作。自“有闲阶级”之口号发生，“忙闲”二字常在我脑中盘旋。什么是忙，什么是闲，越想越糊涂。忙者未必有功于世，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是也；闲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删《诗》讲《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现在物质主义侵入中国，大概若非谈出口入口通货膨胀之徒，便不足齿于忙人之列。我即异于是。张山来说得好：“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皮鞋用机器制造，产量才大，才叫做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至六七日做成一双，产量便小，便是闲，便是封建。无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机器造的。造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六七日做双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艺术。甚矣乎，新旧时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来，打个入厂时刻卡片按时入厂之厂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样，而在家里慢慢一针一针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蛮到怎样——如果在生活的艺术标准上衡量起来。皮匠如何一针一针钉去，本不该我事，我的意思不过说我的著书也是在青山白云芒鞋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像皮匠这样一针一针钉下去，其为功为罪，为革命为******，皆可勿论。
　　这样讲离题似远而实近。我不通按图索骥分甲乙丙丁讲下去，因为半小时内就得再起稿写书。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闲适笔调优游自在，用野老谈天方法做文章，不然便急死了。横竖还有十五分钟，何妨瞎谈一下。《吾国与吾民》已将出第十一版，此十一版系修订而加插图的，尺寸略加大。初版错误都已改正。插图用照相，共十六页。德文、法文、挪威文译本早已出版，还有几种尚未出版。中文译本已请友人在翻译中，不久即可在本社出版。
　　现在写的讲生活之艺术，名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起初我无意写此书，而拟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秋镫琐忆》，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专书，加点张山来的《幽梦影》格言，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等（见辛报说我译《浮生六记》全本上王均卿之当，实则此全本出版我首在《人间世》为文辨伪）。然书局老板意见，作《生活之艺术》在先，译名著在后。因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苦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本来是最令西人听来如醉如痴之题目。《吾国与吾民》出所言非此点，而大部分人注目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末章上去，而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则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因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吟风弄月与夫家庭享乐之方法，所以书局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这是我写此书之发端。
　　三月初动手，写了二百六十页，忽然于五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将前稿尽行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论辩，至使手稿文调全非。自五月三日起乃重新编起，至七月底全书七百页，所以在这三月里如文王囚在羑里一般，一步也走不开。然而并不叫苦，反如受军事训练，一切纪律化、整齐化、严肃化。要在早睡早起，夜眠必足，眠足则翌晨坐在明窗净几，一面抽烟，一面饮茗，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叫书记打好初稿，倒也是一种快乐。夜眠不足，文章便吐不出来。《吾国与吾民》是在打字机上自己打出的，而这书是口述而由人笔记的。
　　平常也无甚腹稿，只要烟好茶好心情好，便可为文。
　　在纽约如何讲品茗供花等等题目呢？原来我带来不少此类书。陈眉公《宝颜堂秘笈》、王均卿《说库》、开明圣经纸五册《廿五史》全部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纪》、《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得出门，至今未去查过。屠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国咏命遣怀一类诗四十余首，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 Khayyam 相等，如白居易对酒诗“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抆泪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及“不开口笑是痴人”之句，与Omar 何别？觉隐诗“一脉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何尝不警悟？李密庵《半半歌》何尝不冲淡？东坡《述怀行香子词》，何尝不高逸？《骷髅赞》何尝不悲壮？……这样把乐天、东坡、石田、子畏……等等诗人请来欢聚一堂，唱和酬咏，倒也可以凑成代表中国诗人人生哲学的“人生曲”，名为The Human Symphony，又名为A ChineseFantasia.语不多谈了，已写过时候，可见《宇宙风》文本月不该写的，后悔无及。
　　七月十三早于纽约
　　原载1937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49期
　　《生活的艺术》序
　　这是一篇私人的证言，是一篇关于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的证言。我不想在客观的立场上发表意见，也不想建立什么不朽的真理。老实说，我颇看不起客观的哲学；我只想表现个人的观点。我很想把这本书题名为“抒情哲学”，用“抒情”一词去代表一种极端私人和个人的观念。然而，这个书名太美了，我非放弃它不可，因为我恐怕把目标定得太高，因而使读者期望太大，同时也因为我的思想的主要成分是实事求是的散文，这个水平线是比较容易维持的，因为比较自然。让我低低地躺着，紧贴着土壤，和草根地亲近着，我便会觉得十分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在沙土里舒服地蠕动着，觉得快活。有时当一个人沉醉在这土地上时，他的神灵似乎那么轻飘，使他以为是在天堂。可是事实上他不过是站在地上的六尺之躯啦。
　　我也很想把这本书全部用柏拉图对话那种方式写出来。把私人偶然想到的话说出来，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琐事插进去，尤其是在美妙恬静的思想的草地上闲荡着，这是一种多么便当的方式啊。可是，不知怎样，我并没有这么做。我不晓得什么缘故。或者我怕这种文章方式现在很不流行，也许没有人要读它，而一个作家终究是要人家读他的著作的。当我说“对话”
　　时，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报纸访问记之类的对话，或那些切成许多短段落的时评；我的意思是指真真好的，长的。闲逸的谈论，一说就是几页，当中有许多迂回曲折，后来在最料不到的地方突然一转，绕过一条捷径，而回到开头所讨论的问题来，好像一个人爬过一道围篱回家去，使他同行的伴侣惊奇不置一样。啊，我多么喜欢爬过后门的篱笆，绕着小路回家啊！至少我的同伴会承认我对于回家的道路和周遭的乡野是熟识的……可是我不敢这样做。
　　我并不独出心裁。我在这里所表现的观念早已由东西许多思想家再三思想过、表现过了；我由东方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算是陈旧平常的真理。虽然如此，它们却是我的观念；它们已经变成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它们在我的生命里生了根，那是因为它们能在我的思想上表现一些独出心裁的东西；我第一次碰到它们时，我的心思便本能地表示同意了。我喜欢它们，因为它们乃是思想，而不是因为表现这些思想者是什么重要的人物。老实说，我在读书和写作的时候，是绕着小路走的。我所援引的作家有许多是默默无闻的，有许多也许会使中国文学教授大惑不解。我所援引的如果有些是名人，我只在我直觉的认可之下接受他们的观念，而不是因为这些作家是著名的。
　　我有一种习惯，就是去购买一些冷僻无闻的旧书的便宜版本，看看可以在这些书里发现什么东西。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我的思想的源流，他们一定会对这么一个俗物表示惶骇。可是在一个灰烬罐里拾到一粒小真珠，是比在珠宝店窗内看见一粒大真珠更快活的。
　　我的思想并不深刻，所读的书也不广博。一个人所读的书如果太广博，便不知道是为是，非为非了。我没有读过洛克、休谟、或柏克立的著作，也没有念过大学的哲学课程。由专门技术上说来，我所用的方法和我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课本读，这是不依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错误的方法。我的理论根据有些是：我家里所雇用的老妈子黄妈，她具有培养中国良好女人的一切思想；一个满口咒骂的话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街车的卖票员；我的厨子的老婆；动物园里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一只松鼠；一个说过一句好话的船上膳务员；一个在某报天文栏上写文章的记者（已经死了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消灭我们的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消灭他自己的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我怎么能够枚举得完呢？
　　我因为这样缺乏学院式的哲学训练，所以比较不怕写一本哲学的书。为了这个缘故，一切看起来似乎比较清楚，比较容易；这在正统哲学家的眼中，不知是不是一种补偿。我颇为怀疑。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埋怨我所用的词字还不够长，埋怨我把东西弄得太容易了解，最后又埋怨我缺少谨慎，埋怨我在哲学的圣殿里没有低声下气地说话，没有用矜持的步伐轻轻地走着，没有露着一种应有的恐惧样子。勇气似乎是现代哲学家最罕有的美德。可是我始终是在哲学的境界外徘徊流浪着的，这倒给我勇气。你可以根据自己直觉的判断，思索出自己的观念，创立自己独特的意见，用一种孩子般的厚颜，在大庭广众之间供认这些见解；这么一来，世界另一角落里的确有一些具着同感的人，会跟你表示同意的。一个用这种方法创立观念的人，常常会在惊奇之中发见另外一个作家也说过同样的话，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或者用一种较容易，较优雅的方法把思想表现出来。这样，他发见了一个古代的作家，而这个古代的作家做了他的证人；他们变成永久的精神朋友了。
　　所以，我对这些作家，尤其是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是应该致谢的。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群温厚和蔼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他们喜欢我，跟我喜欢他们一样。因为，在一种很真实的意义上说来，这些神灵是与我同在的，他们和我有着精神上的交通，这是我所认为真实的交通方式——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想着同样的思想，具着同样的感觉，彼此完全互相了解。我在著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曾用他们的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第八世纪的白居易，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间那一大群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风流，口若悬河的屠赤水，戏谑诙谐，独出心裁的袁中郎，深刻沉着，堂皇伟大的李卓吾，感觉锐敏，熟悉世故的张潮，美食家的李笠翁，快活有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和谈笑风生，热情洋溢的金圣叹——这些人全是不依传统的人，这些人因为具着太多的独立见解，对一切事物具着太深的感觉，所以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喜悦，这些人因为太好了，所以不能遵守“道德”，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的眼中是不“好”的。
　　这群精选出来的伴侣人数不多，因此他们的存在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恳的喜乐。这些人物有几个也许在本书里没有提到。可是他们依然是跟我同在这部著作里的。他们在中国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不过是时间问题……还有另外一些人物，虽然较不著名，可是他们的恰切适当的言论是受我同样欢迎的，因为他们把我的意见表现得那么好。我叫他们做我的中国的亚密厄尔（Amiel——瑞士作家，1821—1881——译者注）——一些说话说得不多，可是始终说得很近情的人，我钦佩他们的明达懂事。此外更有东西各国，古代今代的不朽哲人，他们跟伟大人物的无名祖宗一样，在有灵感的当儿，说出一些比他们所知道的更睿慧的话，最后又有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我比较不当他们做精神上的伴侣，而当他们做师傅，他们的明朗的理解是那么近情，又那么神圣，他们的智慧已经变成完全自然的东西，因此似乎表现得很容易，丝毫不需要努力。庄子就是这么一个人物，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们精神的简朴纯真，是较渺小的人们望尘莫及的。在本书里我有时在相当的声明之后，让这些人物直接向读者说话，有时则替他们说出来，好像是我自己在说话似的。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得越久，受他们思想的影响也就越大；我的思想在他们的熏陶之下，是倾向于亲昵，不拘礼节，不可捉摸，无影无形的类型的；这种影响正和父母对良好家庭教养的影响一样。要指出某一个相同之点是办不到的。我也想以一个过着现代生活的现代人的立场说话，不但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而已；我不想仅仅做古人的恭敬的翻译者，我只要把我个人吸收进自己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程序是有其缺点的，可是在大体上说来，一个人这样却能做比较诚实的工作。因此，我所选择和弃掉的东西都是根据个人的见解的。我在这里不想把任何一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思想全部表现出来；要根据本书里所举的例证去批判他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结束这篇自序时，必须照例地说，本书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应该大部分归功于我的合作者的有益建议，至于一切错误，缺点，和不成熟的见解，是应该由我完全负责的。
　　我要向华尔舍先生与夫人（ Mr. and Mrs. Richard J.Walsh）表示很大谢忱，第一，谢谢他们鼓动我著作本书的念头，第二，谢谢他们有用而坦白的批评。我也得感谢华特先生（Mr.Hughwade）帮助我做本书付印和校对的工作，感谢佩佛女士（Miss Lillian Peffer）替我编好书后的索引。
　　林语堂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于美国纽约城
　　原载1941 年2 月上海西风社初版《生活的艺术》，黄嘉德译
　　《啼笑皆非》序跋三种
　　一、原序
　　此书之作，因有些不得不说的话，待要明白晓畅把他说出。
　　今日世界正需晓畅平近道理，用晓畅平近的话申说出来。当代乱世学者越讲越糊涂，要辟邪说明明德者却须明畅为主。
　　当代的问题是道术沦丧及其振兴的问题。一把沙尘，可起信念。读了万卷条顿哲学，不如听一朵野玫瑰说法。
　　这些话不知从何说起。皇天默佑，赐我勇气把它说到底。
　　第三次大战乌云已笼罩天边。大家眼快心灵，寻个活路出来。
　　二、中文译本序言（为中国读者进一解）
　　本书原名BetweenTears and Laughter，作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月中旬脱稿，七月纽约出版，年底已五版。当时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盖一感于吾国遭人封锁，声援无方。再感于强权政治种族偏见，尚未泯除。三感于和平之精神基础未立，大战之宗旨未明，《大西洋宪章》之适用范围未定，自由与帝国之冲突难关未破。甚或为帝国主义张目，或倡武力治安，或斥世界平等联邦而盛倡武力挟制天下。以此国外民众彷徨炫惑，莫知适从。时余憧憬乎第一次大战之际，威尔逊高举正义之旗，天下闻风而起，一若世界新纪元即将实现，不禁为之慨然。盖自《凡尔赛和约》以后，世事每况愈下，各国尔诈我虞，廉耻丧尽，正义无存，以致造成一般悲观气氛。理想家不敢复言“了结战争之战争”，现实主义者愈昌言强权政治，而“第三次大战”之名词，已迭迭见诸文字报章，出诸政界名流之口。好梦打破，花落乌啼。余有感于怀，乃作是书，以究世乱之源。其言苦，其志哀，虽谓用血泪写成，未尝不可。
　　是书主旨，可以一言蔽之，即由现此战事战略之处置，明强权政治之存在，由强权政治之存在，推及物质主义之病原，追溯欧西百年来学术思想上自然主义、科学定数论及悲观思想之所由来，而后指出最近科学思想之转变，可以打破唯物观念，改造哲学基础，复建精神与物质之平衡配合，使人道主义得超越自然主义之上。由人道与自然之新配合，宇宙观、人生观必随之而变，即见老、庄与恩斯坦相去不远，东西哲理，可以互通，而人道得以重立于人间。
　　书分四卷。卷一论“局势”。陈叙今日世界之危局，及第三次大战之伏机。卷二论“道术”，指出道术之沦丧，及以物质主义方术解决危机之错误。
　　卷三论“征象”，批驳现行战后和平之各种论著，以见今日思想之症结。卷四论“治道”，由学术思想上分析近百年来文化之去向，及推陈人道扫地之史因，并由科学穷极思变之新倾向，透入一道曙光，重立自由意志论。以内容言之，卷一多谈亚洲复兴所引起之新局面。卷二多论种族偏见，欧化愚见，数学迷信，机械心理等小枝节。卷三多举今日西方讨论和平之方案，卷四专谈学术思想哲学基础问题。
　　读此书者，应从头读起，顺序而下，以见前后贯串。盖本书构法，似抽芭蕉，钱大昕“养新”之余意也。今日战事及国际政治，仅系外层而已；剥其外层，便见强权政治（卷一、卷二）；再剥强权主义，便见物质主义（卷三），复剥第三层，便见科学定数论，自然主义、悲观主义（卷四《当代篇》、《化物篇》），是为诊断之结论。最后三章（《齐物》、《穷理》、《一揆》），乃言哲学人道之新建设，及世界和平之原理。末附后序，以寄感怀。
　　世人有可与言者，有不可与言者。吾不欲失人，故以此书译出，公诸吾国读者。吾不欲失言，故请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之专家勿读吾书。惟求得关心治道之有心人，读到一、二道得衷曲之处，颔首称善，吾愿足矣。不可与言者，姑无论矣。复可为与言者进一解：一、本书原著，系为西方人士而作，所谓对症下药也。不知其病，便不解医士何以开此药方。若物质文明，提高生活程度，非不美也。矫而正之，因其过犹不及也。提高生活程度，不应反对；惟以提高生活程度为人生文明之全部，混文明、文化为一谈，便须反对。今日果有人，以为叫世人每日有四杯牛奶可喝，世界便会良善和平起来，不喝牛奶或居竹篱茅舍者，便是野蛮，此便须反对。经济保障，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不应反对；惟以经济保障代替世界之自由平等，而认为此次战争目的之终点，并且舍弃自由平等，以求经济保障，而瓜分人国，攫取物资，召未来战祸，便应反对……
　　二、物质文明好，物质主义不好，言其过也。是犹充实国防好，穷兵黩武不好，亦言其过也。西方字面加“主义”（-ism）者，常含有过分之讥，若“物质主义”、“武力主义”（materialism militarism）是也。又如“商务”。原为“commerce”，第加-ism，便成“Commercialism”，即所谓“金钱主义”而寓贬意，亦言其过也。反观吾国，物质文明之病，在于“不及”，而不在“过”。人家已过，我尚不及，故非赶上不可。吾国今日正应大声疾呼，提高生活程度，一救吾民之穷，使衣食住行得以改良，而衣食住行无一非物质条件，故必赶上物质文明。今日吾民穿的苦，吃的苦，住的苦，行路苦。民生主义便是我们共同的好梦，大家应赶紧把我们的国家弄好，希望老百姓大家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行路便利，成一富强康乐气象。且应大家留心，这个世界并不是好世界，是强权世界。故尤应大声疾呼，提倡生产救国，靠一股气赶入工业时代，否则不能自存于世界。此为富国之唯一基础，建国之大前提，即因工业化而生出西方工业社会之复杂问题，亦所不顾。惟日本学西洋物质文明，并学其物质主义，及其所生之商业主义、侵略主义、帝国主义，是则不可不于理论思想上，先为之防。
　　三、东方西方皆有精神文明，皆有物质文明。孟子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及斧斤以时入山林等。曰亩，曰桑，曰斧斤山林，无一而非言物质。倒底物质讲得不彻底，故“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之物质文明，人家已做到，我在孟子二千余年后尚未做到。然孔子言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去信，便是孔教视精神重于物质，精神物质皆兼言之，而得中和平稳之论。西人治科学穷宇宙之理，岂非精神方法，民主政治成功，岂非精神教育？故言东西文明之异同，乃言各有畸轻畸重而已。西方学术以物为对象，中国学术以人为对象。格物致知，我不如人；正心诚意之理，或者人不如我。玄通知远，精深广大之处，我不让人；精详严密，穷理至尽，人定胜我。是故上识之士，以现代文化为世界共享共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不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短（如欲发展中医，必先能将中医打进“西医”——即世界唯一共同之医学——圈子里去，混为一部，然后可以贡献于世界医学）。尝谓近代真能学贯中外者，惟总理一人，因其能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故并能救西方资本主义之弊。总理常言：“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是善读《易》者，何来不许中国人读《易》？中识之士，眼光所及仅限本国，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但亦可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下识之士，仅知有我，不知他人；人家大好科学排在目前，尚不知袭来而为己用，若不肖子孙，不知发扬光大祖业，惟日数家珍以示人。但此辈尚不失为中国人。惟有洋场孽少，认为固有文化整个要不得，不曰士大夫意识，则曰小资产阶级，并忠孝廉节，一切詈为封建，必欲行其根本毁灭中国旧社会之阴谋而后已。此辈一见西方文物，则捧屁而恭闻，稍谈孔孟《周易》，则掩鼻而却走，是为亡国灭种思想，名为摩登，实则买办之流亚，民斯为下矣。
　　本书第一至十一篇，由著者自译，十二篇以下。由徐诚斌先生译出。此次回国途中，校阅略觉匆促，未当之处，容再版时修正。原文所无，译文中加释加注之处，以[……]号别之。
　　林语堂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于重庆
　　三、中译本后序
　　我的辞已尽，话已毕了。在每个时代，必有自由之神与反动妖魔同时存在，凡是和平的战士，何去何从，务必审慎抉择。谁曾经看见和平之神被摒门外，而犹踯躅檐下，依稀而不忍去，就要看见她低头无言，转移玉步，搭讪着走开。和平与权力是两位妒妇，永不能同居一室。我们的当局现在同那个娼妇厮缠鬼混，狂饮作乐，而和平女神窗外窥看，听见屋内狂浪作谑行令传杯之声，就黯然回步，永不再来了。因为和平之神是一位名门闺秀，只有好逑君子，她才肯临门。但是那些主持国家大政的当局，却是些乡愿德贼；他们并不爱她，只爱娼妇，而且她也知道。所以她就此退入朱门深户，等到她知道我们真诚爱慕她，而不爱那权力婊子之时，才可重睹她的芳颜。
　　所以我恨那娼妇，并恨那些寻花问柳的人，因为我还为他们的子女后代担心。和平女士就在我们的篱上盘桓，但是她永不肯进来。因为这时屋内，正在灯红酒绿，醉舞酣歌。我的朋友正在醉生梦死，踌躇满志。可不要小觑那娼妇啊，因为她自有她的魔力。男人一见她肌肤莹润，美色夺目，就如醉如痴，作起狂望，自比陈后主、隋炀帝，或是什么骚人墨士。他们眼看版图之大，朝代之盛，就相告曰：“这回我们就看可将天下版图收入我囊中了。”
　　原来权小姐这家娼妇的酒易醉，因为里面有药。
　　然而好景难再，千里搭凉棚总有拆散之一天。前夜醉舞酣歌，已成尼布嘎尼萨王国亡无日之末宴了。一场狂梦，忽然惊醒，将见劫运临门，豪户破产。拍卖行员将走入巨室，将祖宗的供像一一编号登记，倒箧翻箱，沸沸腾腾。一个粗夫就坐在娟妇前夜所睡的床褥，试试弹簧好坏。回头搬运家具的人就要进来，满脚污泥大步踏过地毯。祖宗的供像就和扫帚水桶七歪八斜装运到拍卖行里去，等到一切搬完四壁皆空之时，这家的子女兄妹携手，怪可怜的从中门走出，也不掩户而去，就此流为破落户了。房子出卖，新主人搬进来，又从新裱糊墙壁，把新安乐椅放在壁炉前，说道：“鸿运新开了。”
　　但是，和平女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未打定主意呢。那些男人正在开席饮权小姐的香槟酒，有几个灌醉了，有几个还清醒。和平战士，大家高声呼喊，也许她还可听我们的话，也许她还可以不走。只要我们对她说：“我们一致挽留你。无论你什么条件，我们都可答应，这是我们无条件的投降。因为我们要请你来保护我们的子孙，以你的温柔宽厚福庇他们。”
　　这是些简单平淡的话。但是如爱默生所说：“除非我们有爱慕好尚之情，最简单平淡的话也听不懂。”仿佛这颓丧年代的强权政治家及学界批评家，中了什么风魔，已经失了爱慕之心情及好尚的勇气了。所以他们麻木不仁，无能建设和平。但是到了世人望治之心复怀热烈的情调，而另一年代的人复能鼓起爱慕好尚的勇气时候，那时和平之神就会蹑足入我室内，从背后两手掩我们双目，轻声附耳说：“你猜是谁？”那末在我们毫无准备之时，她便不邀而来，诚心在我们家里住下去，来陪着我们，保佑我们及我们的子子孙孙。
　　原载1945年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啼笑皆非》，林语堂、徐诚斌译
　　《苏东坡传》序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民国廿五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怜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汇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
　　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
　　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语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
　　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侷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到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那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的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为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林语堂
　　原载1979 年台湾德华出版社初版《苏东坡传》，张振玉译
　　《武则天传》序
　　民国三十三年春天，我有中国西北长安之游。有一位考古学家，劝我到武后之父的坟墓废址去看看，他提到那儿的青铜马及其他兽类，确是异乎寻常。那是他自己发现的，在城外约四十哩，为普通游客足迹所不至，所以也为人所罕闻。他的热忱可感，我不觉为之心动，于是相偕乘汽车前往。长安西北部平旷无垠，自周以降，古代帝王的陵寝，丘陵处处，高约一二百呎不等，亦有相距甚近者，皆久而颓毁荒弃，无人一顾。一带黄土山冈，不见草木。广远辽阔，寂寥无声，简直是一片沙漠景象。
　　究竟走什么路线到达那所墓园，现在已记忆不清，但开车必有二小时之久。到了那长方形的墓地周围（约一百码宽，两百码长），一见那些青铜兽，我大吃一惊。这位武则天女皇帝——因为她确是皇帝，她若觉得这个称呼尚称满意，当然无问题——灭唐兴周后，追赠她父亲孝明高皇帝，号称太祖。
　　那些铜马都站在台座上，其大小一如真马，毫无损坏。表面十分滑润，金与翠锈在阳光中闪烁发光。友人与我皆非专家，无法确言那些兽相为何等金属所构成。但品质之高，手工之精，则断然无疑。若把此等古代宝物竟视如敝履，诚属可惜。对这位纪元后第七世纪后半世纪统治中国的传奇性的女王，这次是我唯一的一次亲眼看见亲手抚摸到她的遗物了。
　　我写这本武氏传，是对智能犯罪做一项研究。她的野心已到疯狂的程度，但方法则精确可靠，稳扎稳打。她冷静镇定，方寸不乱。疯狂与不疯狂，到底区别何在呢？谁有资格决定？无论如何，武则天的按部就班对丈夫皇朝的进行推翻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她敏锐冷静的智慧与厚颜无耻胆大包天的野心合二为一的结果。若是她的行动犯罪，她却时时能使之合理合法。她的狡黠，她的机敏圆滑，她的强悍无耻，是无可置疑的。自古以来，似乎是这样：杀一个人的人是凶手；杀三个，杀六七个，那他生来就是罪犯；若用组织完善的机构杀几百人，那他是头脑清晰的真正的凶魁罪首；倘若他杀了千万百万，他就为历史上的英雄，要想谦谢这个头衔，也终归无用了。……无论在往古，在今日，疯狂是没有什么稀罕的。像尼赫鲁赞美罗马暴君尼禄这等事，现在仍是司空见惯，无日无之的。
　　武则天这个女人是古今少有。与其他高贵的女人是不易相比的。既不是埃及艳后克丽拉，也不是俄罗斯凯萨琳女皇。她一部分像英国伊莉莎白女皇，一部分像法国亨利二世的皇后凯萨琳·德·美第奇。她有那位英国女皇的精力，有法国皇后的残忍。当然，她是匈牙利与波希米亚马莉亚德莉萨皇后的正相反的人物。武则天公然蔑视道德家，历史家不知把她在位年间的年号怎样称呼，也没法决定对她的称呼。因为她是皇帝的情妇，是篡夺帝位的人，是皇后，更混乱的是——她是“女皇帝”，所以我称为“武氏”（Lady Wu）。
　　她粉碎的传统，创始的改革，引起的紊乱，超过历史上任何阴谋险诈的男人。
　　倘若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蕾杀害了玛莉安诺耐特及国王的三个姑母，囚禁了路易十五年，同时还进行谋杀并消灭法国波旁皇家全族，认为她们杜巴蕾家的人比波旁皇族更优秀，并且把十几名里塞留家人都送上断头台，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可与武则天分庭抗礼的女人。
　　我不是把这本书当做小说写的，而完全是当做历史传记写的。因为若当做小说看，那些书中的事实便会认为不可置信。不可信的事永远是真的，而真的也往往不可信。书中的人物，事件，对白，没有不是全根据唐史写的。
　　不过，解释说明之处，则以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的方法。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借头脑的想象力而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
　　至于叙述的口吻，我决定用武后的孙子邠王守礼的看法为观点，借以产生直接的真实感。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故事，一方面是唐朝王公李家，一方面是武后武家，是这二家的仇恨故事。邠王守礼自十二岁到二十七岁，一直与叔父太子旦及其子女幽禁在皇宫里，在被迫害的方面，演出服从忍受的角色。他曾亲眼看见两个弟兄被打死，两个婶母（旦妻）暗中被谋杀，还有武后其他儿媳妇被折磨而死。他终于看到这出大戏剧的收场与武家的败亡。在大唐恢复之后，又在明皇玄宗之下，他也安富尊荣的过了二十九年的太平日子。邠王守礼生于纪元七四一年，活了七十岁。
　　本书中事实完全以《旧唐书》与《新唐书》为依据。其他有关此一时期之历史著作，也都是以此书为主要根源的。《新唐书》为《旧唐书》之修正本，但《旧唐书》做为研究之用更富有价值，而《新唐书》则以简洁文雅胜，这也正是修正《旧唐书》之宗旨。《旧唐书》叙事较为详尽，直接对白较少，此外尚含有很多书函奏表，朝廷告示；而《新唐书》为文字简洁之故，就把这些材料略去了。另外，《旧唐书》之产生也曾根据几个同代作者所著的数部短史。这两部唐史含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其中十之七八为当代人的传记，其中有人生戏剧，偶发事件，直接的对白——这样的内容在整部的《旧唐书》二百卷中占一百五十卷，《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中占一百五十卷。从这些列传系谱表，及有关礼仪、音乐、风俗、舆服、外藩、地理、天文、五行星占——五行星占一项记载的，除去天文气象之外，从双生儿、四胎儿、三条腿的猪到母鸡变公鸡等等怪事——从如此之多的资料，不难于构想武后这个亘古未有的女人的所做所为的那些非常之事了。在一般颇为流行的稗官野史中的故事，如武后早期跟疯和尚的淫秽丑闻，下诏令百花在冬季开放等，都于史无据，本书自然弃而不取。至于她与美少年面首张氏兄弟那段纵情放荡，则见于正史，并且她美梦之终于成为泡影，也是因此而起的。
　　在武后的权力气焰达于极盛之时，她确是自信身为半神之体，是弥勒转世。其实所有自信是半神之体的无知男女，结果还不都是泥腿泥脚，只是淫乱污秽假神假圣的怪东西，是粪土秽物与虚荣隆盛而不可分的东西，其情形与武后的情形正复相似。
　　武则天是一个顽强任性野心极大而又非常聪明的女人。中国历史上，也可以说世界历史上，女人从未做过的事，她做出来了。在一般中国人的想象中，她晚年的荒淫败德，使她执政时惊人的才干黯然失色。在中国历史上，她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在世界历史上她当得的地位也足与伟大的邪恶之徒遗臭万年了。
　　原载1979 年台北德华出版社初版《武则天传》，张振玉译
　　《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绪言
　　本书是个人探求宗教时经验的记录，记载自身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及迷惘；与其他哲学和宗教的磋研，以及对往圣先哲最珍贵的所言、所诲的省求。当然，这是一次兴奋的旅程，但愿我能叙述明简。深信这种对崇高真理的探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他自己的途径，每一途径人人无异。哥伦布是否曾在美洲登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曾去探险，且历经探险途中所有的兴奋、焦虑和快乐。如果麦哲伦选择另一条更长、更曲折的路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也无关紧要。各人路径不同是必然的。虽然我很明白，目前去印度，搭乘喷气机是又快速又便捷的方法。然而，为了更迅速、更正确的认识上帝而搭喷气机去得救，我怀疑这对你会有多大的益处。我确知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探索，他们在摇篮时代，就已找到基督，而且像亚伯拉罕的妻子一样，把上帝带到每一个他们去的地方，即使最后进入坟墓，神也和他们同在一起。宗教有时使人安逸而且近乎骄矜自满。这种宗教，好像家具或财产，你可以把它带走，而且无论所往何处，都可携它同行；在近代较粗俚的美式英文里，就有所谓人可以“得到宗教”或“出卖宗教”那句话。有许多教会是把宗教放在手提箱里出卖，带着它周游各地，这是获得宗教的一种便捷方式。
　　然而，我怀疑这种宗教的价值。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险路，我认为它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其他的路是更妥帖的。因为宗教本身是个人自始至终面对那个令人惊悸的天，纯属自身与上帝之间的事；它自个人内心生出，不能由他人“赐予”。宗教最好像田野边生长的花朵。盆栽和花房培育出来的，容易失色或枯萎。
　　因为这是自身的经验，故事中一切值得提及的。当然就以个人的亲身探讨，瞬间的怀疑、瞬间的领悟、及所获得的启示为基础。虽然本书不是自传，但是有些地方必须提到个人的环境和背景，使故事的发展易于了解。这绝不是平凡无奇的发现，而是一次性灵上充满震惊与环险的旅程。其中常出现类似雅各在梦中与上帝搏斗的故事，因为追寻真理极少是种愉快的体验；常有出现类似令哥伦布船上水手们惊恐的风景、船难及罗盘偏差；也常出现疑惑、踌躇、叛变及渴望返航的威胁。我曾航行在恐怖的地狱之火的雪拉恶礁及法利赛党、文士及有组织信仰该亚法派的漩涡。我是终于通过了，但费了不少手脚。
　　本书不是为那些没有时间谈论宗教，且永远不可能加入追寻行列的人而写，因为本书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了解的、自觉已有可靠的寄托、那些永不会有任何疑虑且自满自足的基督徒而写。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定座的人，我与他们不起共鸣。我只对那些会问：“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到哪里去”的人说话。旅客在航程中为求心安，认为必需先看测程仪，并且找出正确的经纬度，我是对这种人说话。
　　我觉得近代世界及当代的历史“都好像是在做一种不知何往的冒险，因此如果我们肯问自己——我们现在去哪里呢？”就是得救的第一个征兆。我能想象出有一艘鬼船，一艘无人驾驶的潜艇，因核子反应能的驱使而全自动的航行。而这艘鬼船上面，时而有乘客争论，争论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以及它往哪儿开，因为显然它是无人驾驶的。有人发表意见说那艘潜艇是自动行驶，而更富想象力的人就主张它是自有的，因机器各部分的偶然接合，不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形成。在这激烈的争辩中，我察觉这些挫折、困惑、不满的心态产生，于是有人喊：“我什么地方也不要去，我只想留在这里。”我深信这是一幅近代世界的写实。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人驾驶着这艘船。但有许多证据显示它是自动而无人驾驶，富于想象的人就说这艘原子能潜艇是自有的。这种想象使它的拥护者十分满足和骄傲；因为他们在冥想中，认为事物偶然的接合（螺旋钉及螺旋钉洞的巧合相配，主轴及主要推进器直径的全等），是庄严而伟大的概念，他们认为那些心智较低的人，一定没有这种概念。可是船上大多数的水手及乘客却被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所盘踞，他们是从哪里来？最后又会在哪里登陆？
　　我不为取悦任何人而写，相反的还可能使有些人不高兴，因为我所说的都是我个人直接的观点。容忍在教友中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世上所有宗教都差不多这样，特别是基督教，它已经硬化，放入箱里，敷上防腐剂，不容许任何讨论。很奇怪，对于宗教，每个人都认为他所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
　　在演说中要求通过美国联邦宪法的富兰克林说：“我越老，越常怀疑我对别人的批评。”真的，许多人，许多教派，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真理，而别人任何地方意见与他们不同，都是大错特错的。斯蒂尔——一个新教徒，在一篇献辞里告诉教皇说，我们两个教会对他们信条的正确性唯一不同的意见是，罗马教会是无误的，而大英教会也永远没错。虽然好多人认为他自己的无误性差不多和所属教派一样高，但很少人表达得像一个法国妇人在和她姐妹的小争论中说的那般自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没遇见过一个经常是对的人。”
　　可能有许多人想给我们一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许多人想保护我们免于异端的诱惑，忧虑我们是否得救，当然值得赞赏的。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却常在我们的信仰上，加上过重的负担。这就是所谓教条及灵性上的独断主义；其中我最反对的就是灵性上的独断主义。这种过度的保护及负担，可压扁了很多年青的心。
　　写到这里，我想到父亲曾说的一个故事。我们住在南中国海旁边的漳州。
　　有位牧师住在离漳州约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照例要回城里两次。当时父亲约十二三岁左右。祖母因为是基督徒，奉献她儿子的劳力，免费为这位牧师搬运行李。父亲当时与寡母相依为命，常去卖甜食，雨天就改卖油炸豆。
　　漳州人喜欢在雨天吃油炸豆，因为（豆）子炸脆以后，味道很像美国的玉米花。他是个好挑夫，遵从祖母的吩咐去抬行李，牧师太太随行。父亲告诉我，这个女人把每一件东西都放在扁担两端的篮子里面，不只是衣服、铺盖。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已经够重了，可是那女人还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后又添了一个三四磅重的瓦炉。而她却对我父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这点东西你不会在乎的，我知道你一定担得起。”其实她没有必要把那个瓦炉搬来搬去的。我还记得看过父亲肩上的疤痕，当然它不是单单这些行程造成；可是我常常想起那些装行李的篮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个不需要搬运的瓦炉。这使我想起各个宗教的祭司们常喜欢加重青年信徒的重担，还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你可以担得起。你只要信，你将发现它是真的。”往往使那些年青人的肩头长出脓包。
　　见1994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林语堂名著全集》，谢绮霞译
　　《印度支那语言书目》译本弁言
　　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君系瑞士支那学者，前在安南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caised'ExtrêmeOrient，Hanoi）与编辑该院学报事，与马斯贝罗（Maspero）共事多年，尤心折马斯贝罗之学，而师事之。其于中国史书载籍，皆尝博览。兼通梵书及中古印文，与英美之“支那学家”迥乎不同。
　　余于十四年夏，回厦门，由余弟幽介绍，得知其人，盖是时君方任职于厦门大学也。戴君为人，谦默寡言，而书法秀丽，且于近代汉文书报，（如《语丝》、《猛进》等），亦时注意浏览，于西方支那学者，可谓不可多觏，是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创办《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余以戴君住安南多年，于南土语言情形，尤多实地研究，乃邀之作《印度支那语言书目》一文，以便登载。是年十二月得戴君来稿，而时以研究所经费支拙，周刊已停止出版，稿遂搁置。今日之所谓以科学方法治国学者，不外比较的与历史的研究二义，暹语与汉语最近，缅语、藏语次之，是印支语言与中国语之比较，为治中国语言学者所宜急切注意。戴氏此文，实为关心此学者，辟一门径。故抽暇译出，以供参考。戴君应Sylyain Lévi 之邀赴日研究佛学，去今已两年矣。
　　十七，一，十八，译者记
　　原载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语言学论丛》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只是在我们朋友家中有时遇见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个可喜的事，只愿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中饭，或者当她与她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乳腐卤瓜之时，你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毯把你的脚腿盖上？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之宽，或者同她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去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因此，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
　　她的一生，“事如春梦了无痕”，如东坡所云。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我们今日还不知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狡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她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这悲剧之原因，不过因为芸知书识字，因为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因她是识字的媳妇，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要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簉室，后来为强者所夺，因而生起大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一种根本的，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夜，化扮男装，赴会观“花照”，也可看出。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
　　如果是，她全不晓得。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的衷怀，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那些年青守礼妇女不便访游而她愿意留待“鬓斑”之时去访游的名山。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而这已十分犯礼，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情痴少妇，把她驱出家庭，而她从此半生须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了。
　　是否沈复，她的丈夫，把她描写过实？我觉得不然。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
　　我不免暗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能引起他太太这样纯洁的爱，而且能不负此爱，把他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我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Maurice Ravel 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Massenet 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之时，每每不期然而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苦痛——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托尔斯泰在《复活》所微妙表出的一种，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
　　这本书的原名是《浮生六记》（英译Six Chapters of aFloatiug Life）其中只存四记。（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现存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于一八七七年首先刊行。依书中自述，作者生于一七六三年，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一八○八年之后。杨的妹婿王韬（弢园），颇具文名，曾于幼时看见这书，所以这书在一八○一至一八三○年间当流行于姑苏。由管贻萼的诗及现存回目，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台湾的经历，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廿四年五月廿四日龙溪林语堂序于上海。
　　上序于《天下》英文月刊本年八月创刊号发表后，正在托旧书铺在苏州常熟访求全本（闻虞山素有世代书香之风，私人藏书者甚多）。过两星期得黎厂由甬来札，谓全本已为苏人王均卿老先生（文濡，即《说库》编者）所得，而王又适于二月前归道山。过数日又见《新园林》郑逸梅先生记均卿先生发现全本事。访之，谓亲闻于王，于去年发现；此书或已付印，或在遗稿中，不甚了了。又访王之家族，闻均卿先生遗物现在封闭，一时无从问津。
　　到底如何，未见稿本，无从鉴别。惟个人以为苏州家藏沿袭三代以上者不难发现此书全本。尚望留心文献，不以此为好事者，留心访求，报我好音，不胜感祷。又王弢园（天南遯叟，有《弢园文集》、《弢园尺牍》、《艳史杂钞》等）、石硺堂（韫玉，袁文笺正者）及其他文人集中有发现关于三白生平文字者，亦祈示知。英译四记已陆续登《天下月刊》第一、二、三、四期。
　　廿四年十一月六晚附记。
　　顷阅世界书局新刊行《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内王均卿所“发现”《浮生六记》“全本”，文笔既然不同，议论全是抄书，作假功夫幼稚，决非沈复所作，闲当为文辩之。十一月十六日又记。
　　原载1935年11月20日《人间世》第40期
　　《卖花女》英汉译注本弁言
　　萧伯纳在中国虽然闻名已久，他的书有中文译本的并不多。到底中国思想茅塞理路不清的同胞还不少；要是看看像萧氏这样以“攻乎异端”，甚至宣传“异端”为能事的文章，一定能启发他们的新知，于他们的思想见解有益的。像本剧中健谈雄辩的打扫夫杜立达，就是萧氏的化身；杜立达的攻击middle-classmorality，就是萧氏思想之一部分。middie-classmorality 为什么要攻击，取笑，奚落，市侩们自然不懂；因为市侩们自古就站在卫道方面。但是读书人也要犯上思想不清的罪过，却是真堪痛哭流涕的事。
　　市侩们因为不懂萧伯纳，却又抵不过他的三寸舌，所以以“俏皮家”三字把萧伯纳了结。这真是荒唐之至。萧伯纳自己说过：“Mywayofjokingistotellthetruth；itisthefunniestthinginthe world”——把“真理”与“俏皮”合婚，这也是萧氏自己的俏皮话。也就是他的至理名言。萧氏的幽默——其实一切的幽默都是如此——是专在写实，专在拆穿人生社会，教育，政治，婚姻，医学，宗教……的西洋镜；这是萧氏艺术之宝诀，幽默之真诠。看惯西洋镜的人——自然是“大多数”——奉西洋镜为真理，因而不得不视拆穿西洋镜的人为滑稽。病在他人者指为荒唐，或“一笑置之”，病在自己身上者则指拆穿者为捣乱，非辞严义正，声讨诛伐不可。
　　比方本剧的伊丽莎，说她做穷苦的卖花女时还可以卖花，但六个月以后口音改正，社交的礼貌学好，成了“闺媛”，却非“狼狈”出嫁，找一个男人“卖身”不可——这句话是“笑话”呢，还是“真理”呢？又如欧洲大战时，英国人士一致“爱国”，深恶德人侵犯比利时的中立，以及视条约如“废纸”，非来加入战争拥护“公理”不可，但萧伯纳却说视条约如“废纸”本是历史上的常事——这句话又是“笑话”呢，还是“真理”呢？前者被视为荒唐滑稽，后者却好似卖国奸贼的举动了。真理有知，也当为英人恸哭长叹！萧氏自己说过，有一次他去找眼科医生，医生惊诧着说：“你的眼睛与众不同呀。”
　　“什么毛病？”
　　“一点没有毛病。”
　　“那么何以与众不同呢？”
　　“因为你一点毛病没有啊。”
　　世上眼力全无毛病的十分之一，而有瑕疵的十分之九。所以萧氏提出来的问题便是：我们还是要故意戴上眼镜，使我们的眼力与十分之九的人相同呢，还是葆真全璞，受那因为观察与众不同而被指为怪诞不经的苦痛呢？
　　本书的名称也须一翻解释。Pygmalion 是古Cyprus 岛上的王，曾雕刻一座绝世佳人的象牙像，后因思恋其美，至于爱上这座牙像，坐立不安，无法可想，只好祷求爱神Aphrodite 使这牙像变成一个活人。Aphrodite 允其所请，Pygmalion 遂与此女子——名叫Galatea——结婚，过甜美生活，并生下儿子，取名Pa-phos.在本剧中，Higgins（即Pygmalion，原序中说他就是英国鼎鼎大名的发音学家Henry Sweet 的影子）是一位发音学教授，他改去了卖花女Eliza（即Galatea）的伦敦土腔，把她教成一位可以充当公爵夫人的闺媛；以后问题便是要如何将Eliza 处置才好？所不同者， Pygmalion 爱上Galatea， Higgins 却只预备与Eliza 做好朋友。原书有序及很长的小说体裁的尾巴，还在发他的妙论。并叙述Eliza 嫁给Freddy 的结局，因为过长，从略。萧氏特别把don't，they've，you'd，that's 的撇号（'）删去，写成dont，theyve，youd，thats，本版一仍其旧。读者所应注意的有以下数种常有的缩写：
　　s 代表is， has，如theres， hes， whats， whos s 有时代表us，如Lets give him ten. d 代表would， had，如theyd， youd， whood ve， v 代表have，如youve， theyve， havnt re， r 代表are，如yours， theyre， arnt nt， t 代表not，如lsnt， cant， hasnt ll 代表will，如itll，theyll，thatll但I'm，I'll，she'd，we'll，等如将撇号删去，长元音势将变成短元音，或与ill，shed，well 等字相混，it's 又恐和its 相混，所以撇号仍旧，并不删去。
　　注中“俚语”指vulgar，为通人学士所不宜用：“白话”指colloquial，少见于文言（literary）：“殊语”指slang，slang 为classdialect，指流行于某一阶级、职业，或团体中的词语（如航业，学堂，商界，军界各有其通行的俗语），译为“殊语”，取其代表“殊别”阶级或团体的语言之意。
　　Pygmalion 作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初次表演，一九一四年刊行。
　　译者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
　　原载1933年11月开明书店修正初版《卖花女》
　　◇编辑滋味——【近人书话】
　　插论《语丝》的文体
　　——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
　　岂明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说起《语丝》的缘起，并把《语丝》的特色精神表白的剀切详尽，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明白《语丝》的性质，并且使《语丝》的朋友也知道《语丝》之所以为贵。这虽然有点似乎自夸，但是总比以何种目标，何种“使命”自豪的机关报胜一筹，因为《语丝》始终就没有什么“使命”。《语丝》只是（如岂明所说）“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所以有时忽而谈“盘庚今译”，有时忽而谈“女裤心理”，忽又谈到孙中山主义，忽又谈到胡须与牙齿，各人要说什么便说什么。但是他的宝贵就在这一点。“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要表白得比岂明的话更确当实在不容易，除非我还可以补一句，就是“甚至于不用自己的钱”。这一点并不十分容易，若是合以上二条观之。但是，那篇里头还有几句话很可以值得注意，很有意味的——“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play）。”这句话引起我一些意思，不妨来剀说几句，或者也不仅以关于《语丝》的文体为限。
　　斥文妖
　　“不说别人的话”即有“诚意”，这一样就不容易。我想凡能与此条件相符的，有真正诚意的人，他的言论都是有益于世，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弹”，我个人还是相信其有益。这话或者有人不懂，有人以为若江亢虎、章士钊一流人如此其“■”如此其“弹”，蔑以加矣的复辟崇孔一类的思想，即使加以“诚意”条件，难道还是有益吗？但是一细想，这问题又未免太理想了。章士钊、江亢虎之流根本就没有所谓思想（这话又有人不懂，容下文阐明），更提不到思想之诚意不诚意。昨天在英文《导报》发现江亢虎对西洋绅士讲《书经》，初看时未免惊异，但是以为学术原与政见无关，江参政于复辟之余未尝不可以随便讲学，后来一拜读，什么二帝三王之德政咯，尧舜政治为世界最古之民主政治咯，《书经》的文是最好的文范咯，“文明”
　　即“文学之明”咯，“文以载道”咯都来了，甚至于今古文篇数且分不清楚，于是乃恍然大悟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于学术有清晰的思想“压根儿”（借用玄同语）就没有这回事。思想不清的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自然没有所谓“诚意”，自然不会“不说别人的话”。至于思想本非不清的人，却仍旧可以乏诚意，这是我们所谓“文妖”。近来观察一些名流的议论，有文存的及无文存的，使我渐渐越发相信吴稚晖的“野蛮文学”论。尽管你的笔墨如何高明，尽管你的文存文集如何风行一时，尽管你什么主义唱的高入云际，一察其人的行径，乃是其文足道，其人不足观（惭愧的很，我就是曾经佩服过《甲寅》文字的一个人）。这就是其文章未尝包藏着诚意的思想——此非野蛮文学而何？何况徒以文字行一时者岂独《甲寅》一家而已！
　　诃鳄鱼
　　野蛮文学而外，还有一种思想的蟊贼根本不能“不说别人的话”的，就是一种自说为中和稳健，主持公论的报纸。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样东西。
　　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没有“偏见”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因为他所谈的“公论”都是一种他人的议论调和而成的，“甲方固然有几分是处，乙方又何尝绝无理由。”其实这种人又何必出来说话，除非以为既身居于文人学子之列不能不照例出来说几句，完全为面子关系，所谓“中和”者以此，所谓“稳健”者亦以此，并没有什么稀奇。我们每每看这种人及这种报的自号中和，实益以见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蟊贼的尊号，处之与“耗子，痨虫，鳄鱼”同列而已。因为我们宁愿看张勋的复辟，而不愿看段祺瑞之誓师马厂，宁愿见金梁的阴谋奏折而不愿闻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宣传，宁愿与“安福系”空拳奋斗而不愿打“研究系”的嘴巴，于政治如此，于思想界亦如此。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稳健派的议论，他们自身既无贯彻诚意的主张，又能观望形势与世推移，在两方面主张之中谋保其独立的存在，“年年姐姐十八岁”其实只是思想之蟊贼而已。因为虎狼猛兽我们可以扑灭，蟊贼，狐狸，耗子，痨虫我们却无法预防。所以张勋可以一败不振，段祺瑞却反要变为民国功人，“安福派”可一攻则破，而研究系却仍旧可以把握政权。我们听张勋的大谈复辟尚觉得其有些人气，若说段祺瑞张起捧张，冯起捧冯，忽而命孙督苏忽而命郭督奉的执政府，实在无聊已极无话可说，简直与苏、扬妓女“依要那能没那能奈吻啥不可以”的倚门卖笑伎俩无异，分不出谁是娼妇谁是政府。其实政界如此，言论界亦如此，野鸡生涯实不限于野鸡也。我们听折中派稳健派的谈复古，还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本不足惜，若是听他们也来讲革命二字却免不了要不胜肉麻之至。
　　《语丝》文体之二大条件
　　以上因为谈“偏见”之重要，及人之不可无偏见，夹叙些不相干的话，实则因为要有强毅贯彻偏见的人并非容易，但是同时我们要承认惟有偏见乃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别的都是一些贩卖、借光、挪用的东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见充分的诚意的表示都是有价值，且其价值必远在以调和折中为能事的报纸之上。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即以骂人一端而论，只要讲题目对象有没有该骂的性质，不必问骂者尊严不尊严，等要派代表赴赛会时再挑一个面孔尊严的不迟。数月前曾经拜读某名流批评近来论坛的肤浅鄙薄或者就是指没有学者态度的言论。个人觉得学者态度与“绝不生气”的中庸主义是分不清楚的。
　　我们应否骂人？
　　Taine 曾经问得好，倘是我们发现吾侪同类中有一条“鳄鱼”（此乃得恩的“鳄鱼”，广义的；非吴稚晖的“鳄鱼”，狭义的），历史家的责任是不是要单取学者科学的态度来充分描写颂扬它，还是要不要下一个评判，要不要骂它？个人以为骂人不骂人全在其人。（一）有没有感觉非骂不可的神感，（二）敢不敢骂。因为大家公认，骂本有相当的用处，世界绝没有人不承认奸臣是该骂的，或者不承认背义弃信忘恩负义的朋友、不贞之妇、不孝之子是该骂的，但是我们觉得骂不贞操的思想家，似乎比骂不贞操的妇女更加重要，所以唯一的问题是该骂之范围与定义而已。有人觉得段祺瑞、章士钊该骂，有的便觉得他们情有可原。此见仁见智，本不能相迫。若以为章士钊很好，段祺瑞很好，也就让他很好。大概所以不骂的人，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觉得样样都很好很满意的。我曾经同一位留学生谈话，那时在曹锟时代，因顺便讲到我们还得革命一次，忽然被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很生气的说：“What！ a third revolution？”这个What！真使我吓得非同小可。这位留学生不用说的，他已有小孩、包车及部里好些个差事了，虽然他刚回来是很有用似的。这回同他又谈到段祺瑞，说起一些不敬的话，也弄得他不大肯回答我。所以骂与不骂全在其人，愈有锐敏的思想的人，他以为该骂的对象愈多，有感到骂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时感到骂人的神圣。自有史以来，有重要影响于思想界的人都有骂人的本能及感觉其神圣。当耶稣大闹耶路撒冷圣殿怒鞭○○○时，简直与鲁智深大闹瓦官寺一样，并没有什么学者态度可言。所以尼采不得不骂德人，萧伯纳不得不骂英人，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吴稚晖不得不骂野蛮文学，这都是因为其感觉之锐敏迥异常人所致，所以骂人之重要及难能可贵也就不用说了。若有人以为吴稚晖骂章士钊便是失了学者尊严，吴稚晖只能回答：谁要你的野蛮学者的尊严！这也是可与以上所说偏见之重要的话联合起来，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我们若读过H.G.Wells，Shaw，Mark Twain 骂人的文章也就知道骂人之难能可贵。他们那种一动起气来所做的文章，读起来真可使我们生起勇气，并不像学者所做无人气的文章一样。所以我说，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何况以功能言之，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即以文学革命而言，虽然是胡适之平心静气理论之功，也未始非陈独秀“四十二生的大炮”及钱玄同谩骂“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之力。
　　由是观之，骂人之可以已明矣。
　　费厄泼赖
　　所以说第一只是没有感觉骂人之必要，第二是不敢骂人，这两种是不骂人之至因，与学者态度无涉，除非学者都是一些甄无畏、蒋士都（真无味，僵似土）先生（外国语所谓Profes-sor Dryasdust）。所以要骂不骂似在于人，只要骂的有艺术勿太粗笨，此外于《语丝》并不应有何条件限制。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谓“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即使仪哥儿，我们一闻他有了痨病，倘有《语丝》的朋友要写一封公开的信慰问他，我也是很赞成的。最可厌的Kipling，昨天看见他有肺膜发炎之症，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早日痊愈。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结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
　　应有的与暗放冷箭的魑魅伎俩完全不同，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
　　这篇东西刚写完送到小峰那里去，看见第五十六期的《语丝》刚出来（因为这期稿子来得迟的缘故）。里头看见鲁迅一篇《并非闲话》，有一段话正足以表映这篇所说的关于偏见与偏心一点，免不了要加说两句。鲁先生（姑作鲁先生）说：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亚孟——记者插说道）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任他自生自灭”。因此他曾经有一个提议，谓应有人搜集了这些小作品出一集本介绍于世。这是一个好不过的意思。但是鲁先生又说：因他是偏心的，评是非时他总觉得他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所以也不集了，因为他不做那样东西：法官，批评家。我想选文这一点尤可证明人之不可无偏见，偏见乃是人真正自己的思想，偏见（即鲁先生之所谓“偏心”）乃可以代表自己，所谓公允之评实不过足以代表他人及他人的时髦。倘是我们能看得到一本诗及小说选是代表鲁先生或无论何人据他的“偏心”实在所好的（不必有什么理由）——这本诗集，当可名之为《无名作家的诗集》——这样的一本，必更有实在的价值，比起现在流行的什么白话文选、白话诗选，不管作品如何只管作者有享盛名，有出过文集的必照例收容，若不知名的照例淘汰。比起这样文集岂不是于文学界上更有贡献？又岂明文中所谓不“打落水狗”及“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份”，也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费厄泼赖”原来是岂明的意思。
　　十四，十二，八日
　　原载1925年12月14日《语丝》第57期
　　《论语》缘起
　　《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大概其缘起是这样的。我们几位朋友多半是世代书香，自幼子曰诗云弦诵不绝，守家法甚严，道学气也甚深。外客来访，总是给一个正襟危坐，客也都勃如战色。所谈无非仁义礼智，应对无非“岂敢”，“托福”。自揣未尝失礼，不知怎样，慢慢的门前车马稀了。
　　我们无心隐居，迫成隐士，大家讨论，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养晦”，名士所谓“藏晖”的了。经此几年的修养，料想晦气已经养的不少，晖光也已大有可观；静极思动，颇想在人世上建点事业。无奈泰半少不更事，手腕未灵，托友求事，总是羞答答难于出口；效忠党国，又嫌同志太多；入和尚院，听说僧多粥少；进尼姑庵，又恐尘缘未了。计议良久，都没出路，颇与失意官僚，情景相似。所幸朋友中有的得享祖宗余泽，效法圣人，冬天则狐貉之厚以居，夏天则絺绤必表而出之；至于美术观念，颜色配合，都还风雅，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红配红，绿配绿，应有尽有。谋事之心，因此也就不大起劲了。其间，也曾有过某大学系主任要来请我们一位执教鞭，那位便问该主任：“在此年头，教鞭是教员执的，还是学生执的？”那位主任便从此绝迹不再来了。也曾有过某政府机关来聘友中同志，同志问代表：“要不要赴纪念周？做纪念周，静默三分钟是否十足？有否折扣？”由是党代表也不来过问了。
　　这大概是去年秋间的事。谋事失败，大家不提。在此声明，我们朋友，思仰圣门，故多以洙泗问学之门人做绰号。虽然迹近轻浮，不过一时戏言，实也无伤大雅。例如有闻未之能行者自称“子路”，有乃父好吃羊枣者为“曾子”，居陋巷而不堪其忧者为“颜回”，说话好方人者为“子贡”。大家谋事不成，烟仍要吸，子贡好吃吕宋烟，曾子好吃淡巴菰，宰予昼寝之余，香烟不停口，子路虽不吸烟，烟气亦颇重，过屠门而大嚼故也。至于有子，推己及人，虽不吸烟，家中各种俱备，所以大家乐于奔走有子之门。有子常曰：“我虽不吸烟，烟已由我而吸。”由是大家都说有子知礼，并不因其不吸，斥为俗人。闲时大家齐集有子府上，有时相对吸烟，历一小时，不出一语，而大家神游意会，怡然而散。
　　一天，有子看见烟已由彼而吸的不少，喟然叹曰：“吸烟而不做事可乎？
　　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颜渊呒然对曰：“尝闻之夫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难为了我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至三年之久！积三年所食，斐然成章，亦可以庶几也矣乎？”
　　子路亦曰：“尝闻之夫子，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于是大家决定办报，以尽人道，而销烟账。
　　惜其时子路之岳母尚在，子路以办报请，岳母不从。事遂寝。
　　今年七月，子路的岳母死。于是大家齐立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三嗅而作，作《论语》。
　　大概办报的消息传出之第二天，就有友人来访。我们依例各序宾主让座之余，大家端容正色肃肃穆穆的谈起来。友人便问：“吾兄为什么要办报？
　　敢问宣传什么主义？”
　　“没有！没有！”我连忙的拱手回答。
　　友人怕我未曾听懂，又进一步问：“诸位办报，持什么主张？”
　　“岂敢！岂敢！”是我固谦的回答。
　　其时朋友有点慌张起来了。“诸位办报应该有个立场呵！敢问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请坐！请坐！”我仍旧很和气的答他。于是那位朋友，不知怎样，竟悻悻然扬袂而去了。
　　第三天，又有一位朋友投刺来访，也是听到办报的消息，也是来寻根究底的。“好吧，请见。一办报，此身已非己有的了。我已许身于社会与国家了。”我对听差的说。这位朋友，看来更加孟浪。寒暄之下，那位朋友很唐突的问：
　　“你们钱哪里来的？是孙是胡？是汪公？是蒋公？”
　　“不知道。”我说。
　　“怎么不知道？”
　　“委实不知道。”我回答。
　　“未必然吧！”朋友摇头的说，“四者之中，必有其一。”言下颇有“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五老峰下之意。”
　　“都不是。”
　　“怪事！怪事！”那位朋友说。
　　“我们很有钱，难道凡有钱便是怪事吗？”
　　“那末，钱哪里来的？怎么不知道？”
　　“钱是由我们同人中一位高门鼎贵的友人来的。我们但知他豪爽，至于他这钱哪里来的，我们怎知道？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将来这钱要看读者出的，读者这钱哪里来的，我们更不敢穷究了。”
　　到此，那位虽然大失所望，悻悻然见于其面，遂无话可说了。
　　沉默良久，朋友又发问：“你们为什么要办报？”
　　“不知道。”我说。
　　“又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同人，不知怎样，忽然高兴起来，想要办报，所以叫做不知道。”
　　“凡人做事，都应该有个理由。岂可做事，而自己莫名其妙？”
　　“凡人想做的事，都应有个理由。”我更正的说，“实做的事，都是本人莫名其妙。譬如某人成巨公，某人成名将，他们知其所以吗？世事类多如此，何必向天追究。比如青年择业，年少气盛，都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之雄心，乳臭未干，便拿定主意，我要学矿学工程，我要做牙科博士。及至学成，也许牙医做有名知县。矿师成模范校长，报馆主笔忽然经理煤炭，回国领事改办公共卫生，当其呱呱堕地时，何尝敢做这种打算？凡事，其来也茫然，其去也兀突，我们阅历所见，无非类此。不但男子择业，我们办报，不甚了了，就是女子择婿，也是大多茫然。倘是花前月下，女子问天：“我某女士呵，何以偏遇某先生？”有谁答得出？大概最后决定，都是看看自己年纪，算算自家前途，在几个无甚足取的青年中，择肥而噬，碰碰造化，托以终身罢了。若要过于认真，便遇痴汉，这也是你我所亲验得来的了。当今女子，从小就做起美满姻缘的梦，留下祸苗。须知世上哪有这许多品德才貌兼全的人，可以供她称心满意？因此做起亲来，“良人”不够分配：“良人”不够分配，乃多半事与愿违；事与愿违，婚姻乃多破裂。这就是你们一班好讲理由、理想、主义、主张的人的罪办报也是因缘际会，有人肯执笔，有人肯拿钱，由是这报就“应运”而生了。
　　“那末，你们办这报的因缘际会，际什么会呢？”
　　“你真要知道？”
　　“我真要知道！”
　　“因为我们同人中有一位的岳母死了。”我据实的奉告。
　　但是这回因为我太老实，由是又开罪了那位朋友。他便怏怏不乐，认为一无所获，废然而返了。
　　原载1932年9月16日《论语》第1期
　　我们的态度
　　《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很引起外间的误会，犹如幽默自身就常引起国人的误解。这种的误会，我们早就料到，而已由收到的外稿证明。有人认为这是专载游戏文字，启青年轻浮叫嚣之风，专作挖苦冷笑损人而不利己的文字。有人认为这是预备出新《笑林广记》供人家茶余酒后谈笑的资料。有人认为幽默即是滑稽，没有思想主张的寄托，无关弘旨，难登大雅之堂。有人比我们如胡椒粉，专做刺激性的文章。这些误会，都是不能免的，因为幽默文字，在中国实在很少前例，尤其是成篇的幽默文字。
　　我们只觉得中国做社论的人太多，随便那一种刊物拿来，都有很正当高深的理论。近见《时事新报》中学生征文的成绩，也都能切中时弊，负有经世大才。所以这种文字之多，一是由于小学作文的教学失策，十二三岁的学生起码就要做“救国策”，破题就是“今夫天下”的烂调；一是因为大学研究经济政治的人太多，书本上的学问既深，主义名词信手拈来就是一大套。
　　两种之弊，都使中国学者尚空谈，失了独特的观察力。一方面政客军人，一发宣言通电，又篇篇言之成理，可诵可歌。结果文章经世的作者普天下，而蕞尔上海一市的改良，就没有办法，与租界相形见绌，永远留为中国的耻辱。
　　遇有国事，大家喊口号，发宣言，拍通电，执笔不会乏人，此日人所以讥我们为“文字国”。在这文字国中，文章与思想已截然为二事，思想已为文章的附庸，装饰品，作为社论家挥毫濡墨的材料而已。此类的社论愈多，愈足养成文人重浮言不务实际的风尚。况且社论家都知道他们的空言无补，不会于武人主持下的外交内政，有丝毫影响，所谓尽言论之责，亦止于言论而已，稍有庸见的记者，都应自杀。
　　所以我们不想再在文字国说空言，高谈阔论，只睁开眼睛，叙述现实。
　　若说我们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读者，注重观察现实罢了。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的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只须旁观者对自己肯忠实，就会见出其矛盾，说来肯坦白，自会成其幽默，所以幽默文字必是写实主义的。我们抱这写实主义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难免好笑。我们不是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
　　原载1932年10月16日《论语》第3期
　　编辑罪言
　　《论语》至此已两度蜜月矣。其初办时，亦无非想占便宜，自己生子，自己接生，无庸乞怜于编辑之门。校样来时，又可从容大刀阔斧加以修正，实为一快事。及蜜月初度，外稿纷来，信箱拥挤，邮使喊冤，编辑抽屉，又改为大皮箱，于是撰稿之外，又平添阅稿工作，前之所谓育子，今又专为他人接生。我们顾到读者的利益，作者的热心，不敢不细阅一番，以免埋没天才，甚或有从纸篓中重复救济出来的。看到好稿时，拿起剪刀，挖起浆糊，作接生工作，固然快乐；一无足取之稿，阅后断然送入纸篓，也不怨悔；惟有在可取与不可取之中的稿件，在将弃未弃之际，倒令人生出一种悲哀。将文人精力构成的文字，送入纸篓，于心总有点不忍。此时将为接生乎，将为打胎乎，倒成一问题。但是《论语》篇幅到底有限，不能不斟酌去取，所以接生一次，总也须打胎十数次，忍心害理，暴殄天物。这真不是我们初办本刊时所梦想得到的工作。
　　我们所希望可以补过者，在盼望各位在本刊格调未成之时，互相勖励，继续努力，标准放高一点。如一位通信者所说，提倡潇洒、伟大、雄浑、涵蓄、优美、爽利、深沉、慷慨、健全的嘻笑，勿陷入浮浅、纤巧、哀郁、卑劣、俏皮、刻薄、尖酸、衰弱的呻吟。
　　原载1932年12月1日《论语》第6期
　　编辑滋味
　　向闻人言，编辑生活甚苦。然编辑之初，自谓编《论语》不同，必大乐。
　　近来尝遍各种滋味，始知其中甘苦各半。先说其苦。稿不患少而患多，汗牛充栋，整理不暇，投稿者来函相责，限期索还，不稍宽贷，稍有怠忽，即加詈骂，万一遗失，无法报销，升天落地，求之不得，如丧考妣，其苦一也。
　　来稿之中，每附函札，类皆失学青年所作，或报我以母丧，或告我以失恋，或果有辗转流离，栖身异地，欲求上达，摸无门径者，爱莫能助，何以为怀？
　　且所质问，类皆无从答复。若“中国有一好中学否？”青年有无出路？”等。
　　敷衍答复，未免欺人，老实奉告，于心不忍，其苦二也。《论语》既未左倾，又未腐化，言论介乎革命与******之间，收稿亦如之。然革命之稿，皆味同嚼蜡，******之稿，则锋发韵流，乃动辄触犯为政长者，留一弃十，心殊不甘，其苦三也。且之际，武人操政，文人卖身，即欲高谈阔论，何补实际？
　　退而优孟衣冠，打诨笑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胡求，强颜欢笑，泄我悲酸，其苦四也。然吾亦有四乐。借文字因缘，与诸益友函札通往，一乐也。无名作家，被我发现，二乐也。独坐编辑之椅，笔则笔，削则削，三乐也。邮使敲门，每见尺二信封，多出部院公署，始而惊，继而喜。何以喜？
　　由于中央党部，监察院，行政院，豫皖鄂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发见天才，供我以******稿件，故喜。至此其味乃大甘。
　　原载1933年4月16日《论语》第15期
　　谈女人
　　本刊出世不久以后，便有人写信来严词责问：“你们谈不谈女人？如果不，为什么不？请明白答复。”其时不知如何，未将此信发表，亦未作复。
　　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吧。但是《论语》出世，于今将近一年，关于女人，实在未曾谈到，这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一方，固然因为世人谈到女人，头脑清楚的很少，而《论语》向来是提倡头脑清楚的。女人乃世人所最好谈，亦最不易谈，尤其因为在中国谈女子的鲜有不稍微带《九尾龟》中章某之傲慢，而在嫖赌场中负有制服女性本领之豪杰者，也颇不乏人。加之电影广告一班香艳肉感之描写，益发令人危惧，恐怕我们一谈女人，便有《九尾龟》式或电影广告式的稿件纷至沓来。就是在《论语》第七戒严重声明之下，仍然有不少大学生投来香艳肉感之作，被我们送进字纸篓。又一方，因为顾虑到幽默文学在初创时期易引一班误会，以为我们办报系寻开心。因此故意把格调提高一点，装装假道学，以博孔家店老伙计之赞美。由是而女人成为《论语》中子所罕言之一，实则女人在圣人如在阿Q 之心头上，未尝须臾离也。我们有时翻阅西洋幽默刊物如New Yorker， Punch， LifeJudge 及La Vie Parisienne 之类，自觉道学气不知高几百倍，未免矫枉过正有避之若浼之嫌。近来更觉得谈已走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又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之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求许我扫门前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于案上玻璃片下以自戒。书完奋身而起曰：“好！我们要谈女人了！”请以《女论语》始。如果我们清谈的力量，能造成如晋代谢道韫“咏絮才高”一班的风雅女子，也可以替未亡国粉饰太平做一种点缀吧。
　　原载1933年7月16日《论语》第21期
　　与陶亢德书
　　我孕育《论语》，使之出世，鞠之育之，爱之惜之，面目粗具，五官俱全，今将有远行，交先生抚养，安能无数句叮咛语耶？人人视其文章，亦各如其血脉骨肉，今举众胎儿以托于子，又安可无数句叮咛语耶？吾不知话从何说起，惟子知其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毋使傲慢荒嬉，亦毋使失其赤子之心天真之乐。吾知子之爱之，故以托子，吾不知话从何说起也。
　　《论语》个性最强，却不易描写，不易描写，即系个性强，喜怒哀乐，不尽与人同也。其正经处比人正经，闲适处比人闲适。或余心苦。而人将疑为存意骂老朽，或余心乐，而人将疑为偷闲学少年。然苦乐我自尝之，不求人理会，人亦未必理会。或有人所视为并不幽默者，我必登之，或有视为荒唐者，我必录之。此中景况，惟有神会，难以形容。大概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萎靡，疲弱，寒酸，血亏者必弃之。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无油腔滑调，然亦未尝不嘻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最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吾集天下健谈之友于一室，半月一次，使天下窃闻我之纵谈，是办《论语》之意义也。散会之后，各人回去规规矩矩做人，营商发财，做顺民，均无不可。
　　《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其玄虚，亦与上海弄堂中某某学会，某某大同盟相等。《论语》向来所刊外稿多而社稿少，《论语》早已公之天下矣。《论语》之成功，即国人共同之成功也。初办时并不知天下有许多同志，有许多清新可喜文章，今果有之，是《论语》公开政策之酬报也。今来稿既多，选择不妨比以前严格，即有熟人，文章欠精彩，不妨退还，日后彼且将谢汝。在本刊方面，总期以篇篇可读为目的。
　　阅稿似难而不甚难，然不可不慎。最怕是埋没好稿。亦有好文佳句埋没于游词废句之中，宁可改作，不可放弃。大概阅文以听其声调为主。一人有一人之声调，发现一新作者，如闻一新调。声调有弱者，伪者，油滑者；有清和，闲适，冲淡，沉厚者，一览便知。
　　以上皆先生所知。先生所知而卒不免叮咛，盖老妇态也。子知老妇之心而谅之可耳。尚有许多话一时说不出，子亦谅必知之矣。
　　原载1933年11月1日《论语》第28期
　　再与陶亢德书
　　语堂顿首。前以《论语》编辑事托先生，今又将孕育《人间世》矣。《人间世》不可不出，亦犹《论语》之不可不出。吾非有意孕育，彼自投胎而来也。是《论语》与《人间世》只可算是姊妹刊物，彼此彼此。若云偏爱何方，则吾必曰二者皆偏爱。惟《论语》已立足得住，先生抚养以来，更形活泼可爱，吾甚放心。《人间世》初出，只好多放几分力量。且俟其长成，立足得住时，亦非托先生抚养不可，故将来个性虽有不同，总是一番面目。弟自《论语》出世，发现许多清新文章，人人学得说心坎里的话，不复蹈常袭故，摹仿咿唔。特以《论语》专登幽默文字，在范围内固然亦自可观，而幽默范围以外，终觉有许多大好文章向隅，不便收纳，或者以格调不合，不来投稿。
　　弟由编《论语》之经验，知国中能文之人颇多，或因不得相当发表之便利，坐听好稿埋没抽屉中，供鱼蠹之侵蚀，不亦大可哀乎？每思扩大范围，而《论语》个性甚强，根脉甚旺，不忍摧残，莫如就其个性使其尽量发扬光大，而另编小品文刊物以容纳之。幽默本为小品文别出之一格，而难于其他小品文，能作幽默文者如此，则能作小品文者当十倍之。且幽默文章之出现，盖有赖于以前小品文之陶养，倘使吾办《论语》于白话文学之前，则其失败可必，是小品文与幽默文应相辅而行，互相灌溉，而如中日外交之“共存共荣”也。
　　盖幽默之为物，在实质不在皮毛，在见解不在文字，必先对社会人生有相当见解，见解而达于“看穿”时，幽默便自然而来。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故弟尝谓“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也。今人言思想自由，儒道释传统皆已打倒，而思想之不自由如故也。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不苟同，国中岂能无幽默乎？
　　思想真自由，则文章必放异彩。放异彩，又岂能无幽默乎？”（《论语》二十八期，《论文下》）弟之愿二者“共存共荣”，此中有大道理在。何时约兄同到洋泾浜上，共举香槟，其快慰当奚如？恐外间或有误会，请将此函发表于《论语》上。
　　三月十八日
　　原载1934年4月1日《论语》第38期
　　跋《西洋幽默专号》
　　亢德编好《西洋幽默专号》，拿来给我看看，他说西洋幽默，他是外行，要征（求）我的意见如何。我说，第一，用意可说“尽美尽善”。何谓尽美？
　　据亢德说，本刊阴历新年要出一《中国幽默专号》，那么，在阳历新年出一《西洋幽默专号》，做个幌子、护身符，可谓用意甚佳。不然《中国幽默专号》出时，大家见有孔子、孟子幽默起来，岂不连孔、孟都也骂为亡国奴吗？
　　既有马克·吐温、哈伯、柴霍甫诸位西洋祖宗做护身符，大概即使孔、孟幽默，也就没有人敢骂了。这用意真周到，甚有诗意，故曰尽美。何谓尽善？
　　善是“善哉”一类的感叹。此中有讽刺，如《小儿制造厂》讽刺科学文明，如《天堂捷径》、《尼姑》讽刺僧尼。有以清淡笔调谈出人生之切身问题的文章，如《中彩票》、《冬日的早起》、《画诀》把人的心灵变幻细腻的描写出来（个人最喜是此类幽默）。有《妇人直觉乃胡闹》、《睡在床上的危险》，在诙谐嬉笑之中发挥真理。有《运棺者》、《溥仪印象记》，用轻快笔调所作的游记，表示幽默笔调处处可为文章之润色，增加文章之趣味，故谓之尽善。想《论语》编者亦决不犯戒条，说自己所编的刊物不好也。第二，近日已有遗少在唱幽默亡国之高调了。我看此期发稿，乃感西洋亡国同志正是不少，莎士比亚便是其一，尼采便是其二，赫胥黎之孙便是其三，乔索便是其四，大学教授莫卢亚，便是其五，柴霍甫便是其六……其余未见本期之作家，若荷马、大仲马、巴尔萨、狄更司……固无论矣。不算犹可，一算则凡伟大文学未有不见幽默成分于其中者。若然，所谓亡国同志真遍天下矣。
　　但是实际上，俄有柴霍甫、托尔斯泰之幽默而不亡。英有莎士比亚、乔索之幽默亦不亡。法有大仲马、巴尔萨亦不亡。美有马克·吐温、亨利亦不亡。
　　然而幽默果能亡我大中华，是真所谓“吴之亡也有西施，无西施亦亡”。夫岂但西施而已，周幽之亡也有褒姒，无褒姒亦亡。商纣之亡也有妲己，无妲己亦亡。稍有眼光读史者，便能理会，不必我哓哓也。再以近事为证。东北之亡，在民国廿年九月十八日，《论语》发行在廿一年九月十六日，然则至少东北之亡不亡于《论语》也明甚。倘吾三年来未到过沈阳，则二年来长居沈阳之女子私生子皆与吾无涉。读者其韪吾言乎？
　　原载1935年1月1日《论语》第56期
　　《论语》三周年
　　在三年前此日，《论语》呱呱坠地，可是其呱呱是笑声，不是哭声，虽然他是法文所谓enfant terrble（好在人前说毫无顾忌的老实话的小孩）。
　　但是，一则因他天真，本无恶意，也与人不怀宿怨；二则他可哄人笑；三则大人长者实在终日拘束的甚是无聊，一旦有一小孩直指客人鼻上一只苍蝇，须上一粒饭粒，心里顿觉一阵凉爽，所以也就任他去了。说放肆也有时有点放肆，若不是长者宽厚为怀，早就打他一下嘴巴，以后他也就慢慢不敢放肆专学说些客套去了。可是这小孩，虽好嘻嘻哈哈终日，究非不上进的村童可比，也颇自知自好，客人须上有一粒饭粒，他必要指出，但叫他怎样无理取闹，或者口吻粗鄙，骂人王八，他也不来的。因此上下都爱他，偶有不顺，也只说他淘气，笑笑完事。
　　因此《论语》居然度过三岁了。其实也是现代与往日不同了。若在往日，小孩在人前淘气，或在学堂玩笑，都要挨鞭杖。即使学生在课室看见一只蝴蝶，喝声好看，都要遭先生白眼一下。现在可就不同了。你看学堂还给球教学生踢，若有小孩喜欢看蝴蝶，教师也趁机会，说说毛虫化蝶的道理给他听。
　　教科书还有图画给学生看。这样一来，念书可就快活的多了，不似以前子曰诗云叫人坐冷板凳。因此学生身体也强健起来，精神也活泼了。现在读书人会跑，会跳，也会游泳，也会踢球，比以前读书人的身体就大大不同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小孩生下来，本有一股天真活泼之生气，学生中你敲我一背，我拧你一下，都不是坏根性，也是无害于读书上进的。大概小孩愈聪明，愈活泼，愈淘气。倒是那些终日静坐循规蹈矩的小孩，本来元气不足，将来长大更加无用。所以聪明的教师看见某生淘气，心里早就想到自己童年也是在学堂捣鬼者之一，口头虽然不得不喝他一声，心里却甚怜爱，明白这个小孩将来非同小可。因为他书的确念的好，所以有时虽然在课室和同学捣鬼，也装做不见，由他去了。若是他真不念书，一味顽皮，那就不同。苟能知上进，闲时淘气吵架，倒不能算为坏根器，是合乎自然。你想这种教学心理，不是比以前进步吗？所以《论语》也安然淘了三年气。
　　我们眼看这小孩做三岁生日，想想倒也不容易。别的小孩有的出痧，有的惊风死了。他还是一个圆脸蛋，终日嘻嘻哈哈兜着人笑。本来三岁上下的孩子，最易患病，最多波折，有时好好的小孩，不知怎的，会无疾而终。我想《论语》所以今日无恙，还是靠他平日有说有笑，能吃能玩的充实元气吧。
　　现在他算长大了，虽然未多见世面，但是也不能让他放肆无礼，大人跟前说话，也应顾忌一点，不过也不应常吆喝他，管教太严；千万不可使他失了活泼天真，慢慢的沉闷，慢慢的虚伪，不敢再说说笑笑，将来闷成一个无名病出来，那可不是玩的。
　　原载1935年11月1日《论语》第73期
　　《论语文选》序
　　——《论语丛书》小引
　　幽默本非易事，办幽默刊物更难。《论语》佳稿源源而来，惊为吾所意料不到。然每期四万字，虽大约篇篇可读，究非篇篇值得重读。外间批评《论语》，期望殊殷，到底幽默是否成功，似乎又应撷其英华，通盘估量。《论语》创办至此一年又半矣，倘此一年半中有幽默成功之作品三四十篇，已符吾最奢之奢望。为此之故。屡思选择佳作，另印单本，看看结果如何。盖亦略含有知我者其惟《论语文选》乎，罪我者其惟《论语文选》乎之意。所选之幽默敦厚恬淡清远者为主，而讽刺之作，倘奇妙有文采者，亦列入。文之为物，本难划定鸿沟，佳思之来，顺其自然，不应强之入我板套。此盖性灵派文人所不为也。料想佳作当不止三四十篇，先选第一集，以后陆续出第二第三云云集可也。
　　廿三年三月十七日
　　原载1934年4月16日《论语》第39期
　　《有不为斋丛书》序
　　但是，你说，干么又要出丛书？这话似有来由，所以也得答个清楚，省得教人捉摸不定，弄不灵清。
　　原是朋友当中有几部我心中很喜欢的书稿，若不给发表，殊为可惜。故此早就想向书局接洽，给他印行，又见这些书稿目前都不约而同，有些相类，若分途印行，同好收买，也有种种不便，所以不如并在一起罢了。不但读者购买便利，并且体式装潢也可一律一点；每次出书，又无须重行接洽条件。
　　刻书本是好事，市上所出正合下怀的书又寥寥无几。既然有心里很喜欢的书稿可出，可巧又有书局肯拿钱印行，三言两语，一说则合，所以就大胆出了。
　　早晨在床上肚里盘算，眼前就有七八种，若仍旧用工下去，自然还有别种可出，一则可以借以鼓励自己，专心著作，二则亲朋好友，同道文人，或者有这个便利，鼓起兴趣，多多著述，或写作，或翻译，或编纂，络绎而来，也把不定。原来想起个丛书名目，叫做“性灵丛书”，以表所好。后来转想，人心不同如其面，天下事物，有好之者，恶之者必有甚焉。虽说做人须竖起脊梁，不可像蜗牛一样，逢人见面，只顾把头缩到壳里去，蛰做一团。然而在此世事纷扰的当儿，多一种名目，总是多惹一层是非，不如来一空空洞洞名目，旁人抓不到把柄，同味儿的人自会内中去寻出乐处；含沙射影口沫喷人的人，也就不甚碍目，索性当做无事过去了。我也乐得个清静。
　　可是要想清静，也自知是做梦吧？东家是个普罗，西家是个法西，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做人并不容易，先要近情，可是情字就不容易讲。人情是怎么一回事，人又是什么动物，有谁晓得？苏格拉底言“自知”，一人自知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偏不倚，能得中和，又能用点精神分析工夫，断了出来我何以有这些成见、主张、立场、偏好，一百人中怕也没有一两人说得开交。况且今日口沫喷人之徒，就不容人近情，拈个花，采个草，也都“碍道”。这样个世界，人还活得下去吗？总是见地不广，执之过激所致。孔夫子尚许点也风乎沂浴乎舞雩，让今日东家西家弟兄听见，还不把孔老夫子喷个满脸口沫吗？其实孔夫子哪里曾说过儒者终身只好风乎沂浴乎舞雩，国家的事全可不管了？也不过孔夫子知道人情，必使近情，然后得其常情之乐；得其常情之乐，然后活得下去。人既活得下去，天下乃可太平。不然再有公西华欲辅君行政，夫子又何必哂之呢？向来儒家明明有夫子昭训在前，尚且常落了“矫”字、“伪”字之弊。
　　今日之人不读圣贤书，又只懂得西洋文化之皮毛，难怪其矫情更甚，其实中西文化哪里有像现在中国人这样不近情呢？即使列国时代墨家，比较是认真主义的人，有门人问墨子行义救国哪样为要，墨子尚且不肯强人，叫能筑版墙的筑版墙，能搬砖瓦的搬砖瓦罢了。使墨子处于今日，亦当说周作人、鲁迅学水师，却不能以水师救中国，便是这个道理。墨家尚且如此，何况是以中庸为本之儒家，又何况是西洋几个名哲？大凡今日中国社会变乱，思想凌夷，难免有人目觇时艰，救国心切，出为浅薄井见之论，也不必见怪。只要大家保存一个“诚”字，保存一个公道，不要自己陷了轻薄滑头，将来总有造出近情容忍的文化之一天。若说国势阽危，哪容许你有闲情别致，认识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又非确论。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况且孔子之时，世风也不胜于今日，孔子尚且有闻人歌而乐必和之之闲情别致，你能说孔子忘周吗？
　　所以这部丛书，也就放胆出了。原来范围无定，或者曲从时势之要求，多出几本西洋名著的译本，也不一定。但是目前几种，却是显然专抒性灵之作，而且都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或翻印，或编选，不然便是关于明人小品之谈话。你何以要谈明人小品呢？这是必有的疑问，不然明天太阳不从东边上来了。在我方面，只是认文字佳作，认为性灵文字，必好而乐之。在向他人说来，也有几种道理。一则，清初以来，袁中郎倒霉，这些文学沉没下去，大家又去做正宗文章，翻印出来叫大家容易看得到，替袁中郎出出气。二则，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谓“那样底旧而又是这样底新”，原来新就是摩登。然而在外国，摩登二字，又不似现代中文用法，仅用于女子之烫头发及高跟鞋而已。摩登是指现代，最有名的英文丛书，名为《摩登丛书》，然你试一查书目，不但这样的新的作品如陀史托斯基之《穷人》有，《圣路易之桥》有，即十八、十七、十六世纪以至西历纪元前三五世纪之希腊戏剧也有，可见摩登二字全不是这样解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死后二千年，他们文章才有生命哩，才新的希奇。柏拉图《共和国》那章讲优生学，才新的教你诧异。所谓《摩登丛书》，也不过以现代人为本位，凡摩登人可读之书皆可列入。三则，文化是有源流的，不溯其源，无从知其流。古书西洋人也主张读的。现代中国人只肯读一九三四年的西洋书，不肯读柏拉图，哪里会懂得西洋文化之底蕴？又不肯读古书，又何从知中国文化之底蕴？四则，中国人说古的都是坏的，西洋人虽然自由激进，时时另求新路进展下去，却没有说这句话。如此看来，现代中国人实在过于摩登了，不然便是错解摩登。五则，文学与科学不同，西洋读医学的人不必读希腊的Hippocrates，摩登医生，我也主张大可不看《素问》、《灵枢》、《洗冤录》。但是如果是研究文学，我却主张应读读《离骚》或是无名氏《十九首》。原因是古今人都是圆胪方趾，悲欢离合之际，大同小异也。所以那样的旧仍然可以这样的新，原因是你虽摩登，有飞机可坐，有无线电可听，未必便是变成方胪圆趾动物，仍然躲不出悲欢离合之情也。袁中郎气愤当时政治，与你并无两样，你不必便看他如狗矢，一文不值也。李香君之气节识见，胜于今日须眉男子万万，你不必以明末青楼视之也。况且中国人最重读史，乃因史者鉴也，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因今推古，设身处地，你不但可了解前人，也可借此了解自己，而合于苏格拉底“自知”之义。鲁迅读史有得，始能深刻批评中国文化，若学一般留学生，单看辛克微之，鲁迅当不知中国文化为何物，又哪里去戳穿中国人之魂灵呢？况且古人看月发愁，闻鸟思家，听蝉醉喜，踏雪吟诗，月也、鸟也、蝉声也、雪景也，古今并无二样，你也未必不坠千古同情之泪，独据飞机头上，厌月憎鸟恶蝉鄙雪，而能沾沾自得也。不能沾沾自得，古书便仍可读。
　　廿三年八月五日龙溪林语堂序于牯岭
　　原载1934年10月1日《论语》第48期
　　发刊《人间世》意见书
　　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创作小说，即有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
　　故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推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小品文已成功之人，或可益加兴趣，多所写作；即未知名之人，亦可因此发见。盖文人作文，每等还债，不催不还，不邀不作。或因未得相当发表之便利，虽心头偶有佳意，亦听其埋没，何等可惜？或且因循成习，绝笔不复作，天下苍生翘首如望云霓，而终不见涓滴之赐，何以为情？且现代刊物，纯文艺性质者，多刊创作，以小品作点缀耳。若不特创一刊，提倡发表，新进作家即不复接踵而至。吾知天下有许多清新可喜文章，亦正藏在各人抽屉，供鱼蠹之侵蚀，不亦大可哀乎？内容如上所述，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牍、日记之外，尤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已也。半月一册，字数四万，逢初五、二十出版。纸张印刷编排校对，力求完善，用仿宋字排印，以待小品精雅之意。尚祈海内文士，共襄其成。
　　原载1934年4月1日《论语》第38期
　　说小品文半月刊
　　我向最恶写五六百字随感，盖自知无此本事也。因五六百字随感，须做得如浮雕，一笔不苟，或如虎步者，步步有力，方值得咀嚼玩味。然另有一法，即心头偶有佳意，信笔写下，如写文人日记一样，虽可发表，却非为发表而作，只须见真存真，自亦可读。如此无拘无碍作法，或且可勉强做做看也。吾欲说小品文半月刊，先说小品文。言其小，避大也。世有大饭店，备人盛宴，亦有小酒楼，供人随意小酌。吾辈只望与三数友人小酌，不愿赴贵人盛宴，以其少拘牵故也。然吾辈或在小酒楼上大啖大嚼，言笑自若，倾杯倒怀之乐，他人皆不识也。世有富丽园府，亦有山中小筑，虽或名为精舍，旨趣与朱门绿扉婢仆环列者固已大异。入其室，不闻忠犬唁唁之声，不见司阍势利之色，出其门，亦不看见不干净石狮子。惟如憺漪子所云：“譬如周程张朱辈拱揖列席于虙羲氏之堂，忽有曼倩子瞻，不衫不履，排闼而入，相与抵掌谐谑，门外汉或啧啧惊怪，而诸君子必相视莫逆也。”程朱载道，子瞻言志。小品文所以言志，与载道派异趣，故吾辈一闻文章“正宗”二字，则避之如牛鬼蛇神。昔韩退之传毛颖，苏子瞻赋黠鼠，大概亦吾辈中人。然天下大矣，何路不可走，各行其志，汝为汝，我为我，有何大不了？我赋苍蝇，汝作程克俊赦河南州军文可也。再说半月刊。周刊，半月刊，月刊，季刊，文字各自不同。周刊太重眼前，季刊太重万世。周刊文字，多半过旬不堪入目，季刊文字经年可诵。月刊则亦庄亦闲，然总不如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月刊譬如一师一旅，随军行役粮草马匹甚多，出发不便，半月刊稍近游击队，朝暮行止，出入轻捷许多，余意半月刊以每期四十余页为当，月刊每期八九十页亦已尽可过瘾。今人所办月刊，又犯繁重艰涩之弊，亦是染上带大眼镜穿厚棉鞋阔步高谈毛病。半月刊文约四万，正好得一夕顽闲阅看两小时。阅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犹如赴酒楼小酌者，昨晚新笋炒扁豆滋味犹在齿颊间。
　　原载1934年5月20日《人间世》第4期
　　论小品文笔调
　　文本无一定体裁，与书法同。或称人曰，某书法学赵学苏，皆是骂人的话。所谓书法之体者，皆个人之体而已，盖不熔炼前人，自成一家，即不成书法。若与前人悉同，曰摹曰拟可耳。为文亦然。惟自客观立场研究文学，比互参校，乃可辨出异同。而于异同之间，分出门类。文选所分，如赋、论、表、檄等，系就其内容言之，非赋、论、表、檄各有不同笔法也。西洋分文为叙事、描景、说理、辩论四种，亦系以内容而言，亦非叙事与描景各有不同笔法。惟另有一分法，即以笔调为主，如西人在散文中所分小品文（familiar essay）与学理文（treatise）是也。古人亦有“文”、“笔”之分，然实与此不同。大体上，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起伏分明；小品文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学理文则为题材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此中分别，在中文可谓之“言志派”与“载道派”，亦可谓之“赤也派”与“点也派”。言志文系主观的，个人的，所言系个人思感；载道文系客观的，非个人的，所述系“天经地义”。故西人称小品笔调为“个人笔调”（personal style），又称之为familiar style.后者颇不易译，余前译为“闲适笔调”，约略得之，亦可译为“闲谈体”，“娓语体”。盖此种文字，认读者为“亲热的”（familiar）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
　　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钮扣之心境”（unbuttoned moods），略乖新生活条件，然瑕疵俱存，好恶皆见，而作者与读者之间，却易融洽，冷冷清清，宽适许多，不似太守冠帽膜拜恭读上谕一般样式。且无形中，文之重心由内容而移至格调，此种文之佳者，不论所谈何物，皆自有其吸（引）人之媚态。
　　今日西洋论文，此种个人笔调已侵入社论及通常时论范围，尺牍，演讲，日记，更无论矣。除政社宣言，商人合同，及科学考据论文之外，几无不夹入个人笔调，而凡足称为“文学”之作品，亦大都用个人娓语笔调。故可谓个人笔调，即系西洋现代文学之散文笔调。若Lytton Strachey 以此笔调，起传记文学之革命，称为现代传记宗师，亦仅如此关系而已。若美国Time 周刊，以小品笔调记时事，亲切而有意味，博得社会欢迎，亦仅此关系而已。盖现代人心思灵巧，不以此种笔调不能充分表其思感，亦不能将传记中之人物个性，充量描写出来。此理甚易见得。试将袁子才之《祭妹文》与归有光之《先妣事略》文相比，便可看出两种文体传情达意之力量相去有如霄壤之别。归所叙为其先妣事略，为他人之先妣事略亦未尝不可，惟袁子才之祭妹则断断非袁妹不可。归有光那样矜持，无论文胜于情，即使情胜于文，亦客观之情而已，何能如子才放声大哭，一字一泪乎？所以说来，亦只是古典派与浪漫派之不同而已。若侯朝宗与李香君一段哀艳之情，写来只有四百八十五字之《李姬传》，全将个人伤感隐伏起来，矜持至此，真气煞人也。惟在古典派批评家看来，此正侯公子之文学功夫。可见古今观点实在不同。——在白话刊物中举例，则《现代评论》与《语丝》文体之别，亦甚显然易辨。显然《现代》派看来比《语丝》派多正人君子，关心世道，而《语丝》派多说苍蝇，然能“不说别人的话”已经难得，而其陶炼性情处反深，两派文不同，故行亦不同，明眼人自会辨别也。《语丝》之文，人多以小品文称之。实系现代小品文，与古人小摆设之茶经、酒谱之所谓“小品”，自复不同。余所谓小品文，即系指此。且现代小品文亦与古时笔记小说不同。占人或有嫉廊庙文学而退以“小”自居者，所记类皆笔谈漫录野老谈天之属，避经世文章而言也。乃因经济文章，禁忌甚多，蹈常袭故，谈不出什么大道理来，笔记文学反成为中国文学著作上之一大潮流。今之所谓小品文者，恶朝贵气与古人笔记相同，而小品文之范围，却已放大许多，用途体裁，亦已随之而变，非复拾前人笔记形式，便可自足。盖诚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此种小品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是之谓现代散文之技巧。故余意在现代文中发扬此种文体，使其侵入通常议论文及报端社论之类，乃笔调上之一种解放，与白话文言之争为文字上之一种解放，同有意义也。余意若郑元勋《文娱》，刘士鏻《古今文致》，陈继儒《古文品外录》（注）等明人所选“外道”文章，内中亦大有佳品，差足见出“小品文”之用途及范围非可以笔记偶谈漫钞丛录等尽之也。
　　《人间世》以专登小品为宗旨，所以关于小品之解释，必影响于来稿之性质，而来稿之性质，又必限制本刊之个性。在此本刊个性尚在形成期间，似应把小品范围认清。余意此地所谓小品，仅系一种笔调而已。理想中之《人间世》，似乎是一种刊物，专提倡此种娓语式笔调，听人使用此种笔调，去谈论人间世之一切，或抒发见解，切磋学问，或记述思感，描绘人情，无所不可，且必能解放小品笔调之范围，使谈情说理，皆足以当之，方有意义，本刊之意义只此而已，即同于《论语》中所云，“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至谈话内容与题材只看各位旨趣之高下耳”。宇宙之大，万象之繁，岂乏谈话材料。或谈古书，相与勉励，而合于“相与观所尚，时还读我书”之意。或谈现代人生，在东西文化接触，中国思想剧变之时，对于种种人生心灵上问题，加以研究，即是牛毛细一样题目，亦必穷其究竟，不使放过。非小品文刊物所弃而不谈者，我必谈之，或正经文章之廓大虚空题目，我反不谈。场面似不如大品文章好看，而其入人处反深。须知牛毛细问题辨得清，则方寸灵明未断，国家大事亦容易辨得是非来。读书养性，正在此等功夫，世人不察也。其与非小品文刊物，所不同者，在取较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无拘无碍而已。若非有感而作，陈言烂调，概弃不录。至于笔调，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惟看各篇能谈出味道来，便是佳作。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贵。但倘有酸辣辣如里老骂座者，亦在不弃之列。因论小品文笔调，想及本刊，附书数语于此。
　　作者注：按《媚幽阁文娱》，崇祯刻本，较不易得，余所得仅初集（参阅本刊〔即《人间世》〕第二期沈启无《闲步庵随笔》）。《古今文致》余所见有崇祯刻《兰雪斋增订文致》本，及天启刻“王永启评选新镌”本，系刘士鏻原选，王永启增删。计刘增订本与王本比较，删王本一○二篇，增五十七篇。王本有光绪间文玉山房翻刻，颇易得。《古文品外录》，陈继儒选评，董其昌、蔡祖芬同校，共二十四卷，皆古人所不理之“外道”文章也。
　　原载1934年6月20日《人间世》第6期
　　《人间世·辜鸿铭特辑》弁言
　　《辜鸿铭特辑》之出，并未提倡什么宗旨，只是一天晚上，肚里盘算，关于辜鸿铭材料有七八篇之多，觉得此人值得研究认识。你说，阿猫阿狗也值得研究么？我说，辜鸿铭并不是阿猫阿狗，而且如果阿猫阿狗肯用头脑，有独特的见解主张，亦是值得认识研究。你又说，他妈的反动尊君尊孔，也值得研究吗？我说，反动也值得研究，而且依本年行价，尊君是反动，尊孔却非反动，老率也不过反动一半而已。你又说，他的思想有毒。我说，有毒也得研究。今日随波逐流之人太多，这班人才不值得研究。倒是难得一闻彻头彻底开倒车的人的见解，来让我们分析体会，到底有毒无毒，毒在哪里，并且看看其思想系统是否一贯。譬如尊孔是无毒，尊君是有毒，这有毒与无毒之两方面是否有必要的关连，如非有这样坦白无伪的思想家给我们分剖，就不易明白。况且一绝顶聪明人，用了终身思维工夫，评判东西文化，著成《春秋大义》（原文为《中国民族之精神》），替我们揭要发凡，点出要着，我个人是想看看他如何说法的。你又说，如果有毒如何？我说，不同你讲了！
　　你这人大概很容易中毒。你也很容易丧志，蚊子一叮，便会发循还疟，秋风一吹，便会患肺膜炎。你是卫生家，我不同你讲了。
　　老实说，《人间世》并非为此等读者办的。
　　本期因加此特辑，原有读者随笔，杂俎，诗，译丛，书评等为篇幅所限，只得从略，读者谅之。
　　原载1934年9月20日《人间世》第12期
　　关于《人间世》
　　凡创作的理想，必经过相当的试验、误会、坚持，然后成功。本刊出版以来，经各方投稿者的赞助，始有今日，近来外稿越来越多而越好，更能接近原来的理想。但是在本人仍认为心中想要实现的理想杂志尚未实现，其能实现与否须靠撰稿人帮忙，所以把这一点意思写下。
　　本刊宗旨在提倡小品文笔调，即娓语式笔调，亦曰个人笔调，闲适笔调，即西洋之Familiar Style，而范围却非如古文之所谓小品。要点在扩充此娓语笔调之用途，使谈情说理叙事纪实皆足以当之。其目标乃是使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八个大字。
　　要达到这八个大字的目标，非走上西洋杂志之路不可。西洋杂志好的就是叫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中国的杂志文字，轻者过轻，重者过重，内容有益便无味，有味便无益。如某杂志一翻开目录，就是××之鸟瞰，××之展望，××之检讨，××之动向，老实说，谁曾去读这些文章，故曰有益而无味。如小品之风也月也雪也金鱼也，味倒有矣，而益则无，虽可读，却非不可不读，读了也毫无所得，故曰有味而无益。然在西洋杂志却常见既有味又有益的作品，增加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灵机，非但可读，并且不可不读。我尝给他分析一下，得以下结果：（一）意见比中国自由。因用了个人笔调，篇篇是有独见，得自经验，出自胸襟的话，或牧师叙述为何不叫他的儿子做牧师，教科书书局编辑揭教科书之黑幕，某人赞成纳妾，某人反对蜜月旅行，大家自由的、大胆的发挥下去，这是有价值的文学，也即是诚实的文学。中国所以如此大家依样画葫芦，因为中国人善骂，怕骂便不能说出心中的话，而结果流为白茅千里世界。
　　口未开已先知其卫道，笔未下已可断其投机。故必有人敢挨骂。吊诡谲奇，才能打破这个伪道学的局面。《论语》曾经有过两篇大胆的文章，一是洋人写的《开房间》，一是女子写的《一月一次的刑罚》，便是此种大胆的文字，也是诚实的文字。
　　（二）文字比中国通俗。西洋杂志撰文者，并不把文字看成宝贝，就是用笔说话而已。而且因为西洋杂志是要给家家户户妇人小子看的，他们已经演成极通俗的杂志文体。叫人人看得下去。
　　（三）作者比中国普遍。中国文字成为一种阶级的专利，报上投稿者，都是靠笔吃饭的人。这些人三成是书呆子，七成是未曾好好读书的。我自己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这般人谈天说地有什么价值？叫我写一篇番薯种法我是写不来的。因为你也是文人，我也是文人，说来说去还是我们的玩意儿，看谁书袋掉的厉害，笔锋炼的尖利，谁便是高手。但是这种文字有什么价值？
　　西洋人没有这样尊重文学，所以杂志投搞的人，也各种各式的人都有。有卖汽车的教人卖旧汽车的秘诀，有救火队长叙述救火的内行话，我读了也有味也有益。中国教科书的黑幕，有书局老板敢写出来吗？中国银行界怎样靠公债维持，写来岂非有味而又有益的文章，但是银行经理，他肯执笔吗？交易所伙计他敢执笔吗？上海爱多亚路宝成里之夜生活，小瘪三鸦片鬼不乏能文之人，他们肯特写出来吗？中国纳妾者、离婚者多多少少，他们肯赤条条把他们的实情实理讲出来吗？再浅一点，男女同学是好是坏，此中不乏问题，为何没人肯来反对或辩护，或叙述他或她的经验？更浅一点，结婚男女第一年经验如何，谁肯老实写来？再高一点，考试院成立以来所干何事，有人能系统的记载及说明其苦衷吗？这些都可代表西洋杂志的文章题目。可见中国杂志是死的，西洋杂志是活的。西洋杂志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读了必然增加知识，增加生趣。中国杂志是文人在亭子间制造出来的玩意，是读书人互相慰藉无聊的消遣品而已。
　　本刊为要打开此一条路，先将两种想法开始做去。
　　（一）提倡“特写”。特写是西洋杂志所谓Features.特写之特征是材料须直接由现实社会去调查搜寻，然后组织成篇，或加以批评意见。西洋记者都受过这种训练，要钻入社会中去访察材料，不容你随便拿起笔来，抄抄书乱放屁。从前美国记者AgnesSmedley 住上海，这位美国姑娘才厉害哩！她不会说中国话，但是不到几个月，已写成上海工厂生活之大文，竟有许多我们都还不知道的事实。她就是跑，她不轻视外勤工作，所以她的材料是活的。
　　文笔好见解好的人，写出来自然好，因为他能抓到重要问题，而不失于琐碎，又能运用轻松笔调，写来叫人喜欢。譬如西洋ArthurRansome，WalterDuranty便是此类有学问有思想的上乘记者，他们的文章声价非常之高。本刊登过的《王德林》、《牙行》、《马来人》及《斗行》诸篇便属于特写性质。随举一二题目，如《古北口之战》、《我入关的经验》、《今日之青岛》、《易培基之行踪》、《一年来之江民声》便是，只要大家有好脚腿，肯跑，便有文章可做。
　　（二）辟“西洋杂志文”一栏。从下期起，取消“译丛”，而添此栏，每期四五千字。宗旨：A、叫许多不懂洋文的人也可看到西洋杂志文；B、叫人看西洋杂志文之体裁笔调及材料是怎样个样式。我们不管文学不文学，此栏并不要介绍西洋文学，只是叫人见识见识西洋杂志是怎样有益而且有味与社会人生有关之文字。要想投稿的也可以来。
　　话虽这样说，非破除文人阶级，等到中国的银行经理、救火队长、教育行政官、书店老板、流氓瘪三、狱卒监犯都肯撰稿，我这理想终久不会实现。
　　今日杂志文一大毛病就是：文人笔力太好而脚腿太坏。
　　原载1934年10月20日《人间世》第14 期，原题《关于本刊》
　　且说《宇宙风》
　　“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此一代名臣曾国藩家书语也。夫以掌天下之权衡之中兴名将，不谈国事，不讲仁义，乃拳拳不忘于诸女做大鞋，弟辈养猪种竹，腐儒必讥其迂，今人必斥其不革命，但天地之大，何所不容？
　　人情事理，何止一端？孔子见朝燕居，本来不是一副面孔。忠臣思君固可，慈父教女做鞋亦无不可。今人抒论立言文章报国者滔滔皆是，独于眼前人生做鞋养猪诸事皆不敢谈，或不屑谈，或有谈之者，必詈之为不革命，为避开现实，结果文调愈高，而文学离人生愈远，理论愈润，眼前做人道理愈不懂。
　　这是今日不新不旧不东不西不近人情的虚伪社会所发生的虚伪文学现象，而《宇宙风》之所以刊行于世。
　　文学不必革命，亦不必不革命，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孔子亵裘长，短右袂，与仁无与；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与义无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与礼无与；不得其酱不食，不撤姜食，与智无与。四者无与，而仍不失为孔子。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熏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指皆非，右袂不敢谈，寝衣亦不敢谈，姜酱更不敢谈，若有谈食精脍细者，必指为小市民意里奥罗基（bourgeois ide-ology——编者）而怒骂之。做人如此，只好退入蜗牛壳。这只是思想未成熟青年一斑之见，欲以一主义独霸天下，以一名词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殊不知人生不如此简单，可尽落你名词壳中。文学亦有不必做政治的丫环之时。故此文学观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不近人情的文学观”。其文不近情，其人亦近情。人已不近人情，何以救国？
　　实则古人何尝如此，西洋人亦何尝如此？古人要人人安居乐业，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而后天下太平。西洋人要人人尽情工作，尽情作乐，皆所以得人情之正。现代人生观是诚实的，怀疑的，自由的，宽容的，自然主义的。
　　现代中国人的人生观，承理学道统之遗毒，仍是虚伪的，武断的，残酷的，道学的，坐禅式的，真有朱子“一闻钟声便觉此心把握不住”之慨。然不有现代人生观，何以为现代人？况且宋朝理学将心把握得住之时，遂发现有缠足之风大盛及提倡贞女烈妇，禁止寡妇再嫁等不近人情的人生观。愈道学，去孔子之近情哲学愈远。
　　即以通行文体而论，也是不近人情。故也是非现代的。时行白话作势装腔甚于文言。“他是触到了难比的深度同阔度”是何鬼话？”而今日即被他们利用来掩盖同活生生的现实的雄姿的工具了”是何屁话？一人行文，不肯平淡，不肯通俗，徒以搬弄辞藻为能事，以炫其实，与做艰深古文者何别？
　　故今日杂志虽多，而近情可读之文章极少。所谈既皆乏味，文体尤为艰涩。
　　西洋杂志文已演出畅谈人生之通俗文体，中国若要知识普及，也非走此条路不可。杂志之意义，在能使专门知识用通俗体裁灌入普通读者，使专门知识与人生相衔接，而后人生愈丰富。
　　《宇宙风》之刊行，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议论则主通俗清新，记述则取夹叙夹议，希望办成一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正是以庆幽默之成功，无论何种写作，皆可有幽默成分夹入其中，如此使幽默更普遍化。所以不专谈救国，也不是我们不愿救国，只是不愿纸上谈兵。若有人相信此时之国尚系纸上空谈之所能救，不妨投稿他处谈谈，我们也很愿意看。此外也别无成见。惟有矫情君子理学余孽，必诛无赦。我们誓以此刊与新旧道学作战，若有新旧八股先生戴方巾阔步高谈而来，必先以冷猪肉招而诱之，而后痛打之。
　　原载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1 期，原题《且说本刊》
　　与又文先生论《逸经》
　　又文兄：
　　你办《逸经》我甚赞成。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单看目前《人间世》第四十二期出版一个月我应得的几本尚未送到，而北四川路至愚园路并不很远，——这就可以令人明白我何以主张办报非自己办不可。
　　《逸经》与《人间世》性质不同，而却有相同之点。中国人素来皆自认为前进，他人皆落后，自己是爱国，他人皆消闲，因此凡做一事，必有许多人起来任义务检查员，给你指出迷途，归入正路。大概态度以为这个国唯有他才可以救。政治家文学家皆是如此，何其不自量也！所以言幽默，便有人说这是《笑林广记》；言小品文，便有人说这是恢复古式的笔记；言“闲适”
　　笔调，便有人说这是“消闲”；言明末文人反对摹仿文学，便有人说这是叫人摹仿明人。这一类高明的批评家，理论只能如此，你哪里去同他辩？现在你出来办《逸经》，高明的义务检查员看来自然又有话可说了，而可以批评《人间世》者批评《逸经》。“逸”字与“闲”字相近，而“闲”字与“消闲”相近，而“消闲”、“有闲阶级”又与“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相近，其弊类《文通》作者不应姓马，此其一。《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便是笔记，而《逸经》载野史轶闻亦便是恢复笔记，此其二。所以我想在这小品文与笔记用法上面说说几句话。
　　高明的批评家，似乎不曾查到笔记体裁可以别开生面，小品文范围用途也可以发展扩充，犹如高明的批评家梦想不到幽默也可于茶余酒后之外别有启迪灵知润饰文章助长思想之用途，《人间世》提倡小品文笔调，以谈话腔调入文，而能为此笔调者尚少。愚见以为西文所谓谈话（娓语）笔调可以发展而未发展之前途甚为远大，并且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中国文体必比今日通行文较近谈话意味，以此笔调可以写传记，述轶事，撰社论，作自传，此则专在当代散文家有此眼光者之势力。此种笔调甚平易而实亦甚难，非“健谈”者写来便薄弱，无气力，而“健谈”岂易事哉？芥兰菜炒牛肉片人人会炒，而炒得老嫩相宜耐人咀嚼，岂是易事？
　　兹本此义，姑以愚见以为可发展之几点说说。
　　（1）斯脱奇Lytton Strachey 以小品闲散笔调作传记，在传记学中别开生面，似小说，似史实，于叙事之中加以幻想，于议论之中杂以轶闻，此有可采者一。中国人做传记太幼稚了；史论太道学，传记太枯燥，少能学太史公运用灵活之笔，百忙中带入轻笔，严重中出以空灵，所以中国传记技巧上极其幼稚。你想道学先生替人家做墓志铭，哪里懂得什么空灵细腻？今日读不到一本好的《袁子才传》、《金圣叹传》、《苏东坡传》、《曾国藩袁世凯传》，——即是有也都是考证家戴玳瑁眼镜的玩意，哪里会有一点文学意味？今日可作的传记很多，若李鸿章，若曾国藩，若张宗昌，若徐树铮，何一不可运用生花之笔做一本极好传记？
　　（2）轶事等于西洋anecdotes，扩充起来便是episodes 而成为成段的描写。中国人记笔记的伎俩，我最反对，一事仅仅一段十几行二三百字便完，这都是文言之束缚所致。我的意思是：除了不分类，不整理，无议论，无描写的零乱随笔以外，也应用白话写出较可读较生动的成段文字。一段轶事至少可以写成一二千字在篇文章。我看此刻新闻记载，还不是“陈仓暗渡”、“珠胎暗结”的老套，哪有什么生动的描写？中国这种散文非弄得他灵活一点不可。大家少写史论，与其于千百年后评古人某者“自知不明”，某者“自信不笃”，替古人做训育主任，还不如用心理学的知识与文学的技巧把他写成一段体贴入微的心理素描。以体会代武断，以心理代道学，譬如骂秦桧骂严嵩者多矣，但是谁曾写出秦桧的心理来？古人鄙夷小说为稗官小道，今人既然承认小说是文学，何妨运用小说解剖心理之技术入于笔记？
　　（3）时评及时事记载今日都不见得有人用闲谈笔调写出。我不是说记载必不可严谨板重，然而于严谨板重之外，不妨别开生面，化板重为轻松，变严谨为幽默。最好的例，便是纽约的《泰晤周刊》（Time Magazine，非《泰晤士日报》）。此刊数年前为大学毕业青年所创办，即以纯粹口语及闲谈笔调叙述国家大事及时闻。一用此笔调便有许多材料严重记载所以不能用者可以列入。同时持负责态度，求不失实，不似一般小报。《泰晤周报》风行一时，销路六十万，便是因为他的记载特别灵活，人家读得下去。细想今日一切文字所以如此板重枯燥，都因有鬼吓煞人也。写作方面，有学究鬼，有考证鬼；批评方面，有刻薄鬼，有道学鬼。左派言古代幽灵复活，我言古代幽灵向来就不曾死去也。吾甚愿见文笔轻巧而内容负责不失实的时事记载各地通信，《逸经》可勉于斯否？
　　原载1936年3月5日《逸经》第1期
　　中国杂志的缺点
　　——《西风》发刊词
　　《西风》与世人相见在《宇宙风》之后，而发端在《宇宙风》之前。我每读西洋杂志文章，而感其取材之丰富，文体之活泼，与范围之广大，皆足为吾国杂志模范。又回读我国杂志，而叹其取材之单调，文体之刻板，及范围之拘束，因愤而有起办《西风》之志。所愤者何？一、愤吾国文人与书本太接近，与人生太疏远，几乎书本之外，不知有所谓学问。敷陈事理多，而观察现实少，发挥空谈多，而叙述经验少，时或标榜主义，以为争名角胜之场，虽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于社会人生无与也。至于宇宙一大学堂，社会一大典籍，全然不看。尝闻有经济学博士，学成归国，或询以西洋经济现状，曰，吾念书太忙，未暇研究；又询以中国经济问题，曰，吾初回国，尚未留心。文人如此，杂志何能脱离抄书窠臼？故中国杂志长于理论而拙于写实，其弊在于空浮，而杂志反映人生这功遂失。二、愤文人之架子十足，学者之气味冲天，摛翰濡墨之际，摇头挠腮，吟哦自得。加以文字传统之束缚，道学传统之压迫，使行文者全失自然之神趣。好高骛远，不着边际，少有由衷之言，必得之见。据笔直书者，文字既然呆直，思想更加因袭，少有突破重围，发为独特清新之论者。故中国杂志格调高而神趣失，其弊在于板重。三、愤文字成为读书阶级之专技，非文人决不投稿杂志，事业家不为也。于是撰述乃成书办吏役之专长。西洋书报撰著者银行家有之，陆军大将有之，探险家有之，狱吏狱犯亦有之。藉是西洋杂志范围亦随之而广大。在中国既以一切撰述委之文人，而撰述亦遂成一艺无成之文人之逃荒地。无怪乎社会初则以撰述委之文人，继则以此而鄙视文人之撰述。吾编《人间世》时，提倡“特写”，提倡“西洋杂志文”，即本此意。然非另办杂志，专译西洋杂志文字，不足以见中西杂志文字与内容相差之巨，而为将来中国杂志辟一蹊径。其未办《西风》者，非虑西洋杂志缺乏精彩文字供吾翻译，特以精力有限，筹备未熟耳。兹得黄嘉德、黄嘉音昆仲，赞成斯旨，乃从旁怂恿出而主编，此今日《西风》之所以出世也。西风东渐，不自今日始，翻译西洋报章，林则徐、魏默深早已提倡在先。特今日所见翻译西报文字，又皆犯格调太高之病，不曰介绍西洋文学名著，便讲西洋政治经济，而对于西洋人生社会家庭风俗，不屑谈亦不能谈也。长此下去，文学何能通俗，杂志何能普及，终成文人之玩意，你读我的我读你的而已。吾辈同人，向不知西洋文学为何物，独于西洋人生之甘苦，风俗之变迁，家庭之生活，社会之黑幕，谈之不厌，且谓从此可更亲切认识西洋文化之真面目。较之高谈阔论“巴尔干形势之鸟瞰”而不识巴尔干地图之流，其志趣之高下为何如也。
　　原载1936年9月1日《宇宙风》第24期
　　所望于《申报》
　　《申报》在中国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有上十万的销路，在中国可谓资格最老势力最厚的大报。在一国的大报中，我们就可看见国内时下文化之程度及读者之精神上需要，因报纸之内容总是应时代之转变及读者之好恶而时时演化的。美国之有《纽约泰晤士报》及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不但是美国报界之光荣，也是美国一般社会之光荣。在这新中国建设时期，我们不希望大家阔论高谈，只希望大家将手头的事做好，社会上各种事业有改进的现象。谁能替上海办一进步的中学，其功在千篇的救国策之上。因为中国将来要进步是要这样进步的，不在政治上，而在普通社会上努力。在这样观点上，《申报》是使我们失望的，因为我们对它的期望愈大，所以对它的督责愈严。也是因为他报所办不到的。以它雄厚的资本可以办到。兹随举数端为例。《申报》编法对于广告地位似乎无一不可退让，而对于新闻地位，则悉可通融。去年看见第一张第三版让出一页紧要新闻地位，除两旁几行的地位外，是绝对不让广告侵犯的。乃因此地位为登广告者所争夺，近渐见其阵势动摇，壁垒不完了。且查各版排法，亦纯以广告为本位，以新闻为补白。
　　本来在编辑上有系统，以广告与新闻地位截然划开，或居上，或居下，只要不自乱其例，对广告家是有法对付的，而广告收入也不会受影响。其次，小品副刊二三种，自相重复，虽然各有不同，而在一报编制止，似太说不过去，使人疑心《申报》有缺乏材料、以小品文字作广告陪嫁丫头之嫌。第三，以“自由谈”而论，今天见第四张，明天见于第五张，或前或后，或上或下，且第五张自身之叠法，就没一定。这未免太不为读者着想了。第四，特约通信太不注意，即使偶而有之，也不精彩，特约通信应由有名记者拿定题目，出发各地，搜访材料，然后写成篇章，可有议论，有记述，有严肃，有幽默，只要作者文字优美，读来有味有益，可以引人入胜。在小规模的日报，我们不便责备，而以资本雄厚之《申报》，不在这方着想，未免有对不住国民、对不住读者的地方。第五，国外大报皆有书评，良以出版最形活跃，日报读者必赖报纸之介绍指导，所以国外大报都载极有价值的书评，而《申报》阙如。最近辟“出版界”一栏，只是一个开端，应该扩充，以符《申报》读者之望。第六，“读者论坛”在国外或本国报上，占极重要地位，是给本市市民发表意见的，其范围多注重本市市政之改良，或临时发生问题，以供大家公开讨论。这是关于市民生活重要的一项（《字林西报》“读者论坛”就是发表这种通信）。这栏做的好，可以使本市生活时时改良，有时也可以得到十分活泼的争辩。这一栏是文明社会文明国民应有的“言路”，在此栏中也可看出一般市民的知识程度。本篇文字正是日报上应有的读者通讯栏的性质，因为本篇是以上海一居民的资格说话的。德谟克拉西不德谟克拉西，就是看我们中国市民能不能对于公共事业，加以督察？
　　原载1935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3期
　　《申报》的医学副刊
　　《申报》的医学副刊本来是为滩浪医生之利益而设的，而非为《申报》读者之利益而设的，这是日月经天毋庸讳言的事实。其所灌输与读者的“健康常识”，最注重白浊、白带、遗精、早泄、淋病，及其他与便药销路有关的疾病，这也是明眼读者早已鉴别的，我也不来累赘。只因一来还看得起《申报》，看它这六十多年资格的报界先进似应负起报界先驱的责任，不可自甘堕落；二来，我因要看出版广告，不得不订阅《申报》，天天看到这种副刊，替《申报》难受；三则近来越闹越不成话，一家报馆出了四种同类副刊，这在一个报的编例，太讲不过去了。所以我还要说几句话。计我收藏起来的，有五月三日之《青春生活》，次日星期一之《健康之路》，又次两日星期三之《现代医药专刊》，不想今天五月十二又发现素来不甚注意的《申报医药专刊》。论其内容，惟有后者稍微成样，其余都是变相的广告而已。西洋医师道德，各人自重，不肯滥登广告，中国这种“职业道德”尚未形成，也不必苛求。这且不去管他。将来有碍职业道德之事，还得待像西洋已有的一种医师协会自己出来取缔。这样的医道之尊严，自会逐渐提高。一方面，极希望中国医学会出来担任这医学卫生常识的副刊，真正灌输康健卫生常识及无所为的宣传，一面排斥欺人的便药，一面纠正庸医恃以恐吓青年之瞎说，而灭除这种瞎说所引起心理上的遗害。比如青年最需要性病及性卫生之常识，但不科学的宣传之害比****还大；犯****者因受广告之张大其辞的恫吓所发生心理上的恐慌比****为害尤烈，这是现代医学所公认的。卖便药者必先张大其辞说性病之害，然后便药卖得出去，与和尚必先极力形容十八层地狱之可怕，然后有人烧香，原是一样道理。《申报》这种便药广告，是利益读者，还是遗害读者，主持报务者不乏老成持重之有心人，请详思之。
　　原载1936年6月1日《宇宙风》第18期

How to Be Happy Through Poor

Li Liweng

 林语堂 译

The art of being happy through poor consists in one phrase, to think “it could be worse.” I am poor and humble but there are people poorer and more humble than myself. I have a big family to support, but there are people living alone and without children, and widows and orphans. I have to work hard on a farm, but there are people without a farm, or who would rather work hard on their farm like me but cannot because they are sitting in jail. It is a way of thinking, or of looking at it. The same situation may look like hell to one and like paradise to another. On the other hand, always to want to compare oneself with one’s betters will breed a state of mind conducive only to one’s own misery.

I remember the story of a high official who was traveling abroad. It was summer and his bed was full of mosquitoes inside the net. He thought of his own spacious hall at home, where the summer mat was cooling to the body and many maids would attend to his comforts. The more he thought, the more miserable he felt. He was not able to sleep a wink. Then he saw a man walking about in the court of the inn, seemingly quite happy with himself. He was puzzled and inquired how he seemed to be so happy with the mosquitoes around and was not bothered at all. The man replied, “I once had an enemy and was put in jail. It was summer and the jail was full of vermin. But my hands and feet were tied to prevent me from escape. It was terrible to be bitten by insects and mosquitoes and no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There are mosquitoes now. But I move about and they can’t touch me. In fact, it makes me happy to feel just the freedom of the limbs alone.” The man saw one side of it and the other man saw the other side. The rich man felt quite lost when he heard the story.

李渔·《贫贱行乐之法》

穷人行乐之方，无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如或向前一算，以胜己者相衡，则片刻难安，种种桎梏幽囚之境出矣。一显者旅宿邮亭，时方溽暑，帐内多蚊，驱之不出，因忆家居时堂宽似宇，簟冷如冰，又有群姬握扇而挥，不复知其为夏，何遽困厄至此！因怀至乐，愈觉心烦，遂致终夕不寐。一亭长露宿阶下，为众蚊所啮，几至露筋，不得已而奔走庭中，俾四体动而弗停，则啮人者无由厕足；乃形则往来仆仆，口则赞叹嚣嚣，一似苦中有乐者。显者不解，呼而讯之，谓：“汝之受困，什伯于我，我以为苦，而汝以为乐，其故维何？”亭长曰：“偶忆某年，为仇家所陷，身系狱中。维时亦当暑月，狱卒防予私逸，每夜拘挛手足，使不得动摇，时蚊蚋之繁，倍于今夕，听其自啮，欲稍稍规避而不能，以视今夕之奔走不息，四体得以自如者，奚啻仙凡人鬼之别乎！以昔较今，是以但见其乐，不知其苦。”显者听之，不觉爽然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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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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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中国》大会特稿:"翻译事业在中国"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7-30　淮南书吧

点击：淮南书吧书目     编者按：2005年8月3日，在芬兰第三大城市坦佩雷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翻译家联盟（简称“国际译联”）正式成员大会上，国际译联会员一致通过中国获得2008年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中国上海将作为这届大会的举办城市；同时，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和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副会长邱举良再次当选第十七届国际译联理事。 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定于2008年8月4日至7日召开,会议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在中国”。国际译联选择中国作为主办方，表明中国不仅在国际译联的历史上，也在全球翻译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说明国际社会有强烈愿望了解中国。 世界翻译大会自1954年在巴黎第一次召开以来，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七届，从历次大会的主题来看，“沟通”是其核心。沟通与交往是人类存在的常态，只有在互通有无中各民族和国家之间才能达到相互了解和共同进步。由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习俗所带来的误解成为沟通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在化解矛盾、消除误解、加强沟通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即将在上海召开之际，为使读者了解翻译事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本刊特推出这组专文。也算是献给世界翻译大会一个小小的礼物吧！ 翻译事业在中国 文/侯若虹 由国际翻译家联盟和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将于今年8月在中国上海召开。 400年前，中国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上海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这对于此次以“翻译与多元文化”（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为主题的翻译界盛会，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 中国著名学者、翻译家季羡林先生曾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运动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新中国翻译时期。 佛经翻译——来自印度的水 佛经翻译时期自东汉起，历时一千四百多年，史称“千年译经运动”。佛经翻译者，主要是从印度来中国的僧侣和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 波斯人安世高是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代表。他在20余年中（公元148—172年）共翻译佛经35部，41卷。 鸠摩罗什（天竺人，今印度）通过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学的繁荣，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鸠摩罗什开创了意译的先河，译文妙趣盎然，为中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 唐朝的玄奘从印度取回佛经600多部，和弟子共译出75部，1335卷经论，这个数字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玄奘还将中国哲学思想家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是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这一时期译出的经书多达两万卷以上。佛经翻译和普及传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及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诸多文化领域和从帝王到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窥见一斑。今存的古寺名刹大多是建于这一时期，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少林寺、寒山寺等。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余座。 科技、西学翻译——来自西方的水 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西方科学著作。在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合译的《几何原本》中，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等的译法在中国沿用至今。中国有经纬度的精确概念则开始于他们合译的数学著作《测量法义》。 在这一时期，耶稣会传教士还把中国的《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经籍及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到清末民初，反映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科技、法律、外交和政治制度的著作成为当时翻译的主要方向。据记载，从1860年到1919年间，中国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达468种。 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是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翻译家。在其20年的翻译生涯中，共翻译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专著11部，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达、雅这三条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晚清时期，创作和翻译小说之风盛行。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也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罕见的不懂外文，而译著颇丰、影响深远的西方文学翻译家。他靠精通外语的合作者口述，一生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达185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家，堪称翻译领域的奇人。 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译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都同国外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与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近代翻译史中的东西方文学翻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开端。这一时期，中国对西方文化和文学高度重视，大批知名的翻译家广纳博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雨果、屠格涅夫、安徒生、莫泊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大规模的译介和出版。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其译作约占其本人作品全集的一半以上，其中著名的有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理的《死魂灵》等。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海涅诗选》，以及收有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小林多喜二等15位作家的《日本短篇小说集》。梁实秋、周作人、傅雷、巴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让中国人初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则是翻译家陈望道从日文版翻译成中文的。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新文化的发展进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更多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东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论著大量翻译出版。 日本著名作家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井上靖、江口涣、野间宏、川端康成、岛崎藤村、二叶亭四迷、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紫式部等的作品的译本大量涌现。 法国文学名著中，有些是重新校对再版的解放前的译本，但大部分是新译本。古典文学方面如拉伯雷的《巨人传》、莫里哀的《伪君子》、伏尔泰的《老实人》、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作家的重要作品。法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集中在艾吕雅、拉斐德、阿拉贡等十多位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戏剧。 这一时期翻译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品，除197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还有萨克雷的《名利场》、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艾凡赫》等。为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乔叟等众多英国文学家。布莱克、雪莱、拜伦的诗作也极受欢迎。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德国作家的主要作品，在新中国建立后也大都译介到中国来了。如布莱德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拉封丹寓言》，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凯勒的《绿衣亨利》，亨利希的《臣仆》等。 这一时期，南欧、北欧和东欧古典文学名著，如《安徒生童话》，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荷马的《伊利亚特》，奥维德的《变形记》、《伊索寓言》，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等都有了新译本和重译本。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50年代即有了译本。 早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就翻译了不少美国文学作品。许多美国作家如华盛顿·欧文、霍桑、爱伦·坡、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塞、杰克·伦敦、海明威等都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 20世纪50年代，马克·吐温的9部小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70年代后，更多美国文学流派及作家成为中国翻译工作者的译介对象。如玛格丽特·米切尔、詹·库柏、欧·亨利等。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学中的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名著首先被大量翻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现当代通俗作品也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尼罗河上的惨案》、《珍妮的肖像》、《飘》、《假如明天来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本文学的翻译在这一时期也十分繁荣，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村上春树等人的作品都被翻译到中国来。有学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文学和美国文学一样，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界最重要的译介对象之一。 这一时期另一个热点是翻译拉美文学作品。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文学产生了一系列享誉国际文坛的文学流派：社会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等。这些作品反映拉美的社会现实，并以新颖、奇特的创作手法见长。中国对拉美文学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其中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多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东西方文学的翻译，让中国读者逐渐认识到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特点和可取之处，纠正了偏激的认识，改变了对西方现代派作品采取全面否定的简单化做法。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等作品被译介过来，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打开了解与学习世界的窗口 中国翻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有终身从事翻译事业的职业翻译家，更多的是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从事各种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研究领域，共同关注民族的强盛和世界的进步、发展。他们把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种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打开了中国人了解、学习世界的窗口，对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与世界的沟通起了巨大作用。 在中国翻译界被公认为法国文学尤其是巴尔扎克作品权威翻译家的傅雷，用毕生的精力，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一生翻译的文学名著有34部，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有15部。 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和贝多芬研究的权威，他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犹如一部交响乐，字里行间充满对音乐、艺术的感知和理解，并穿插着对音乐家及音乐作品的评价。傅雷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以及对西方音乐和翻译艺术的精深见解，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两部作品的翻译。这两部作品翻译和完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傅雷希望用这些作品鼓舞中国人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 在五四运动后，田汉第一次用白话文翻译了《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戏剧从此出现在中国。之后梁实秋、曹禺、曹未风、朱生豪的几种译本相继问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生豪（1912—1944），在其短促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忍受着战争和病痛的困苦，共翻译了31部莎士比亚剧作。至80年代末，他的译作共印行约140万册。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诗人卞之琳用诗体陆续翻译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1958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根据卞之琳的译本整理、配音译制出四十年代后期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大受欢迎。1978年，这部影片再度公映时，观众达亿万人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译者：朱生豪、杨周翰、梁宗岱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40多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塞万提斯全集》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全集和选集，相继出版。 近年来，中国翻译家对外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跟踪研究更加系统，《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选》、《当代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作品的面世，使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了当代世界文学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是近年来中国汉译学术名著的突出成就。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印行，至今已达400种，涉及的科目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领域。 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出版人文社科类翻译作品2.85万种；1996年至2006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达到了12.75万种。内容除语言教学、文学作品、哲学社科类外，学术、财经、科技、电子和文化生活作品也被大量翻译出版。 通过翻译打开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让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拉近了距离。在全球化已成现实的今天，这样的相互了解更显重要。 架设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 在打开了解世界之窗的同时，中国的翻译家积极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为国外的读者架起了解中国的桥梁。其中，英文版《红楼梦》的翻译，被翻译界视作十分突出的成就。而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则是一对以浪漫的婚姻和丰硕的翻译成就著称的传奇人物。 1940年，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杨宪益回国，并带回他的未婚妻，21岁的英国姑娘戴乃迭。从此，他们在中国开始了60年中西合璧、相濡以沫的生活。 1953年，杨宪益夫妇进入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工作。在这里，夫妇俩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将《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等上百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和戴乃迭开始了翻译《红楼梦》的巨大工程。据杨先生的妹妹回忆，当年杨宪益夫妇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杨先生在打字机上把中文译成英文初稿，取下交给夫人执笔修改，两人忙于工作、思考，没有过多闲谈。戴乃迭累了会出去走走，在院子里跳绳，杨宪益则望着天空吸烟，随后又开始默默地工作。 英文版《红楼梦》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除了古典文学外，他们也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在杨宪益建议下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种，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杨宪益夫妇最初就职的外文出版社，是中国较早的对外出版机构，至今仍是中国唯一专门出版外文图书的出版社。今天，它已经扩大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国承担对外传播工作的新闻出版机构之一。它集出版、印刷和发行于一体，拥有25个语种，数百名专业翻译人才。每年出版的外文图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门类。 在出版外文图书的同时，中国外文局还出版22个文种和文版的《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周刊和月刊杂志，这些出版物用不同的语言向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007年，外文局共发行外文期刊641万册，图书发行3217万册，在第59届法兰克福书展中，外文局参展的外文图书达到了706种，约占中国展区外文图书总量的85%。 与中国外文局一样从事对外传播领域翻译工作的，还有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海外英文频道和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等，这些机构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做了大量的翻译和传播工作。 新华通讯社每天使用7种语言、24小时向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新闻专稿和特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使用43种语言（38种外语和汉语普通话及4种少数民族语言）向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节目。 《中国日报》是全国性英文报纸，发行到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 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的信号，通过卫星传送已基本覆盖全球，并在北美、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和中南美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落地入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传播逐渐成为对外传播领域内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使用外文发布新闻的主要网络媒体有人民网（6个语种）、新华网（5个语种）、中国网（9个语种）、国际在线（43个语种）和英文的中国日报网站，每天更新外文信息上千条。 一国之内的多元文化 在中国，翻译工作并不仅限于中外文之间。多民族、多语言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中国有56个民族，汉族之外的55个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他们使用着80多种语言、40多种文字。 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70%的民众只会使用本民族语言，有的地方这一比例达到95%以上。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政策，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中国的《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中国的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今天，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成立了民族自治区、州、县、乡，民族自治的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民族语言在这些地方的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维护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与该民族的传统、创造、思考、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是该民族文明的载体。多元的语言是多元文化的前提。 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间的语言翻译，始终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传播起着不可或缺的先导作用。不论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典籍的翻译，还是近代对各民族优秀作品的翻译，如民族英雄史诗和古典文学《江格尔》、《格萨尔王传》、《玛纳斯》、《福乐智慧》等的汉译，以及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汉译出版，各民族之间从未中断过翻译活动。 民族语言翻译，让中国及世界的文学作品、科技成果和技术能够在少数民族民众中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少数民族的文学、传说、诗歌的汉译出版，也增进了各民族间对文化传统、民族智慧的相互了解，使之能够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多方面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从而推进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 据中国民族语言翻译局局长吴水姊介绍，目前中国有13个省、自治区设有民族语言工作委员会或办公室，专门负责民族语言及翻译工作。全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机构有300多家，专职、兼职的翻译人员约有10万人。 例如，西藏自治区，从事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人员近1000人，年翻译量达5000多万字。他们的翻译内容涉及政府文件、地方法律法规、小学到高中的各种教材、科普读物、普法知识读本和中外文学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一千零一夜》等。 民族语言翻译也为少数民族民众平等参与国家建设，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提供了必要保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重要会议和全国或地区性重大活动，都会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7种语言的文件译本，选举票和表决票采用汉字和上述7种少数民族文字。会场的同声传译系统也有上述7种少数民族语和汉语共8种语言供选择收听。 同时，中国有用17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近百种报纸，用11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73种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电台用16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全国有37家出版社承担着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任务。 用少数民族语言摄制和译制的电影、电视剧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受到欢迎。如新疆电视台将内地热播的韩国电视剧翻译成维吾尔语版播放，尽管汉译版已经播过，维吾尔语版的收视率依然空前高涨。凸显了民族语言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翻译协会民族语言翻译委员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与新疆、内蒙古、西藏、吉林、四川、广西、云南、青海、甘肃、黑龙江、辽宁、延边等省、自治区、自治州的民族语言翻译协会共同举办了11次全国民族语言翻译学术研讨会，多次专业语种的学术研讨会，以及民族语言翻译优秀论文评奖等活动，促进了民族语言翻译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推动了中国民族语言翻译事业的整体发展。 （本文图片由《人民中国》杂志提供，本文作者系《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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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

 

2011年09月09日14:00　 来源：中国译协网 淮南书吧

　　我无法说出五十多年来到底有多少文学译著，有多少人翻译过文学作品，但是对那些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那些名著、名译，我们会终生难忘。那些伟大的翻译家（他们确实伟大）的名字我们也会铭记在心。比如，梅益先生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部只有三十余万字的书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从五十年代起，不知有多少青年人都把那段有关生命的名言抄录下来，记在心中，他们正是怀着不虚度年华的人生信念，为保卫祖国奔赴战场；为建设祖国奔赴大西北、北大荒，献出了他们的青春乃至生命。据说这个译本已经印了三百八十余万册，这个数字说明了它的影响也说明了它受到热爱的程度。要知道，在有些地方，一本书是多人传着看的。北京有的中学还有以“保尔”命名的班级，由此可看出这本书现在在青少年中的影响

　　在回顾五十多年来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就不能不想到为我国文化建设作出独特贡献的“三套丛书”，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今天四十岁以上的读者可能还记得那些绿底浅网格封面的名著。这三套书是1958年由中宣部领导提出、社科院负责具体工作的丛书，集中了全国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学者、翻译家、出版家，共同制定计划并实施的一项文化工程。经专家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精选出的约200种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几乎涵盖了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代，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和小说中的杰作，规模宏大、系统完整，基本上能反映出截至当时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丰富多彩、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为后来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打下了基础。参加翻译工作的均为我国一流的翻译家。由于他们的学识渊博，中外文功底深厚，加之他们孜孜矻矻、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使译文既忠实了原著又保持了原作风格，堪称译作精品。（例如，《堂吉诃德》的译者杨绛先生精通英、法文没学过西班牙文，为译好这本书，她自学了西班牙文。）这些书中的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受到一代代读者的欢迎。这三套书的问世确实开阔了我国读者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对于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人也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世界文化遗产。

　　由于当时的世界政治环境，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对欧美当代作品鲜有介绍，不过作为供文艺界内部参考，曾经出过一批“黄皮书”，而这些书是当时十分敬业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者通过对西方当代文学的跟踪调研，经与外国文学专家研究选出了当时西方有代表性作者的代表作翻译过来，因封面为简单的黄色故称为“黄皮书”，这之中就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贝克特的《等待哥多》以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其中一些书在八、九十年代均获正式出版。

　　“文革”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因“文革”停下的“三套丛书”工程重新启动，许多“名著”的翻译工作继续进行，同时翻译界又开始填补外国文学介绍中的空白（如东方文学的介绍），过去一些转译的作品由专家们从原文重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一些有代表性或有认识价值的当代畅销书也开始翻译介绍过来，并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战争风云》，就一版再版（最初也是内部发行）。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作开始被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二十世纪文坛上影响大的优秀作品，以小说为主，兼及其他。使读者通过作品了解一些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劳伦斯、毛姆、康拉德、德莱塞、海明威、福克纳、托马斯曼、加缪、莫拉维亚等等二十世纪名家的佳作逐步问世。从八十年代中期，尤其到了九十年代，更多的现当代外国名著和现代主义各流派如象征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中的代表作也先后译介过来。读者们也逐渐熟悉了萨特、辛格、贝娄、契弗、莫瑞森、纳博科夫、马尔科斯、杜拉斯、昆德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博尔赫斯等各国名作家。现当代优秀作品和有代表性作品的译介确实使中国读者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更广泛的认识了世界，对西方现代主义也有了了解，当代外国作家的艺术风格对中国作家也有可借鉴之处。也是在九十年代初，两部被称为西方二十世纪初文学经典巨作的《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相继给翻介过来（其中《尤利西斯》有两个译本，一个译本译者是研究乔伊斯的著名学者金隄教授，一本译本译者是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文洁若夫妇），在中国文坛引起了极大关注，在海外有些媒体也刊登了有关报道。

　　到了廿一世纪，外国文学工作者们对外国当代作品的跟踪研究更加系统，外国优秀作品的译介更及时，而选题的确定、版权的购买、翻译组稿、编辑加工以及出版，都更强调时效性，这就要求学者、译者、编者之间协调配合。可喜的是，在上述人员共同努力下，从本世纪初面世的那套“廿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除了作品的译介，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文艺理论著作的译介工作也受到重视。应着重提及的是陈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这套书精选了当代欧美各国“有代表性、有影响、有学术价值的各流派论著”，译者多是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学者，且许多是年轻专家。这套书的翻译对我国文艺界、理论界和教育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在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中还有一支力量也不应忽视，那就是刊物：其中《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它们虽然版面有限，但是却以较快的速度把国外作家的最新动态、作品出版信息和译文刊登出来，使广大读者，特别是文学工作者对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新出现的作家和新的文学走向及早地了解和接触。

　　最后我想说的是国家与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一直非常重视，译者的贡献得到了承认。我国声誉卓著的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还设有翻译彩虹奖，以表彰翻译家的成就和突出贡献。最近两届获得彩虹奖的就有绿原、杨德豫、江枫、屠岸、顾蕴璞、董燕生、王焕生等翻译家。在迄今颁发过的五届国家图书奖中，获奖的翻译作品就有《莎士比亚全集》、《罗摩衍那》、《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塞万提斯全集》、《荷马史诗》等，获提名奖的就更多了。再有，近年来，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这些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都有很大的促进，对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也是很大鼓舞。

　　总之，几十年来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成就有目共睹，老一辈翻译家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且今天译者队伍空前壮大。更令人欣慰的是，八、九十年代以来，确实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译者，他们是今天中国文学翻译队伍的中坚力量。我们相信，他们的奉献会使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更加辉煌。当然，今天的文学翻译工作中仍有令人担心之处。近几年，许多老专家们也不无忧虑，那就是一些书的翻译质量差，名著复译太多，甚至还有滥竽充数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要评论家、读者、出版社共同努力，做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给读者以指导。出版社编辑要有责任心，把好质量关。读者购书时应选择可信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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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助推中国翻译史上第四次高潮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12-20　　淮南书吧

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翻译，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先导。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出现了新的翻译高潮，而这次翻译高潮，无论是在规模上、质量上，还是在对我国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上，都是前所未有，而且无与伦比。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曾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成就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而翻译事业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也为促进新时期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翻译作品琳琅满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五十多种。相继出版了《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塞万提斯全集》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全集和选集。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一万种；2003年至今，出版翻译作品已超过数十万种。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由名家翻译出版，如草婴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孙家晋译的《泰戈尔抒情诗选》《心笛神韵》，方平译的《十日谈》、《呼啸山庄》，郝运译的《红与黑》，祝庆英译的《简爱》，陈良廷、荣如德等译的《乱世佳人》《斯佳丽》，吴钧陶编译的《马克吐温全集》，杜承南等译的《普希金诗全集》，叶君健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等等。同时，一些英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全集》、《名利场》、《德伯家的苔丝》、《大卫•科波菲尔》、《艾凡赫》等也得到了复译而相继出版。为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乔叟、布莱克、拜伦、雪莱、白朗宁等众多英国诗人作家的翻译作品也相继问世。 在20世纪70年代末，外国文学中的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名著首先被大量翻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现当代通俗文学作品也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尼罗河上的惨案》、《珍妮的肖像》、《飘》、《假如明天来临》、《查待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巨大的冲击，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是近年来中国汉译学术名著的突出成就。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印行，至今已达400种，涉及的科目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让中国读者逐渐看到了西方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亮点，进一步了解了世界文学的精髓。如《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选》、《当代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作品的译介，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我国的翻译家也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了外文，为国外的读者打开了解中国的窗口。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翻译的《红楼梦》英文版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对介绍我国国粹精华功不可没。此外，他们还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如《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鲁迅全集》等百余部作品，共约一千万字，成为我国译坛交响乐中的华彩乐段。在此期间，我国大量的古代各类文化典籍也都被译成了外文，如许渊冲先生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余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唐宋词选一百首》、《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人间春色第一枝》、《中诗英韵探胜》等，系统全面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化典籍，是一项意义非凡的工程，在国内外获得一致好评。 同时，一大批外文报刊，如《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这些报刊用不同的语言向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海外英文频道和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等，这些机构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做了大量的翻译和传播工作。我国的翻译工作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先导与桥梁作用。

翻译理论硕果盈枝

随着翻译实践的丰富，我国翻译理论研究30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这样说，我国翻译理论现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江枫先生曾这样评价道，“当今翻译理论研究的流派之众、方法之多、视域之广、观点之新、跨度之大、成果之丰，可谓空前”。纵观我国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理论经历了“文质说”、“求信说”、“直译意译说”、“神化说”、“优势竞赛论”与“和谐说”的讨论，经过了科学与艺术关系的争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争论、规划与异化关系的争论等。罗新璋曾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的翻译理论的更新与提高便是在传统的理论基础上更新与提高起来的。

显而易见，我们这次面临的翻译高潮，与以前几次相比，所涉猎的领域之广，从事的人数之众，译论的数量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黄龙先生花费了他几十年的心血，写成了《翻译学》一书。该书是目前我国大陆惟一标明“翻译学”的专著，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如：唯物辩证观；知行统一观；三位一体观；体貌相称观；寓美于微观；信息时代观；智能科学观。这些正是当代翻译学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许渊冲先生提出了诗词翻译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后又相继提出文学翻译的“三似新论”（形似、意似、神似），“三化”论（等化、浅化、深化），“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等，对诗歌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著名翻译家刘宓庆共有十一部专著，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全面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译坛的地位，因为即使在翻译研究更为发达的西方迄今尚无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此外，翁显良先生在其《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书中指出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都是可译的。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新编奈达论翻译》、许均的《翻译思考录》、廖七一的《当代英国翻译理论》等著作，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郭建中的《文化与翻译》理清了文化与翻译的各种关系。赵艳彦春的《翻译归结论》提出以归结主义方法论探求翻译本体论问题并建立相应的学术体系。曹明伦的《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重新辩证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辨析了译介学与翻译学之间的差异。还有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方梦之的《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刘重德的《文学翻译十讲》、金堤的《等效翻译探索》等，这些著作有的研究了文学中的翻译艺术，有的探讨了科技、新闻、社科、公文和应用文等不同文体翻译的特点与技法。

在我国译论大力发展的同时，大量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翻译理论以及许多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也陆续译介到我国, 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翻译工作者的视野, 扩宽了不同的崭新视角。其中，影响较深的有奈达（E. 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理论、纽马克（P. Newmark）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韦努蒂（Venuti）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费米尔（Vermeer）的功能目的论、勒菲弗尔（Lefevere）的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三因素论, 以及格特（Gutt）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等，来研究审视翻译，甚至于审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的心智活动，跳出了传统上只限于“怎样译”或是对翻译标准、直译与意译等问题长期论争的束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口号的介入。1990年巴斯耐特（Bassnett）与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研究中的 “文化转向”，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文化问题成了翻译研究中的热点且已取得不少成果。我国译界学人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处理、翻译文化以及文化翻译等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如今越来越多的译论者倾向于采取文化研究的方法来从事翻译研究，如刘宓庆的翻译与语言哲学理论、周方珠的翻译多元理论、李运兴的语篇翻译理论、包惠南的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理论和金惠康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等。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翻译理论飞跃发展的30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景象。

译坛盛事——世界翻译大会在沪召开

在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上，中国翻译协会申办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并取得了成功。2008年8月2日至7日，各国的翻译工作者共同期待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举行了，全球翻译界、文化传播界的精英齐聚上海，参加了这一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的翻译盛会。黄友义先生指出，“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不仅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展示我国形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重要契机”。他表示，国际翻译家联盟成立50多年来，由该联盟组织的世界翻译大会已经举办了17届，从未在亚非拉地区举办过。中国成功取得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得益于中国政治稳定、综合国力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充分体现了国际译联和国际翻译界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中国译协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广泛认同，对于提升中国翻译界的国际影响，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世界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共同关注，彰显翻译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多元文化共生共融中的重要作用。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业界代表参加了会议，联合国和欧盟组织相关机构领导人及中外文化学术界精英参加大会并作了主题演讲。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无论在内容、形式和规模上都是国际译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如黄友义先生所说，“大会的成功举行，不仅是展示中国翻译界成果、加强国际翻译界合作交流的过程，更是让世界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过程。大会的成功举办对于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掀起了一百多年来的第四次文学翻译高潮，翻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名著名译，对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次翻译高潮给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活力、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发展。在当前世界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之时，我国译界任重而道远，务须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翻译理论与原则，以指导我国蓬勃发展的翻译事业，将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古代经典以及日新月异的当代文学精品有条不紊地推向世界，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将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各国人民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杜承南覃军）

作者简介：

杜承南：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历任美国冈查大学客座教授，前南联盟贝尔格莱德大学特聘教授，诗人，翻译家。

覃军：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外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诗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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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当地时间3月18日，俄总统普京、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康斯坦丁诺夫、克里米亚总理阿克肖诺夫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主席恰雷，共同签署有关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签字仪式结束，俄罗斯国歌奏响在克里姆林宫。在签字的前一刻，当天下午3时(北京时间18日晚7时)，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电视演讲，就克里米亚问题阐述俄方立场。现场听众包括俄国家杜马议员、联邦委员会成员、俄联邦各地区负责人和公民社会代表，以及前来商讨入俄事宜的克里米亚领导人。普京发表了极具爱国激情的演讲，不时为与会者全体起立欢呼、鼓掌喝彩和泪水所打断。
以下为留俄青年学者高原、糜绪洋为观察者网独家翻译普京演讲全文：



中午好，尊敬的联邦委员会成员们，杜马议员们：
中午好，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代表们：
是的，他们在这里，和我们的俄罗斯公民们在一起。(掌声)
尊敬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为的是解决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一个对我们来说有历史意义的问题。3月16日，在克里米亚举行了全民公决，此次公决完全符合民主程序和国际法规则。
参与公决的有82%的居民，其中超过96%的选民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这个数字非常具有说服力。
要想知道为什么要进行公决，只需要了解一下克里米亚的历史，要知道从过去到现在，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又意味着什么。
克里米亚渗透着我们共同的历史与骄傲。这里坐落着古老的古希腊城市克森尼索，正是在这里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了洗礼，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东正教国家。它的这一精神遗产奠定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共同文化、价值观与文明基础，注定使得我们三国的人民结合在一起。在克里米亚有俄罗斯士兵的墓地，凭借这些士兵的英勇作战，俄罗斯在1783年将克里米亚收入自己的领土。这里有塞瓦斯托波尔，传说之城，伟大的命运之城，堡垒之城，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故乡。在克里米亚有巴拉克拉瓦和刻赤，马拉霍夫古墓和萨布恩山。这里的每一个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是俄罗斯军队荣耀与勇气的象征。
克里米亚是独一无二的多民族文化混合体。在这一点上，克里米亚与大俄罗斯非常相似，在几个世纪中，这里没有一个民族彻底消失。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与其他民族的代表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生活、工作，都保持了自己的风格、传统、语言和信仰。
顺便说一下，在克里米亚半岛今天的220万居民中，有近150万的俄罗斯人，35万以俄语为母语的乌克兰人，还有29-3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公投已经表明，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期望加入俄罗斯。
是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克里米亚鞑靼人受到了非常残酷地对待，就像苏联的其他民族一样。我只说一点：当时受到镇压的有成百万的不同民族的人，当然其中也有俄罗斯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我认为，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政治与法律手段来恢复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权利与英名。
我们将会满怀尊敬地对待居住在克里米亚的少数民族。这是他们共同的家园，他们的小小祖国。我知道克里米亚人会支持这一点：在克里米亚将有三个地位平等的官方语言——俄语、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
尊敬的同事们！
在克里米亚人民的心里，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曾经是，也始终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份信念建立在真理与公平的基础上，它无可动摇、代代相传，在它面前，任何时间与环境变迁都是无力的。我们在二十世纪一起经受了许多动荡与变革，但这些变化也无力改变这份信念。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将俄罗斯南部一大块划入乌克兰版图，上帝会论断此事——这是无视当地人口构成所做出的举动，今天，这块土地成为了乌克兰的东南部分。1954年，根据将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的决定，塞瓦斯托波尔也同时被移交给乌克兰，尽管当时塞瓦斯托波尔还是从属于俄罗斯的。提出这一决定的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是什么推动了他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在乌克兰赢得自己的声誉？还是为了自己30年代在乌克兰组织大规模镇压的举动赎罪？这一点让历史学家来研究吧。
对我们来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个决定(把克里米亚交给乌克兰)明显有违宪法，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这是私相授受。自然，在极权国家里，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无处申辩，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既成事实了当时在百姓中也产生了疑问：克里米亚怎么突然归乌克兰了？当然，当时从宏观视角来看，这个决定也只是表面文章，要知道这都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之内。只是当时完全不能想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有一天成为两个不同的国家。然而，这件事还是发生了。
令人惋惜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现实。苏联解体了。这件事发生得如此之突然，很少有人明白这过程与结果是多么戏剧性。许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共和国的人民期待新的联合，期待独联体会成为新形式的国家共同体，毕竟独联体承诺使用统一货币、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共同的武装力量。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空头)承诺罢了，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新的庞大联盟。这样，克里米亚就突然就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国土了，俄罗斯这才意识到，克里米亚不仅仅是被偷走了，而且是被抢走了。
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俄罗斯自己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却丢下了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成千上百万的俄罗斯人在一个国家上床睡觉，醒来时却已身在俄罗斯之外了。俄罗斯人一瞬间就在过去的共和国里成为了少数民族。俄罗斯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最分裂的民族。
今天，许多年过去了，我听说，在1991年时，克里米亚人像一袋土豆一样被踢来踢去。对这个说法，我认为很难有更贴切的比喻。作为国家的俄罗斯是什么？是那时的俄国吗？俄罗斯低下了头逆来顺受，将委屈吞了下去。我们国家当时处在一个沉重的状态，完全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们却不能忍受如此明目张胆的历史不公正。这些年，许多俄罗斯公民和社会活动家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议题，他们说，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的城市。
是的，这些我们都明白，我们的心和灵魂都感受到了。我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俄乌人民的手足之情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关系，毫不夸张。(掌声)
不过，今天我们要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想和你们分享21世纪初的那些谈判的细节。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请我加快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划界进程。直到现在，这一进程基本没有推进。俄罗斯模糊地承认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这一谈判根本没有进行。了解了这一进程的停滞后，我下令启动划界的工作，我们实际上从法律角度已经承认了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同时也最终终止了这一问题的讨论。
我们不仅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迎合了乌克兰，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划界上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它不能因为领土问题而陷入僵局。我们当然期望乌克兰会是我们的好邻居，希望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使用俄语的人能生活在和睦、民主、文明的国家之中，期望他们的合法利益可以在符合国际法的基础上得到保障。
但是局势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一次又一次，俄罗斯历史遗迹被毁坏，甚至俄语也不时地遭受被强迫同化的厄运。当然，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被这20年间连续不断的政治和国家危机所折磨。
我理解乌克兰人民想要变革的诉求。多年来当权者带来的所谓“独立”已经让人们厌烦了。总统换了，总理换了，议员换了，但对国家和人民的态度还是没有变。他们“榨干”了乌克兰，为了权力和金钱而互相内斗。当权者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不关心乌克兰人为什么要为了生计而背井离乡。我要强调，这些乌克兰人不是为了发展而移居到什么硅谷之类的地方，而是为了生计而外出打零工。去年仅在俄罗斯就有300万乌克兰人工作。有些数据表明，在俄乌克兰人的工资在2013年达到了200亿美元，这几乎是乌克兰GDP的12%。
我再重申一次，我很理解那些喊着和平的口号，上独立广场示威，抗议腐败、执政无能和贫困的人。人们有权和平抗议，也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或选举来更替自己不满的政权。可是，在乌克兰近期事件的背后站着另外一些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目标：他们筹备又一次政变，他们计划夺取政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伴随这一进程而来的是恐怖、杀戮和种族迫害。政变的主要执行者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恐俄者和反犹分子。
这个所谓“政权”，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声名狼藉的法令修改语言政策，这直接钳制了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些“政治家”们在西方的赞助人和保护人马上出面，让议题的发起人收手。公允地说，这些背后的大佬还算是聪明人，他们明白这种建设“纯净”乌克兰族国家的举动会导致什么。于是法案被搁置了，搁置到一旁，不过显然还是留作备胎的。关于这条议案存在的事实，西方媒体倒是一声不吭，估计是指望人们能快点忘记。但是所有人心里都很清楚，这些二战时希特勒的帮凶——斯捷潘·班杰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二战时纳粹支持的傀儡政客，波兰大屠杀的主犯之一——观察者网注)分子的继承人在将来会想要做什么。
还有一个事实很清楚，到现在乌克兰也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权，没人能与之进行谈判。很多国家机关被篡权者霸占着，这些人对乌克兰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放任不管，而他们自己——我想强调这一点——他们自己还处在极端分子的挟持之中。现在，甚至要求现任政府的官员出来见面，都要得到广场上那些斗士们的允许。这不是玩笑话，这是当下的现实。
那些抵制政变的人很快受到镇压和惩罚的威胁，首当其冲的就是克里米亚。因此，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向俄罗斯求助，希望俄罗斯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他们希望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已经发生的事情坐视不管。在基辅、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城市，这些事仍然在上演。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样的请求，我们不能让克里米亚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否则就会成为一种背叛。
首先我们要保卫人民和平自由地表达意愿的权利，让克里米亚人民自古以来头一回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我们从西欧和美国听到了什么样的回应？他们说，我们违反了国际法。我想说，首先，他们自己想起了还有国际法这么一个东西。这很好，应该为此而谢谢他们，晚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违反了什么？是的，俄罗斯总统从上议院手中获得了向乌克兰动武的权力。但是严格来说，这权力到现在还没有被使用过。俄罗斯的武装力量没有进入克里米亚，当地的俄罗斯驻军完全符合此前的国际协议。是的，我们加强了当地的俄罗斯武装力量，但是——我要强调这一点，我要让所有人都听见——我们甚至都没有超过驻克里米亚俄军的人数上限，2万5千人，这只是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接着说独立公决的事情。
宣布独立，安排全民公决，克里米亚议会的这些举动完全符合联合国有关民族自决的章程。顺带一提，乌克兰自己在脱离苏联的时候也走了同样的流程，经历了完全一样的步骤。乌克兰有这样的权利，而克里米亚人这样做却不被接受，什么道理？
除此之外，克里米亚政府还有科索沃这一先例，这一先例是我们西方的伙伴自己造的，亲手制造的，和克里米亚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承认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是合法的，并向所有人证明，科索沃独立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政府的允许。联合国国际法庭根据联合国章程第一款第二条条例同意了科索沃独立，还在2010年7月22日说了如下这番话，我来逐字逐句地引用：“联合国安理会不会(对科索沃独立)采取措施，不会禁止单方面的独立声明。”还有：“普适的国际法不会包含禁止独立的禁令。”这些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我还能找到一个官方文件的引用，这次是美国2009年4月17日签署的备忘录，正与国际法庭审理科索沃事件有关。我再来引用一下：“独立宣言或许经常违反母国家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违反了国际法。”引用完毕。
他们自己白纸黑字写的东西，推广到全世界，强迫所有人接受，现在倒义愤填膺起来了。凭什么？要知道克里米亚人的行动完全符合这些规定。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我们很尊敬他们)在科索沃能在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就不能做？为什么？
同样也是美国和欧洲告诉我们，科索沃又是个特殊情况。那么在我们的同行们看来，科索沃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呢？哦，原来体现在冲突过程中有大量人员死伤。这算什么，司法证据吗？在国际法庭的仲裁中这根本不算个事儿。用双重标准都没法形容这种说法。这是惊人的、原始的、赤裸裸的恬不知耻。西方不能为自己的利益就把一切事情都那么粗暴地拼凑起来，同一件事情你今天说它是白的，明天说它是黑的。你们拿伤亡作为独立的理由，是不是西方国家希望任何矛盾都导致人员伤亡？然后才有资格获得解决？
我直说吧：假如克里米亚自卫军没有及时控制局势，那里也会出现人员伤亡。老天帮忙，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克里米亚没有发生一起武装冲突，也没有人员伤亡。听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要对抗人民和人民的意志是很困难的，或者干脆就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我想要感谢乌克兰的军人，他们为数不少，一共有2万2千全副武装的士兵。我想感谢你们没有用流血解决问题，没有用血沾污了自己。
在这件事上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什么俄罗斯是在干涉、侵略克里米亚。听起来怪怪的。你听说过历史上有过不放枪、不死人的军事干涉吗？
尊敬的同事们！
乌克兰局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近几十年来发生在世界上的种种事件。自从两极体系不存在后，地球上的太平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遗憾的是，关键性国际机构的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反而在不断退化。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以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们并不喜欢国际法来，他们倾向于推行强权主义。
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坚信世界的命运要由他们来决定，坚信只有自己是永远正确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一会儿对这个、一会儿对那个主权国家动武，以“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成为美国的敌人”(出自布什为纪念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周年而发表的第二次讲话——观察者网注)为原则构建同盟。为了给自己的侵略加上合法性的幌子，他们从国际组织中挑选需要的决议，要是找不到，那就管它联合国(大会)还是安理会，一概忽略。
在南斯拉夫他们就是这么干的，1999年，我们都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在20世纪末，在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上空，持续几周呼啸着导弹和炸弹，随后便是如假包换的军事干涉。喂，难道安理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允许这么做吗？一点都没有！然后是阿富汗，接下来是伊拉克，在利比亚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也被公然撕毁，说好的是开辟禁飞区，结果公然开始轰炸了。
还有一连串的“颜色革命”。我理解，这些国家的人民受够了暴政、贫困和没有前景的日子，但是他们的情感被人无耻地利用了。这些国家被强加了一些既不适应生活习惯、也不符合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政治标准。最后带来的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混乱、暴力和接二连三的政变。“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类似的剧情也在乌克兰发生了。2004年，为了把需要的候选人送上总统宝座，硬是搞出了个法律框架外的什么第三轮选举。这种荒谬绝伦的事情纯粹就是在嘲笑宪法。而现在呢，干脆赤膊上阵，训练充分、装备精良的武装分子被拉出来解决问题。
我们明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明白，这些行为的目标是指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指向欧亚的融合。尽管如此，俄罗斯还是真心希望能与西方的盟友展开对话。我们一直希望能就重要议题与西方国家展开合作，希望能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我们没看到你们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
相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事实。这在北约东扩时发生过，在他们把军事设施放在我们边境边上时也发生过。西方一直向我们保证：“喏，这跟你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得好轻巧！
美国反导系统也是这样推进的。尽管我们对此十分忧心，那些(装有反导系统)的卡车还是往前开。俄罗斯获得公平竞争与自由市场的许诺，然而在签证事宜的谈判上，西方却一拖再拖，还是这样。
有人威胁要制裁我们！可就算不制裁，我们也已经生活在层层限制之下了，这些限制对我们的人民、经济与国家来说非常致命。比方说，从美苏冷战时开始，发达国家就拒绝向俄罗斯输入先进技术与设备，还列了一个所谓的禁运名单(巴黎统筹委员会——观察者网注)。今天，这些限制看起来是解除了，但实际上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还是在二十世纪，对俄罗斯的高压政治都声名狼藉，到现在依然声名狼藉。就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因为我们不虚伪！所以我们总是被边缘化。但是凡事都有个极限。在乌克兰事件上我们的西方伙伴们玩过火了，表现得十分粗俗、不负责任，且很不专业。
他们很清楚，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克里米亚都住着上百万的俄罗斯人。这些人是多么地没有政治预见和分寸感？才会如此不顾后果的的行动啊！俄罗斯现在退到了无路可退的边缘，就像一根弹簧被压到底，它是会猛烈地弹起来的。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今天，我们必须阻止那些歇斯底里的叫嚣，要对冷战的宣扬者们说不。(你们)必须要承认：俄罗斯是国际事件中自主且积极的参与者。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
我们感谢理解我们在克里米亚行动的人们，我们感激中国，中国领导人从历史和政治角度全面地考虑了克里米亚局势；我们高度评价印度的冷静与客观。
今天我还想问美国人民，问这些为独立宣言而自豪的人，问这些认为自由高于一切的人：克里米亚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难道不正是体现了这高于一切的价值吗？理解理解我们吧。
我相信欧洲人会理解我们的，尤其是德国人。在东德与西德合并的政治协商中，并非德国的(西方)盟国都支持这一合并。而我们则相反，苏联完全赞成德国人的历史性统一。我相信德国人没有忘记这一点，希望德国公民们也能支持俄罗斯的恢复民族统一的努力。
我也在这里对乌克兰人民说，我真心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想伤害你们，不愿伤害你们的民族感情。我们始终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我们和那些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乌克兰统一的人不一样。他们举着“乌克兰至上”的标语口号，但正是他们在不惜一切地分裂这个国家。今日乱象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
亲爱的乌克兰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听我说。不要相信那些用俄罗斯来吓唬你们的人，他们宣称，在克里米亚之后还会有其他地区会被俄罗斯割占。我们不想看到乌克兰的分裂，我们不需要。至于克里米亚，它始终是俄罗斯人的，是乌克兰人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
我再重复一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克里米亚是所有生活其上的人的故乡，它在今后也将如此。但它永远不会是班杰拉分子们的！
克里米亚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是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片战略要地应当处于强大而稳定的主权之下，而在今天，这一主权国家只能是俄罗斯。否则……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不仅要对乌克兰人说，还要对俄罗斯人说，我们和你们，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我们都将会很快失去克里米亚。请考虑一下我所说的这些话吧。
我再提醒一下，在基辅已经有人扬言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了。这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俄罗斯的军事荣耀之城将会出现北约的舰队，而这将会威胁俄罗斯南部，这不是什么稍纵即逝的骚扰，而是切切实实的威胁。如果没有克里米亚人的这一选择，这一切都很可能会发生。为此我要感谢克里米亚人民。
顺便说一下，我们不反对与北约合作，完全不反对。我们反对的是在存在军事集团对抗的情况下，北约关起门来自己发展军事组织，我们反对军事组织霸占我们家门口甚至驻扎在我们的历史领土上。我完全不能想象我们到克里米亚的北约舰队去作客。最好让他们到我的克里米亚来作客，而不是我们去他们那儿。
坦率地说，我们为现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心痛，乌克兰人民在受苦，他们不知道今天该如何生活，明天又会怎么样。我们的这份担心很容易理解，要知道我们是近邻，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基辅是俄罗斯城市的母亲，基辅罗斯是我们共同的源头，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缺了对方。
再说一点，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说俄语的人，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当然，首先奉劝乌克兰自己要关心百姓的权益。这是乌克兰国家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保证。
我们希望能和乌克兰保持友谊，希望乌克兰是强大且自给自足的主权国家。对我们来说，乌克兰是首要盟友之一，我们有许多共同的项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相信这些项目会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乌克兰一片和睦，俄罗斯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与支持。但是，我再重申，这只有在乌克兰人民自己能够维护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次才能实现。
尊敬的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居民！
过去几天，整个俄罗斯都为你们的英勇和尊严所叹服，正是你们决定了克里米亚的命运。在这些天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近过，我们互相扶持。这是真正的团结。这种历史性的时刻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成熟以及精神成就。俄罗斯人民表现出了如此成熟而强大的力量，用团结统一支持了自己的同胞。
数百万人民的意志是俄罗斯外交坚定立场的后盾。全民族的团结、各主要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是它的基础。我感谢所有人表现出的爱国情感，感谢所有俄罗斯同胞。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将来也保持这种团结，以解决俄罗斯面临的各种问题。
显而易见，我们正遭遇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但我们应当自己决定，我们是要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还是将其拱手让人，不知所措？已经有些西方政客用制裁和内部矛盾激化来威胁我们了。我想知道，他们期望的矛盾是什么？他们指的是形形色色的“国家叛徒”呢，还是他们觉得能打击俄罗斯经济，激起民众的不满？我们将接下这些不负责任、极具攻击性的言论，并用相应的手段来回应。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永远不会挑起与盟国的对抗，相反，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建立文明的睦邻友好关系，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尊敬的同事们！
我能理解克里米亚人的心声。他们在公投中提出的问题既直接又明确：克里米亚要么和乌克兰在一起，要么和俄罗斯在一起。我很自信地说，克里米亚与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导人、立法机构的代表们在制定公投问题时，已经超越了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而是首先考虑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鉴于这一地区在历史、人口、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性，任何别的选项无论乍看起来多么诱人，都只能是过渡的、临时的、不稳定的，必然导致克里米亚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对人民的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克里米亚的公投选项是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没有任何似是而非的成分。公投的过程公开又诚实，克里米亚人民清晰地、坚决地说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想要和俄罗斯在一起！
考虑到种种内外因素，俄罗斯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俄罗斯人民现在持什么观点？就像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那样，俄罗斯人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绝大多数——我想要强调是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的立场都是显而易见的。
你们知道不久前在俄罗斯进行的几场民调结果：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俄罗斯公民认为，俄国应该保护克里米亚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居民的利益，百分之九十五！还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三的受访者认为，即使代价是俄国与某些国家关系恶化，俄罗斯仍应该这么做。百分之八十六的我国公民相信，克里米亚至今仍是俄罗斯的领土，是俄罗斯的土地。这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它绝对能和克里米亚公投的结果相呼应——百分之九十二的克里米亚人支持与俄罗斯合并。
因此，压倒性多数的克里米亚居民和绝对多数的俄罗斯联邦公民都作出了决定，支持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与俄罗斯联邦重新合并。
这是俄罗斯的政治决定。它的根据只能是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是政权的源泉。
尊敬的联邦委员会成员们！
尊敬的国家杜马议员们！
俄罗斯公民、克里米亚与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们！
根据在克里米亚举行的全民公决的结果，尊崇人民的意愿，我把《接受两个新联邦主体：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的宪法性法律提交联邦委员会审议，并请联邦委员会批准待签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联邦条约》。
我不会怀疑你们的支持！

　他，曾是一位20个世纪30年代漂洋过海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也是一位刚刚荣获法兰西文学与艺术勋章的绅士。他的名字，与一本中国古典名著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他的近著《里昂译事》除了向读者呈现了他所见证的北京与里昂中法大学创建与发展历程等中法文化交流盛事，还讲述了他与法国“才女”妻子相识、相爱的浪漫爱情，以及之后两人合作翻译中文文学名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平凡经历。

　　让我们走近翻译家李治华，踏进他位于巴黎圣路易岛上的幽静书房，去探寻他与世界上最美的两种语言和《红楼梦》的不解缘分。

　　与李治华先生面对面坐着，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位已经年过九旬的老人，他眼不花、耳不背、声不颤，讲一口风趣而标准的普通话。他还按照中国的北方习惯以“我老伴儿”来称呼他的法国太太雅歌，让人以为他长期生活在北京。但谁能猜出，他离开故都已经整整70个年头了。而且这些年来，他在生活和工作中一直都在使用法语。在他与夫人雅歌的合力译介下，曹雪芹、鲁迅、艾青、巴金、老舍、姚雪垠、戴厚英、白桦等著名作家的一批文学名著与法国读者见面了。而他的翻译向来以追求精细、严谨、完美著称，尤其他与妻子雅歌和老师铎尔孟一部历时27年译就的法文版《红楼梦》，已经成了不能不提的佳话。

　　李治华先生曾专门著文解释“《红楼梦》法译本的缘起与经过”，因为这本书和他的缘分，早在他的童年时期就结下了。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李治华从小就是个“小说迷”。他的父亲年轻时曾考取英国留学资格，但因家庭不宽裕，自动放弃了留学机会，在北京的前“中国大学”教英文。后来他虽因病辞去大学职务，改到清末顺天府尹何乃莹家教私馆，但仍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过一些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并编译过《美国俚语词典》等书，可谓家学深厚。在父亲的教导下，李治华9岁开始读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5000多个汉字，以至于父亲不得不查字典来给他写新字。过了一两年，李治华就开始看起了石印的旧小说。得到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后，他更是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一连读了好几遍。

　　其次，李治华小时候住的顺天府尹大院，与《红楼梦》里描述的荣国府景致非常相近。例如书中描述的各种大门、角门、垂花门、厢房、耳房等等，无一不是他幼年时在生活中所熟悉的。

　　第三，顺天府尹何乃莹与《红楼梦》里贾雨村担任的“京兆府尹”其实是同一个官爵，他本人去世很早，留下长寿的夫人如贾母一般统领着几代儿孙，后来还办了个几乎同样盛大的丧事。而且何家几代都男丁不旺，女孩却人数多而且成就大，正应了《红楼梦》里那句“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的话。

　　最后，在年纪尚小的李治华心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和弟弟们及府尹家孩子们玩耍的园子和所做的一些游戏，都与《红楼梦》里的像极了。就说放风筝吧，没有这种阅历的人还真不明白曹雪芹笔下的“送饭的”、“捆剪子股”、“响鞭”等指的是什么，李治华却因为小时候玩得多而堪称“行家”。他曾在《里昂译事》中的一篇文章里指出了20世纪80年代某本中文校注本《红楼梦》所做的有关错误注释。而且他几年前又了解到，他幼年时所买的风筝，全都是按照曹雪芹所绘的彩色风筝谱制成的。似乎这一切早已注定，翻译法文版《红楼梦》将使他在艰巨的工作中重温童年的回忆并享受巨大的乐趣。

　　李治华翻译《红楼梦》的一大特点是在翻译作者臆想的人名和地名时，采用意译而不是音译。例如他将“袭人”这一动词用作名词的名字以“Boufféde parfum”形神兼备地表达了出来。为了弥补法语意译名同原文发音不一致的缺陷，他又在每卷卷首列出两个音译意译人名对照表，以及楼台亭榭译名对照表，以方便读者领会中文原文所包容的丰富意涵。

　　无疑，翻译像《红楼梦》这样一本辞藻考究、充满暗喻并经常出现古诗词的鸿篇巨制辛苦程度非比寻常。李治华早在1954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报这一选题的时候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被母语古典名著的神奇魅力鼓动着，被浓厚的翻译兴趣指使着，被对诗歌的热爱召唤着，再加上青少年时期打下的深厚中文功底，他要求自己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这部译著。这个决定做出之后的27年间，他为之所做的辛勤付出简直能写成一本书，而这本书中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名字时常出现——他的妻子雅歌和老师铎尔孟。

　　李治华在谈到翻译《红楼梦》时，从来不忘提及他们两位。而论及其它译著，他也总是说“我们”——他和雅歌，而不是单讲“我”。虽然绝大部分译著都是他选择的，并完成“信、达、雅”中的前两项要求，然而在他的眼中，雅歌对作品所做的润色是必不可少并且能提升作品完美程度的。

　　李治华用《圣经》诗篇的总称给妻子取了雅歌这个中文名字。雅歌出生在位于巴黎与里昂之间的一个名叫“白朗集”(Blanzy)的小镇，目前这对伉俪常住这里。

　　雅歌与李治华的浪漫爱情故事说起来还是他们各自的母语做的“媒”呢，因为大学时代的他们是因为交换学习中、法文而相识、相知，进而相恋的。学习成绩优异的雅歌后来考取了女子师范大学，并且一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再用一年又通过了大中学学衔考试。这种勇气和能力在当时的学生中是非常少见的！

　　“事后雅歌告诉我，老师问她为什么师范大学条件这么好她却急于毕业，她对老师说她要结婚。”说到这里，李治华又开心地笑了，这笑里还有一层为雅歌骄傲的意思：想当初，雅歌的母亲并不支持这门婚事，而雅歌却冲破阻挠，毫不犹豫地与李治华亲手操办了自己的婚礼，使母亲只好回心转意，在婚礼的当晚请他们回家吃饭，接纳了这一对新人。

　　对于翻译工作来说，最理想的是译者对起点语言和终点语言都非常精通。李治华和雅歌正结成了这样一对工作伙伴。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读书。所以婚后几十年来，除了工作和照顾儿女之外，他们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翻译中文名著上。他们珠联璧合，互相理解并支持对方，每每遇到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讨论。翻译工作几乎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当然译著的质量也因为这种亲密无间的切磋而获益菲浅。

　　为法文版《红楼梦》担任校阅工作的铎尔孟(Andre d'Hormon)也是帮助李治华完成《红楼梦》的翻译并备受他敬重的人。他是李治华在北京中法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和这所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他在中国住了整整48年，回到法国后，从1954年底开始，他把生命中最后10年的精力全部倾注在了这本书的校对上。

　　铎尔孟的修改非常仔细和谨慎，因此每个星期二下午，李治华都利用任教的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没有课，而乘火车去位于巴黎郊区的华幽梦(Royaumont)国际文化中心同恩师讨论修改译文。暑假期间，他更是干脆在那里住上几个礼拜和老师一起工作。可惜铎尔孟在第二次修润工作进行不到一半时就因病去世了，不巧的是雅歌此时也患了重病。等她康复后，这对执着的伴侣又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完成《红楼梦》全部的引言、注释和校样修改工作。

　　不知不觉间27个春夏秋冬过去了。1981年，精美的法文版《红楼梦》作为法国“七星文库”名著丛书中的一部出版了。它立刻在中法两国的文化和出版界激起了巨大反响。人们欣喜于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又增添了一座丰碑，填补了法国文学界的一项空白，同时又感叹于译文的严谨和精准，将中国18世纪的历史风貌如实地呈现在法国读者眼前。因而该书第一版的15000册不久就被抢购一空。再印8000册，又卖光了。目前人们在书店里看到的已经是第三版了。而此时的李治华，于继续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之余，又将多年的翻译经验和有关中国文学在法国传播的研究整理出来，与广大同行和读者们分享。一部《红楼梦》留下的4000多页珍贵的译稿手稿，则于该书出版20年后，被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亲自“扛”回中国，收藏于该馆新建的“李治华·雅歌文库”内。2003年，中国《红楼梦》学会等单位授予李治华夫妇“《红楼梦》翻译贡献奖”；2006年3月1日，法国文化部长德瓦布尔亲自为李治华佩戴上了法国文学与艺术中级荣誉勋章，作为对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肯定与褒奖。中国驻法国大使赵进军、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等出席了授勋仪式，并向李治华和雅歌表达了诚挚的祝贺。

　　在授勋仪式现场，记者看到了李治华伉俪的三位儿女及部分孙子辈的家庭成员，还和他的儿子李源先生攀谈了一会儿。李源表示，他和两个姐姐虽然小时候讲中文，现在已经忘记了，但受父母的影响，他们一直都非常热爱文学作品，并对美的事物感觉敏锐。父母在生活和工作上的并肩协作也对他们具有很大感染力。他目前担任里昂癌症研究所的负责人，住在父母隔壁的一套公寓里，以互相照顾。雅歌与李治华的大女儿李英随丈夫定居在非洲马里，是马里首都一所法国学校的老师，我们在授勋那天看到的一位黑皮肤的帅小伙就是他的儿子铎三才。李治华的二女儿是位植物学家，生活在法国东北部的斯特拉斯堡。而他们的下一代则工作和生活在欧、非、美洲的不同地方，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家庭！看着几年前他们围着李治华和雅歌庆祝他们65年结婚纪念的合影，这天伦之乐怎能不令人羡慕？

　　李治华先生在工作上严于要求自己，对同行工作中的谬误也常常会诚恳地直接指出，并不拐弯抹角。然而他又是这样一位开朗、和蔼的人，不仅思维敏捷，表述生动，而且回忆起童年或青少年时代的一些趣事来，常自己就“嘿儿”地乐了，让人感觉他虽已91岁高龄，却并无老态。也许并不是他不服老，而是心中根本就没有那个“老”字吧？

　　李治华先生曾经生活在一个发生了许多故事的年代，而他的记忆力又特别好，大到整个中法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始末，小到某件事情发生的日期，甚至读初中时西山中学借香山碧云寺作校舍，那里面三个和尚的外号他都能娓娓道来。在他充满感情的描述中，我们仿佛亲眼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趁春假借来同学刚买的汉译本卢梭名著《忏悔录》，一个人悄悄地打开教室后窗，坐在高高的石头台阶上，在温暖的阳光下和鸟啼声中入神地阅读着。从那时起，他就有了一个梦想：要学好法语，要到法国去！

　　1937年大学毕业，他如愿以偿，以那一届北京中法大学中文和法文系第一名的成绩公费保送赴法深造，圆了这个梦，也实现了父亲未能实现的夙愿。而后，他又和妻子凭着“爱”与“恒”的信念，不图经济上的回报，将祖国的一部部文学名著翻译成法语。还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巴黎第八大学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教授中文，圆了他传播灿烂的中国文化、拉近中法两国距离的梦。

　　得益于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父亲的遗传，李治华先生虽已91高寿却依然身骨强健。捧着他亲自泡制的一杯香茗，笔者一边听他说下一步打算将胞妹的回忆录翻译成法语，以满足法国亲人了解自己的根和故乡的“私人计划”，一边心里默默祝福：愿李治华与雅歌伉俪健康长寿，圆更多更加美好的梦。

                                 (来源：欧洲时报，2006年  作者：春光)

　　[b]“用二十多年业余时间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大概是只有傻子才肯干的事。不过傻人自有傻福，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我只感到充实、愉快和幸福。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安慰吗？”　 ——《里昂译事》 [/b] [img]http://album.sina.com.cn/pic/492a9986020006g4[/img] [b]《里昂译事》李治华著,蒋力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第1版，18.00元[/b] ■程曾厚 　　中国文化在法国的里昂有一处基地。中法文化交流的几多美事是在里昂萌发和成就的。李治华先生便是里昂中国文化的守望者，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把中国文化的精髓，翻译成世界主要语种之一的法语，把中国文学的经典介绍给法语世界。 　　李治华先生不是孑然一身的独行侠，他并不孤独，他有妻子。他给自己的法国妻子命名为雅歌，把雅歌夫人拉进自己的翻译事业。上个世纪的80年代，李治华先生携雅歌夫人访问南京大学，我有幸认识，见到这位《红楼梦》法译者的风采，聆听他介绍《红楼梦》法译本成书的过程。夫妇两人，27年磨一剑。但译者对译本的介绍，朴实无华，令人感动。27年，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全部黄金时代。李先生没有写完他的博士论文，没有发表学术论文，没有出版学术专著，他牵着爱妻的手，扑在《红楼梦》无止境的翻译和修改工作上。 　　1989年，我在法国访问，李先生邀请我去他里昂的家里过圣诞节。他带我参观当年中法大学的遗址，如数家珍地细述中法大学的种种往事,细节很多，我感到消化不良，心里想如果有朝一日写下来就好了。我走进他的书房“迻红轩”，我的感觉是走进了一间圣殿。对，这是中法文化交流的圣殿。我多少也翻译过一些作品，我当然很想知道，在整整一万天的漫长过程里，《红楼梦》是如何由汉语变成法语的。我嫌李先生在南京大学的讲话过于简约。我看着李先生在迻红轩走进走出，我还感到，作为一个法语教师，我的肩头似乎突然压下来一股无形的分量。 [img]http://album.sina.com.cn/pic/492a9986020006g5[/img] [align=center][b]本文作者在里昂李治华先生家里[/b][/align] 　　《里昂译事》的编者蒋力先生给我寄来一册《里昂译事》，捧读在手，不胜惊喜。我认识李治华先生20年来，我心里想细究的事情都写在书中。“里昂中法大学话旧”一章写得清楚明白，原来李先生在里昂给我做的介绍还是提纲挈领，书中细细道来，更有来龙去脉，更有波澜起伏。中法大学是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章，今天，除了身在里昂的李治华先生，除了这位已是91岁高龄的李先生，当今世上没有第二人说得出这段历史佳话了。 　　对我来说，《里昂译事》更重要的一章，是“《红楼梦》法译本的缘起和经过”。此文后面，还有“试论《红楼梦》中人名的迻译”等三篇已发表的文章，也是和《红楼梦》翻译的主题相关的。 　　李先生在这篇长文中说：“翻译是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的工作。想要做好这种工作，必须同时精通起点语言和终点语言。具备这个条件的人极其稀少。”李先生说得很谦虚，但他的确很幸运，他有法国妻子的合作，而且雅歌夫人是具有法国大中学学衔资格的文学教师。《红楼梦》有大量精妙的古典诗词，而诗词通常不是散文译者所能方便应付的。李先生在南京时说起过有位叫铎尔孟的人，帮他解决了诗词的翻译问题。李先生说起的这位恩师，是法国诗人，在中国生活48年、并且热爱中国的诗词。李先生得到他的支持和通力合作：先由李治华夫妇译出诗词初稿，十年如一日，每星期二下午，更加上每年的暑假，专程乘车去拜访铎尔孟，反复商讨和修改，才有定译。原来《红楼梦》的翻译，不仅耗费了李治华先生夫妇俩的毕生精力，也有铎尔孟一生最后十年的无私贡献。一部杰作，从一种文字转移到另一种文字，谈何容易！ 　　可我读完“《红楼梦》法译本的缘起和经过”，几乎大惊失色。全章56页，真正谈“翻译经过”的只有7页文字，而“缘起”却占了50页之多。原来，李治华先生的童年，是在北京当年顺天府尹的大宅里度过的。而这座大宅园子里的日常生活，和《红楼梦》的大观园颇有相似之处。《红楼梦》法译本出版后，李先生把府尹大宅和大观园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进行回忆对比，结果出人意料：如果没有这一段特殊的童年生活，译者对原书的理解会是不完整的，会有很多望文生义的误解。例如放风筝的一些细节，例如丫环何时能称姑娘，没有这段生活经历，是绝不会明白的。普通的北京人不会明白，一般的中国读者不会明白，如果这部名著由法国汉学家来翻译，能理解得了吗？能翻译得了吗？我这才信服：李治华先生一生的精力，雅歌夫人一生的奉献，加上铎尔孟的贡献，还要加上李先生特殊的童年生活，这才保证这部《红楼梦》的成功翻译。呜呼！谁敢轻言文学翻译的事，谁敢不把文学翻译放在眼里！ 　　《里昂译事》的内容很多，李先生是巴金《家》的译者，是姚雪垠《长夜》的译者，是《家》的法译本促成了邀请巴金访问法国，是《长夜》的法译本促成了邀请姚雪垠访问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是文化交流，而李先生的译本又促成了更多的文化交流。“罗大冈的中文诗和法文诗”是我仅见的系统介绍学者罗大冈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法文诗歌创作的文章。“中国文学在法国传播的历史及意义”一文，虽然篇幅不及专著，但李治华先生立足法国的学术界，其准确和翔实，是国内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书中的一篇《我的翻译经验》，立论简约，文字朴素。“我自己的翻译经验，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爱、恒、选、时。”“选”是选择要翻译的作品，“时”是选择翻译和出版的时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关及译本的价值和成功与否。但我认为，对广大译者来说，对从事过翻译的笔者来说，“爱”和“恒”才是最重要的经验。对翻译工作没有爱的痴迷，对翻译工作没有“恒”的毅力，做不好翻译，尤其是做不好文学翻译。李治华先生的翻译《红楼梦》，是对“爱”和“恒”最好的诠释和榜样。 　　我们看看当今国内翻译界的现状，目前文学翻译的质量，更感到《里昂译事》的出版，正当其时，是一场令人警醒的及时雨。李先生在书中说：“用二十多年业余时间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大概是只有傻子才肯干的事。不过傻人自有傻福，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我只感到充实、愉快和幸福。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安慰吗？”李先生以一生的翻译实践明示我们：翻译是毕生的事业，不是谋生的职业，更不应该是弄钱的手段。只是，眼下的世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界的傻人越来越少，而聪明人越来越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呜呼！何时翻译界的聪明人少了，傻人多了，我们的翻译质量也就有了希望。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7月12日第11版）

清明时节语纷纷——杜牧的原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首诗有多种英译版本，附在后面供各位参考。要想把这首诗翻译给外国人，一定要把这首诗中的几个关键词——时间有限，今天的博文只谈三个词：“清明”、“断魂”、“牧童”——传神地翻译出来。

 

首先是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是“清明”？简便的方法当然是用拼音Qingming，比如徐忠杰先生、陈君朴先生就是这么翻译的。如果不用音译，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翻译“清明”呢？吴钧陶先生、唐一鹤先生将“清明”意译为The Pure Brightness Day。许渊冲先生穿越了“清明”字面本身，直接点明其内涵（The Day of Mourning for the Dead）。蔡廷干先生则别具一格地借用了英语“万圣节”（All Saints’ Day）将“清明节”翻译为All Souls’ Day。

 

接下来要演绎的是“断魂”的境界。陈君朴先生翻译为broken-hearted（心碎）；许渊冲（heart is going to break）、吴君陶先生（heart lost in dismay）也都是用heart来做文章。唐一鹤先生用名词sorrow（悲伤）来代指“断魂”，蔡廷干先生用了一个副词sadly（The men and women sadly move along the way）。杨宪益、戴乃迭先生（古诗苑汉英译丛《唐诗》，外文出版社2001）则用了两个形容词词gloomy （阴郁的）、miserable（悲惨的）来表述。

 

至于一个“牧童”，各位大师是这样各自表述的：

 

徐忠杰——peasant lad（农民小伙儿）
陈君朴——A buffalo boy （水牛娃）
吴钧陶——cowboy（牛仔）
蔡廷干 ——herdboy（牧童）
许渊冲——cowherd（放牛娃）
唐一鹤、孙大雨——shepherd（牧羊人）
杨宪益、戴乃迭——shepherd boy（牧羊童）
谷歌——cowboy（牛仔）

 

 

附录：《清明》的10个英译版本

 

1. 徐忠杰（《唐诗二百首英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The Qingming Festival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Is daily continual rain.
People going to the country, 
Form almost unbroken train.

“Is there is a wine shop hereabouts?”
We enquire of a peasant lad.
“Apricot Flower Village yonder,
Is a shop where the wine can be had”.

2. 陈君朴（《汉英对照唐绝句150首》，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The Qingming Festival

 

On the Qingming Day, rain is falling uninterrupted,
And the wayfarer is more than ever broken-hearted;
“Is there any wine shop hereabouts?” A buffalo boy
Points to a distant village where apricots are spotted.

3. 吴钧陶（《唐诗精品百首英译》，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The Pure Brightness Day
 
It drizzles thick and fast on the Pure Brightness Day,
I travel with my heart lost in dismay.
"Is there a public house somewhere, cowboy?"
He points at Apricot Village faraway.

4. 蔡廷干 （《唐诗精品百首英译》，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All Souls’ Day

The rain falls thick and fast on All Souls' Day,
The men and women sadly move along the way.
They ask where wineshops can be found or where to rest ----
And there the herdboy's fingers Almond-Town suggest.

5. 许渊冲（《唐诗精品百首英译》，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The Day of Mourning for the Dead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

6. 唐一鹤 （《英译唐诗三百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Pure Brightness (Qing Ming) Festival

 

It’s drizzling thickly and profusely
On the Pure Brightness Day.
A wayfarer is overwhelmed with sorrows
On his way.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Where to find a wineshop in the village?”
“Over there,” the shepherd boy pointing to
The distant Apricot Blossoms Village.

 

7. 孙大雨（1905-1997）（《古诗文英译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The Clear-and-Bridge Feast

 

Upon the Clear-and-Bright Feast of spring
The rain drizzleth down in spray.
Pedestrians on country-side ways
In gloom are pining away.
When asked “where a tavern fair for rest
Is hereabouts to be found”,
The shepherd boy the Apricot Bloom Vill
Doth point to afar and say.

 

8. 万昌盛、王僴中 （《中国古诗一百首》，大象出版社，1999）

 

The ceaseless drizzle drips all the dismal day,
So broken-hearted fares the traveler on the way.
When asked where could be found a tavern bower,
A cowboy points to yonder village of the apricot flower.

 

9. 杨宪益、戴乃迭（古诗苑汉英译丛《唐诗》，外文出版社，2001）

 

Tomb-sweeping Day

 

It drizzles endles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
Travelers along the road look gloomy and miserable.
When I ask a shepherd boy where I can find a tavern,
He points at 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

 

10. 谷歌（http://www.google.com/language_tools?hl=zh-CN，April 1, 2011）

 

Tomb Sweeping Festival

 

Tomb Sweeping Festival rain have,
pedestrians Deep Sorrow,
by asking restaurants where there,
cowboy Yao Zhi Heng Fa Chuen

 

    今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王刚的文章，专门回忆毛泽东藏书和文稿整理的事情。文章说“198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办公厅决定将毛泽东同志藏书移交中央档案馆保管。整理工作按照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对每册藏书都加以著录、打号、贴标签，把毛泽东同志批注、圈划的图书进行复制，将破损的书籍进行修复”，“1995年5月，我们把藏书从丰泽园转移到中央档案馆库房。对移送的藏书实行原貌保存，强调毛泽东同志藏书顺序不能打乱，丰泽园里200多个书柜的原来位置、摆放顺序要有文字记录和现场录像，搬到档案馆库房仍是原顺序。”

    文章还说，“毛泽东同志非常喜欢读史书，所以在他所藏书籍中，历史书籍占了很大比重。”“1996年5月，《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装本由中国档案出版社正式出版。”他还很喜欢和文史研究者交流，“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接见范文澜、冯友兰、高亨等10位学者，与山东大学教授高亨亲切交谈时，询问了他的学术研究情况。”

    经过整理，确认毛泽东主席的藏书总数为96473册，并编印了《毛泽东藏书目录》，不知道这其中有没《南粤志》？

   

How to grow old (By Bertrand Russell)&【原创译文】 中英对照
HOW TO GROW OLD
如何平静老去？

By Bertrand Russell
波特兰·罗素
Translated by Zhang Xuan (jihuafeijiabcd@163.com)

1. In spite of the title, this article will really be on how not to grow old, which, at my time of life, is a much more important subject. My first advice would be to choose your ancestors carefully. Although both my parents died young, I have done well in this respect as regards my other ancestors. My maternal grandfather, it is true, was cut off in the flower of his youth at the age of sixty-seven, but my other three grandparents all lived to be over eighty. Of remoter ancestors I can only discover one who did not live to a great age, and he died of a disease which is now rare, namely, having his head cut off。

2. A great grandmother of mine, who was a friend of Gibbon, lived to the age of ninety-two, and to her last day remained a terror to all her descendants. My maternal grandmother, after having nine children who survived, one who died in infancy, and many miscarriages, as soon as she became a widow, devoted herself to woman’s higher education. She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Girton College, and worked hard at opening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o women. She used to relate how she met in Italy an elderly gentleman who was looking very sad. She inquired the cause of his melancholy and he said that he had just parted from his two grandchildren. “Good gracious”, she exclaimed, “I have seventy-two grandchildren, and if I were sad each time I parted from one of them, I should have a dismal existence!” “Madres naturale,” he replied. But speaking as one of the seventy-two, I prefer her recipe. After the age of eighty she found she had some difficulty in getting to sleep, so she habitually spent the hours from midnight to 3 a.m. in reading popular science. I do not believe that she ever had time to notice that she was growing old. This, I think, is proper recipe for remaining young. If you have wide and keen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in which you can still be effective, you will have no reason to think about the merely statistical fact of the number of years you have already lived, still less of the probable brevity of you future.

3. As regards health I have nothing useful to say since I have little experience of illness. I eat and drink whatever I like, and sleep when I cannot keep awake. I never do anything whatever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good for health, though in actual fact the things I like doing are mostly wholesome.

4. Psychologically there are two dangers to be guarded against in old age. One of these is undue absorption in the past. It does not do to live in memories, in regrets for the good old days, or in sadness about friends who are dead. One’s thoughts must be directed to the future and to things about which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done. This is not always easy: one’s own pas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weight. It is easy to think to oneself that one’s emotions used to be more vivid than they are, and one’s mind keener. If this is true it should be forgotten, and if it is forgotten it will probably not be true.

5. The other thing to be avoided is clinging to youth in the hope of sucking vigor from its vitality. When your children are grown up they want to live their own lives, and if you continue to be as interested in them as you were when they were young, you are likely to become a burden to them, unless they are unusually callous. I do not mean that one should be without interest in them, but one’s interest should be contemplative and, if possible, philanthropic, but not unduly emotional. Animals become indifferent to their young as soon as their young can look after themselves, but human beings, owing to the length of infancy, find this difficult.

6. I think that a successful old age is easiest for those who have strong impersonal interests involving appropriate activities. It is in this sphere that long experience is really fruitful, and it is in this sphere that the wisdom born of experience can be exercised without being oppressive. It is no use telling grown-up children not to make mistakes, both because they will not believe you, and because mistakes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education. But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who are incapable of impersonal interests, you may find that your life will be empty unless you concern yourself with you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n that case you must realize that while you can still render them material services, such as making them an allowance or knitting them jumpers, you must not expect that they will enjoy your company.

7. Some old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In the young 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this feeling. Young men who have reason to fear that they will be killed in battle may justifiably feel bitter in the thought that they have been cheated of the best things that life has to offer. But in an old man who has known human joys and sorrows, and 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it was in him to do, the fear of death is somewhat abject and ignoble.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it – so at least it seems to me – is to make your interests gradually wider and more impersonal, until bit by bit the walls of the ego recede, and your life becomes increasingly merged in the universal life. 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should be like a river – small at first, narrow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 and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t rocks and over waterfalls. Gradually the river grows wider, the banks recede, the waters flow more quietly, and in the end, without any visible break, they become merged in the sea, and painlessly lose their individual being. The man who, in old age, can see his life in this way, will not suffer from the fear of death, since the things he cares for will continue. And if, with the decay of vitality, weariness increases, the thought of rest will not be unwelcome. I should wish to die while still at work, knowing that others will carry on what I can no longer do and content in the thought that what was possible has been done.

 

论变老

罗素作 张瑄译

看题目，似乎我要讨论的是如何变老的问题，其实不然。我要谈的恰恰是如何避免变老。活到我现在的年龄，这个问题也显得日渐重要起来。我的第一条建议是慎重选择祖先。虽然我的父母寿命都不算很长，但只要参看一下我的其他长辈就会发现我在这一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我的外祖父的确是英年早逝，去世时只有六十七岁，但其他三位祖辈人无一没有超越八十岁的年龄。向上追溯，再远的长辈中未有长寿的，我只发现一位，而致使那位老人去世的疾病在当今时代是少之又少，名叫“砍头”。我的一位曾祖母曾与历史学家吉本相识，她活到了九十二岁，而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仍然在子孙中保留着家长的威严。我的外祖母一生育有九个子女，另有一个幼年夭折，流产也有多次。外祖父去世后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女子高等教育的进步上。她是剑桥大学格腾女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一直致力于在医药事业中为女性开辟一片天地。她曾经向我们讲过一件在意大利遇到的事情。当时她看到一位神情忧伤的老先生，就上前询问原因。老先生说他刚刚送走了他的两个孙子。“哎呀，”她说，“我有七十二个孙子孙女，要是他们每次离开我都伤心，那我还怎么活啊！”“您真是一位不寻常的母亲！”老人用意大利语说。作为七十二人当中的一员，我十分欣赏她的做法。八十岁以后，她发现入睡十分困难，就养成了午夜到凌晨三点阅读科普读物的习惯。我相信她抽不出一丝闲暇来注意自己的衰老。这在我看来正是保持年轻的要诀。如果你还保留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参与着仍能有所作为的活动，那么你就没有理由仅仅拘泥于自己的年龄，因为它不过是个数字，更没有必要为未来短暂而感到惋惜。

在健康方面我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因为我没有多少得病的经历。我凭喜好吃喝，困意浓了就睡觉。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做过任何有益健康的事情，不过事实上我喜欢做的事情大多都裨益身体。

思想上应当预防两种情况。其一就是无休止的沉浸在过去当中。一味的回忆，为过去的那些美好时光而惋惜，为逝去的友人而神伤，对于我们，这是不应该的。人的思想应该指向未来，指向那些仍然有待处理的事情。做到这一点并不总是易事。往昔的分量会逐渐增加。人们很容易认为他们过去的情感更加生动，头脑也更加敏锐。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最好将它忘记；现在忘记，将来回想，很可能它就不再是事实了。

危险之二是对年轻人过分亲近，奢望能从他们身上夺取一些青春的气息。子女成年后都希望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对他们还保留着与他们成年之前一样的关爱，那么除非你的子女对此异常冷漠，否则你将会成为他们的一种负担。我并不是说不应当对他们保留关爱，但这种关爱应当保留在思想中，或者力所能及地给他们些物质帮助，但绝不可以无节制的投入感情。在动物世界中，只要幼崽能够自理，父母对它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冷漠；但人类幼年时间过于漫长，这使得这种情感很难淡化。

如果我们能够对人以外的事物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能够因这种兴趣而进行适当活动的话，老年时光应当是十分顺利的。正是在这一方面，丰富的阅历可以找到用武之地；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阅历所凝结出的智慧能够得到运用，同时不会让人感到自己盛气凌人。告诉成年的子女不要犯错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其一他们不会听从，其二错误本身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你是一个对其它事物提不起兴趣的人，你会发现一旦停止对子女，以及他们子女的关心，生活就会变得空虚。这样的话你需要使自己意识到即使你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物质帮助，例如给他们些钱或者替他们织件毛衣，你也不能奢求他们喜欢你的陪伴。

有些老年人由于恐惧死亡而心情抑郁。这种情绪对年轻人来说无可厚非。即将奔赴战场的年轻人，他们有理由害怕牺牲；生命的礼物还没有得到就被命运骗去，感到痛苦也情有可原。但是，对于一个老人，已经饱经人生喜乐而又完成了力所能及的事业，恐惧死亡就显得可悲甚至可鄙了。缓解这种情绪的最好方法——至少在我看来——就是尽量拓展自己的爱好，使其更广泛，更脱离个人，直到个体的壁垒逐渐淡化，最终你的生命融入到万物当中。人的存在应当像是河流——最初涓涓细流，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欢快的穿过岩石，跨越瀑布。渐渐的，两岸后退，河道变宽，河水也安静下来。最终，没有任何停留的迹象，它们融入大海，没有任何痛苦地失去了个体的存在。能够这样看待生命的人年老时就不会为死亡而恐惧，因为他知道他关心的事物会继续存在。而且，如果随着生命力的消逝，疲惫的感觉增加，那么将死亡视为休息也未尝不可。我情愿在工作中逝去，心中确定我的工作后继有人，心情愉悦因为我已为其竭尽全力。

 

■　莎士比亚　　图TP

    谈到莎士比亚的中文译本，普通读者印象最深的是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与梁实秋先生的译本，尤其是朱译本文采斐然，通晓流畅，影响华语世界半个多世纪。

　　今年4月23日，英国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适时推出了方平先生主编主译的十卷本《莎士比亚全集》。不同于之前的散文体版本，该套全集是华语世界首部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共收莎剧39部（在传统上的37部之外又收入《两贵亲》和《爱德华三世》两部戏剧）。

　　朱生豪的译本珠玉在前，为何在当下为“莎士比亚全集”套上新装？昨天举行的文学研讨会将这套永恒的经典放在聚光灯下。

　　呈现莎剧“原汁原味”

　　莎士比亚戏剧的原貌是以素诗体（blank verse）为基本形式的诗剧，以诗体译诗体，尽量使译文在语气、语言节奏感上更接近莎剧原貌。方平主编、主译的这个版本是头一个华语世界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

　　方平先生是中国莎学泰斗，生前是中国莎士比亚协会会长，国际莎士比亚协会执行理事。

　　这个译本溶入了最新的莎学研究成果，每部剧作和诗歌作品之前均有“前言”——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人物形象和思想主题等，对这部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综合评价；之后又附有简明扼要的“考证”——对此部作品的版本情况、写作年份和取材来源等做出交代。

　　译文社认为，这套诗体“莎翁全集”470余万字，堪称整个华语世界搜罗最全、校勘最精，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首部诗体汉译莎士比亚全集。

　　与朱生豪先生译本对比

　　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诗剧的原味，而本套译本，以诗译诗，力求贴近莎剧的本来面目，意味着对于语言的艺术形式给予更多的关注，更看重形式和内容血肉相连的关系，不满足停留于语言表层的意义上的传达，而是力求在口吻、情绪、意象等多方面做到“归宿语”与“始发语”的对应，在语际转换中力求把“失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方平先生还在翻译过程中，试图把莎剧文本从传统的“案头剧”转向“台上之本”。比如在原来的莎剧中附加于文本的一些说明词、舞台指示等相当一部分不是出自莎士比亚之笔，而是当时的抄录员、剧场的提示者，以及18世纪的编著者。

　　比如在《驯悍记》中，方平先生参照了泽菲瑞理导演的故事篇《驯悍记》（1967）中的处理，用这样一行舞台指示交代了当时的情景：【把新娘摔在肩头，扛着她就走；仆从格路米随下】。而朱译本则按照“牛津版”简单地交代:【彼特鲁乔、凯瑟丽娜、葛鲁米同下】，没有展现新娘被新郎“抢亲”似地当众劫走的场景。

　　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张冲以喜剧《威尼斯商人》为例，译者的文风立判。第一幕第二场结尾，鲍西娅有句台词，朱生豪译作“垂翅狂蜂方出户，寻芳浪蝶又登门”，方平先生的翻译改为了“一个求婚的刚打发走，一个又来把大门扣”。张冲教授觉得，朱的译文似乎把鲍西娅这个富家女角色演绎得刻薄了。

　　“进入角色，进入戏境”翻译

　　该套丛书责任编辑冯涛提到，欧美现当代莎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强调莎剧和舞台演出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翻译工作中，方平要求自己和同伴们“进入角色，进入戏境”，“心中有戏，有助于把人物的口吻译得更传神些，或者更确切些。”“方平先生希望恢复演出，是可以用做台词的，不仅仅用来案头阅读。”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原院长荣广润也认为，朱生豪先生的译笔有华丽的文采，但这套方平先生的译本更强调准确平实，初看也更适合舞台的演出。他同时观察到了新版莎士比亚全集部分剧名作了更改。“《无事生非》翻译成《捕风捉影》，冲淡了道德批判味道，动作性更强。”其余更改译名的有，《终成眷属》改成了《结局好万事好》，《一报还一报》改译《自作自受》、《雅典的泰门》改为《雅典人泰门》。

　　台湾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对本套译文寄予厚望，他指出莎士比亚首先是一个专业戏剧家，其作品是为了演出而创作的，并不是为了案头阅读。方平等人的译本，有望恢复莎士比亚剧作本来面目，从“案头书”变成“演出本”。　　　　  

 

新民晚报记者 乐梦融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两次谈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

　　一盏多么明亮的生命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而，邓小平！这个不朽的名字，在中华大地，在五洲四海到处传颂。这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伟人，这位以自己的深情热爱着自己祖国和人民的东方老人，走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段征程。

　　他的身躯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骨灰也撒入大海，但是，他的光辉业绩、伟大思想、高尚品格永远留在亿万人民心中！

　　这位老人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老党员”、“老公民”，多么普通而又富有深刻内涵的称呼啊！

　　“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是很平静的。他已经80岁了，而1922年时，他才18岁。当时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此为起点，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相当愉快，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进军西南；由左右江畔到太行山上，由大别山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他和他的战友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终于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站立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巍然屹立的中国人民的雄姿。

　　“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10年。”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绪是很复杂的。工作繁忙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者还能不做事？芽”只是在1956年到1966年他出任总书记期间，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在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截然分开，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浸透和交织，有时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错误趋向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是无疑的。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最大痛苦莫过于眼看着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害、破坏而又无能为力。同时，邓小平本人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就有“二落二起”发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而决定自己“起落”的力量大都是来自毛泽东。以往正是毛泽东对自己格外信任，着力举荐，自己也对毛泽东特别敬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1977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里非常坦然。在第三次“起”之前，他曾这样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芽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复出了！而这一次的复出比较前两次更为辉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了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在他这次复出直至走完人生里程的近20年中，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当代的政治家，如果能做出两大贡献中的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邓小平则做了两个，做得那样完全，那样卓有成效。并把这两个贡献中的内在联系衔接得那样密切。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谈论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时，曾三次讲“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1980年8月，邓小平这样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你对自己怎么评价”的问题：“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他坦诚地告诉对方：“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邓小平一生中很少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功绩，也不喜欢别人为他树碑立传。1926年他在莫斯科写了自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所谓的检查材料，也仅仅是如实地介绍历史情况，他几乎没有写过回忆文章，即便是在退休后和很多老同志“随便聊聊天”，也是回顾第二野战军的历史，认为这些“值得回忆啊！”而很少讲到自己。这一点，在他同意大利记者前后8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也被对方敏锐地感受到了。女记者问他在回答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贡献的老革命家时“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他说：“我算不了什么。”邓小平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70多年的革命生涯，几十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有时被他短短的几句话就轻松地一掠而过。23岁时当中央秘书长：“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5岁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开始干军事这一行”；参加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跟着走”；抗日战争独自在太行山主持战略区工作时：也是“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我算不了什么！”“让历史去评价吧！”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心情很不平静，是啊，为革命孜孜不倦奋斗了60余年，现在休息了，这该是人生中一个多大转折啊！他说，退休就要真正地退休。他的家人也衷心地希望他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度过一个幸福的安详的晚年。全国人民都希望他健康长寿。邓小平表示：“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从而开始为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3年，他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位“老党员”、“老公民”用自己晚年的心血和精力，继续奋斗着。

　　“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1989年9月，他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退下来，足以使他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放心。

　　邓小平多次称赞江泽民同志，对有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很放心，也很高兴”。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难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沉着应付，艰辛开拓，表现了很高的领导水平和很强的把握全局的能力。

　　“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心中充满着无限深情和热切希望。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邓小平早年曾去过5次。

　　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袖们，一直为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不懈地努力着。

　　香港“租期”一步步走近了。毛泽东等未及解答的这道历史难题由邓小平等着手解决。从8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多少年来，邀请邓小平去香港的人不计其数，但都被这位日益年迈的老人婉言谢绝了。他不是不知道，尽管香港回归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但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话来说，也“一年比一年困难了”。能尽早目睹香港是这位东方老人梦魂萦绕的夙愿。但是，他不去，原因不言自明。香港回归以后，再到这块中国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是难以言状的。

　　“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了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的声音，激促了中华大地上空滚动着加快经济发展的阵阵春雷。但是，他在深圳面对着香港时，却一句话也没有讲。在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里，他深情地望着对面的香港。在皇岗口岸，他站在边境久久地凝视着对面的香港，目光不愿意离开。那饱经人世沧桑脸上的神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使陪同的人终生难忘。

　　此时此刻，我们再倾听这位伟人简明、质朴的自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怎能不心潮逐浪，难以自已呢？

　　“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令世人悲痛的日子不幸到来：1997年2月19日21时8分，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邓小平的遗体上，这是党和人民给予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最高荣誉。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向来达观。关于自己的后事，近年来曾对亲属多有交待。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毫无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的遗愿。

　　笔者曾几次到过邓小平抗日战争时住过的河北省涉县（原为河南省）赤岸村。那里的人民群众把附近一道小山岭起名为将军岭，专门留几处地方，用来埋葬当年曾在此地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骨灰，以此来缅怀他们的功绩，寄托自己的哀思。刘伯承、徐向前、李达、黄镇均有骨灰埋葬在此，当地民众们也希望小平同志身后将部分骨灰埋葬在此。

　　恩格斯的骨灰是放在盒里漂浮到大海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周恩来、刘少奇的骨灰是撒向大海中的。

　　邓小平生前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身后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体现了邓小平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而第一次见到大海，他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

　　邓小平一生中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他迷恋着大海：大海的无限宽广，开阔他博大的胸襟；大海的永恒运动，塑造他敢向时代潮头站立的品格；大海的惊涛拍岸，陶冶他处变不惊的胆略；大海的波峰浪谷，隐喻他三落三起波澜壮阔的一生。邓小平啊，你向大海走来，是革命生涯的起点，你向大海走去，是革命征程的终结！大海为你骄傲，为你自豪，你随大海奔腾，你在大海中永生！

　　高山峻岭，镌刻着你光辉的名字；长江黄河，呼唤着你不朽的英灵！

　　看，载着邓小平骨灰的808号专机，在两架波音飞机的护卫下成“品”字队形，向预定海域飞来了……

　　大海呜咽，飞机垂首，洁白的骨灰由五彩缤纷的花瓣伴随自低空而落，大海啊，快敞开你宽阔的胸怀，拥抱起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邓小平！

　　本文摘自《邓小平的三起三落》，赵晓光、刘杰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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