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存在

汪国真

风吹过

大树依然存在

浪埋过

礁石依然存在

阳光晒过

海洋依然存在

浮云遮过

光明依然存在

英译一：

They Still Exist

The wind blew hard,

But the tree still exists.

The waves buried the rock,

But the rock still exists.

The sun shone over the ocean,

But the ocean still exists.

The clouds covered the light,

But the light still exists.

（蒋隆国 译）

英译二：

It Is Still There

Against the lashing wind

The tall tree is still there

Under the breaking waves

The rock is still there

In the scorching sun

The ocean is still there

Beneath the floating cloud

The light is still there

（张智中 译）

  如果要对中国历史演化进程作出粗线条的勾勒，我认为，简单而言，中国的历史演进，乃是由若干组方向相反的力量拉扯着：君王的“家天下”本性与儒家的“公天下”张力；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礼俗之治；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与儒家君子的社会构建；皇权的自我扩张与儒家对皇权的限制；人性中的恶与人性中的善……

  基于“人性恶”的预设，可以推导出人需要管制的结论，进而建立一个具有强控制力的政府，也是必要的，这是法家的思想。基于“人性善”的预判，人有仁（相偶）的天性，并由此发展出合群的技艺，那么推论显而见：人完全能够自发地发现与建构合宜的自治秩序，这是儒家的思想。法、儒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两极，拉拉扯扯推动着历史演进。

  现在，我们将镜头拉近，从更具体的视角来重新发现我们的历史。首先，来看“思想史”，在轴心时代（先秦），中国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华局面，不过多数思想流派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便已式微，乃至消失，只有儒家与法家，对后世政治与社会治理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以致后人评论传统时有所谓“外儒内法”之说。儒法二家的思想学说，也就成为我们今日理解古代公共治理的两套密码。简单地说，法家的学说隐藏着专制的密码，而儒家的思想则蕴含着宪政的密码。

  再从“社会自治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汉代之后，传统社会开始形成了一个“皇权不下县”的自治空间，在二千年的时间里，这个自治空间虽然时有伸缩，却从未曾消失过。

  传统社会绝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存在着各类具有自治功能的自组织，就我略有了解的计有：私社、宗族、坞壁、寺庙、社邑、乡约、社仓、义约、弓箭社、善堂、合会、商帮、会馆、公所、行会、商会、街团、书院、讲学会、文会、团练、农会……这些自组织的自治权力大体上都得到官方的承认。此外，还有处于社会灰色地带、由游民构成的亚社会自组织，如地下帮会、教门，底层人、边缘人也有组织起来的需求，但官府常常无视这一点。

  传统社会除了发育出丰富的自组织，也发展出一个庞杂的足以维持自治秩序的规则体系，这里面包括儒家伦理、风俗惯例、乡规民约、私人契约、行业规范、家法族规，等等。自组织与自治规则，恰恰是我们衡量一个社会之自治程度的重要指标。

  然后，我们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切入，继续观察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我们将会发现中国存在着两种经济思想的传统，一种是法家的统制经济思想，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压制商人阶层、推行官营经济、国家管控商业；一种是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虽然历史上儒家有轻视商业、歧视商人的一面，但儒家又主张轻税、薄敛、藏富于民、官不与民争利，即主张给民间经济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

  历史地看，随着商品经济在宋代的繁荣、绅与商在明清两代的合流，轻视商业、歧视商人的传统也被儒家突破，形成了更有包容性的儒家经济思想。这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自由经济的火种。

  最后，我们还需要来看看“王朝政治史”。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几千年政治就是一部“封建专制”史，但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在秦制建立之前，先秦的封建制是典型的多中心治理制度，统治权由天子、诸侯、大夫各级贵族分享，其权力也普遍受礼制的约束。所谓“封建”，即不可能“专制”。而在秦建立大一统的集权国家之后，虽然出现了严重的君主专制倾向，但秦制经过儒家的改造，专制的烈度已大大降低。

  当然，在不同的朝代，专制的力量与儒家反专制的力量此消彼长，呈现出来的专制程度也大不相同。总的来说，从汉至清，当皇权愿意接受儒家政治哲学的塑造时，比如宋代，王朝的专制烈度就会降低；而当儒学无力左右皇权的运作时，比如明清前期，王朝的专制程度则会加剧。

  经过对“思想观念”、“社会发育”、“经济生活”与“政治细节”四个侧面的观察，我想说，我们的传统并非完全是专制的基因，恰恰相反，我们的传统中富含反专制的渊源、追求自由的渊源，不仅表现在社会自治的发育与自由经济的发展上，也表现在思想认知与政治实践中。

  视中国历史为专制史，视中国传统为专制的传统，乃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是对自由秩序演进的无知。在一个斩断历史、铲除了传统的废墟上，不可能像“一张白纸好绘画”那样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公民社会、现代化国家。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割断传统的“白纸”上全新构建出来的。所以，当我说到“自由”、“社会”、“宪政”时，我使用的动词通常都是：恢复、重建、复活、再造……因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相信，自由、社会、宪政，存在于我们自发形成之传统中；且未来之自由、社会与宪政，只能从传统中生发出来。

  这就是我的史观，也是我秉持的对于传统的态度。

  (本文系拙著《中国的自由传统》的内容概要。《中国的自由传统》，吴钩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35.00元) 

周国平  我不跟时间赛跑

采访 _ 林茶居

采访时间 _ 2014年6月7日

采访地点 _ 国家图书馆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著名学者之一。1945年生于上海，中小学阶段先后就读于上海市紫金小学、成都中学、上海中学，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著有学术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宝贝，宝贝》，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以及《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幸福的哲学》等，另有《悲剧的诞生》、《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等多部译著。部分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

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常常是造成痛苦的根源

教师月刊  周老师你好！这一二十年来，你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到各地讲学。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近些年，你谈幸福、谈人生更多些，而不是哲学、尼采。

周国平  说起到各地讲学这件事，其实是我始料未及的。客观的原因是社会上讲坛文化的兴起，可我自知不是演讲之材，很多学校、机关、企业、图书馆、市民讲堂、公共论坛的约请，我都谢绝了，但前前后后还是讲了不少，毕竟有一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近些年，约请方给的主题往往就是幸福、人生这些。当然，我也常常从哲学的角度去说，实际上谈的也是哲学。最近我出了两本书，《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和《幸福的哲学》，就是这些年讲学的成果。

教师月刊  人们关注点的转移，应该是和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息息相关的。

周国平  1980、1990年代，人们还是比较务虚的。21世纪以后，人们开始务实，开始追求所谓幸福，但幸福感并没有上去。这是我的一个总体感受。

教师月刊  这应该关系到幸福的定义，关系到对幸福的理解。

周国平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幸福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而对幸福的理解，分歧太大。应该说，得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幸福。但什么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这就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了。

这是我经常讲的一个话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什么是幸福，主要有两种看法或者说两个派别。一个是“快乐主义”，包括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休谟、约翰·穆勒，他们对此都有所阐发。伊壁鸠鲁认为，幸福就是快乐，即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他还特别强调一点，说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的问题，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因为那样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

另一个是“完善主义”。这个派别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道德上的完善。意思是说，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包括马克思等，都强调人的精神满足。

教师月刊  伊壁鸠鲁认为，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我觉得，理解什么是快乐和幸福，应该有这个视角。

周国平  是的。生命需要的满足，是一种快乐，而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常常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快乐是有高低之分，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那一定是精神的快乐。

教师月刊  这是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幸福的问题。如果从中国哲学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呢？

周国平  在中国哲学里面，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像《逍遥游》、《齐物论》这些，都强调生命单纯的快乐，强调精神自由、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道家有一部经典叫《淮南王书》，里面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叫“全性保真，不以物害形”。“全性保真”就是指要保护好完整而真实的天性，保护好生命的原初状态。“不以物害形”就是不要用物质的东西去损害它。这个地方人们时常有一个误会，以为这里说的是所谓“养生”，其实，它不是指或者主要不是指锻炼身体那种养生之道，而是说要让生命有好的状态，要保持生命的单纯和长久。

至于西方的“完善主义”，我觉得儒家跟它比较接近。儒家的幸福观可以概括为安贫乐道，认为物质生活要简单，人生的理想境界是道德上的完善。

让生命保持单纯，让精神走向优秀

教师月刊  “快乐主义”也好，“完善主义”也好，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人生当中，应该怎么来理解？

周国平  我经常说一句话：老天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条命、一颗心，我们要把这条命照看好，把这颗心安顿好。命即生命，心即精神。做到这两点，人生就是圆满的，就是幸福的。或者说，所谓幸福，就是让生命和精神处在一个好的状态当中，让生命保持单纯，让精神走向优秀。生命的单纯，就是不为社会的各种刺激所设定、所规约，而是关注生命本身的需求，如爱情、亲情、友情。

教师月刊  我发现，爱情、亲情、友情正是你这些年博客的主题，像2013年三四月间发的那一组怀念挚友邓正来的文章，令人动容。

周国平  我活到这个年龄，对于爱情、亲情、友情，是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感受的，也越来越感觉到它们的伟大和珍贵。

记得有一次，朋友的孩子结婚，让我发表证婚词，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真爱都美好。两人相爱，不管结不结婚、时间长短，都是人生中美好的经历——但时间短毕竟遗憾。所以，第二句话是，因为相爱而结婚，不但美好，而且幸运。结婚意味着两个人不只是恋人，更是亲人了——但考验在后面。所以，第三句话是，结婚后终身相爱，不但美好和幸运，而且伟大。一个高质量的婚姻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可以说是人生的伟大成就。

我还想补充的是，如果分手了，不要怨恨，应该感谢对方给了你一段爱的时光。如果到头来发现对方不是真爱你，而是利用和欺骗了你呢？也不要怨恨，应该蔑视。有的人不值得你怨恨，要节省感情。

教师月刊  婚后的生活，从爱情的角度说，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周国平  我的看法是，不要把激情作为婚后生活的标准，因为激情是以新鲜感为前提的。婚后的爱情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他（她）是世上我最亲的亲人，我不能想象会和他（她）分离。所以，所谓爱情，就是在世上寻找一个最亲的亲人。

教师月刊  我觉得，必须剔除很多被现实教“会”的东西，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周国平  所以，应该回归生命的单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生命本来没有名字》。这个题目来自一封读者的信。很多年前，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写得特别好，大意是说：“周老师，读你的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一个散文家、一个学者，我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生命，你在那里静静地诉说，我也是一个生命，我在这里静静地聆听。”最后的落款，她就写了一句话：“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我是、你是……”我想给她回信，但是她没有留地址。我看邮戳，信寄自河北怀来。我觉得她这句话讲得特别好，“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我就用这句话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希望这位读者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后来还被选入上海的高中语文教材。这件事至今已经快20年了，但我一直找不到这个读者。

教师月刊  这确实是一种很美好、很纯粹的生命交往，所有的情感都系于文字之中。其中有对自然情感的顺应，有灵魂的相互召唤。

周国平  我曾经说过，人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自然之子”。作为自然的孩子，你要顺应自然，让生命保持一种单纯的状态，保持动物般的快乐。另一个是“万物之灵”，人是有思想、有灵魂的精神性的存在，人的精神属性是人之所以幸福的更加重要的源泉。尤其在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以后，幸福不幸福、生活质量怎么样，主要取决于你的精神能力。

教育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培养智力活动的兴趣和习惯

教师月刊  怎么来理解你所说的这个精神能力？

周国平  人的精神能力包括三个方面：智，智力；情，情感；德，道德。情感的问题刚才略有谈及，现在我说说这个“智”的问题。

记得2011年我给你们写的专栏中，有一篇文章说到，“唯有真正品尝到了智力活动的快乐，从此养成了智力活动的习惯，不管今后从事什么职业，再也改不掉学习、思考、研究的习惯了，这样一个人，我们方可承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人是不是有高质量的智力活动、智力生活，主要看两个东西：好奇心和独立思考。孩子都是有好奇心的。我的女儿啾啾很小的时候，问她妈妈：“云的上面是什么？”妈妈说“星星”。“星星的上面呢？”“还是星星”。对于这个答案，她并不满意，说：“我问的是最后的最后是什么。”然后她指了指天花板。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在想，天空有没有一个像天花板那样的盖儿罩着？她这是在思考宇宙边界的问题。孩子还问：“世界的一辈子有多长？”“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另一个我？”这些都是哲学上的大问题，是一个小孩子的天问。这些问题、这些疑惑，是人本身带有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好奇心是神圣的，同时好奇心是一株脆弱的嫩苗，很容易夭折。啾啾上学后，这类问题越来越少；上中学以后，多是问作业中、学业上的问题了。

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好奇心的幸存者，还有多少？

教师月刊  这是教育的问题。

周国平  教育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培养智力活动的兴趣和习惯。有一句名言我特别喜欢，也经常引用——这是一句俏皮话：“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剩下的才是教育。”这个意思爱因斯坦说过，大哲学家怀特海也说过。他们都是智力活动的大师，他们正是从自己身上体悟到了智力活动的性质和规律。值得我们追问的是，这“剩下的”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融入人的血肉的智力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它体现为两种能力：一是快乐学习的能力，二是自主学习的能力。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喜欢学习又能够支配自己的学习。

从这个角度来谈学校教育的目标，就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让学生喜欢学习，第二是让学生善于学习。既有积极的动力，又有合理的方法，那么他就是一个智力素质高的学生。学校教育应该让学生习惯于高质量的、主动的学习生活并体验到学习的快乐。

教师月刊  你刚才提到，人的智力活动还包括独立思考。

周国平  学习本质上是自学，是自我教育，这里面也包含了独立思考的过程。独立思考意味着对真理的认真，不马虎。各个领域里的有作为者，都是出色的自我教育者。任何职业都有智力的挑战。而学习和思考的快乐就存在于迎接挑战和战胜挑战的过程中。

教师月刊  道德方面呢？

周国平  道德作为人的精神能力的一方面，同样是学校应该关注的。现在的学校道德教育问题很多。我谈一点，那就是要把培养善良和高贵的品质放在道德教育最重要的位置，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让人拥有善良、高贵的灵魂。

我的幸福，除了恋爱、育儿，还有读书、写作。

教师月刊  你经常说，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在一般人看来，写日记似乎很小儿科，是学生的事情。

周国平  我5岁开始写日记。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朋友家玩，父亲的朋友给我糕点吃。我当时就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记了，不就白吃了吗？于是弄了个小本子记下来，就这样开始自发地写日记了。上学后尤其是上高中以后，天天写。17岁考到北京大学，所有的日记本我都带上。可是非常痛惜，这些日记在“文革”期间我不得不全部烧掉。写日记，可以留下人生中的各种好滋味，留下你的经历，你在这些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些都是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唯一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写日记可以帮助你学会一个人独处，与灵魂对话，不断反省自己，把外部的经历变成内在的财富。人有一个“更高的自我”、“灵魂的自我”。写日记的过程，就是这个“灵魂的自我”审视“身体的自我”的过程。这个时候，你的“灵魂的眼睛”是睁开的，你的“灵魂的自我”是在场的，同时，你的“灵魂的自我”将因此而越来越丰满、强大。这当然有助于生命的单纯和精神的优秀。

教师月刊  似乎阅读也有这样的作用。

周国平  是的，阅读也可以帮助“灵魂的自我”愈来愈丰富和强大。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把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

教师月刊  我相信，阅读也可以让人变得越来越清醒，不容易被流俗所裹挟，被所谓的“成功论”所绑架。

周国平  对的。今天社会上一些流行的东西，常常使人偏离生活的方向。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一定要珍惜身边的幸福，要珍惜平凡生活的价值。要有相爱的伴侣，有和睦的家庭，饭桌上有欢声笑语。这些比有车、有房、有钱重要得多。你当然可以去创造不平凡，去成就一番大事业。但是，所有的不平凡最后都要回归到平凡，都要用对平凡生活的作用来衡量这个不平凡的价值。如果你的不平凡是以破坏你的平凡生活为代价的，那我认为，这个不平凡就没有多大价值。

教师月刊  在很多人看来，你过的是不平凡的生活。这从很多博友在你博客上的留言可以看出来。

周国平  其实我过的是十分平凡的日子，无非是为人父、为人夫，还有就是读书、写作。

教师月刊  在这些“十分平凡的日子”中，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幸福？

周国平  一个是谈恋爱，一个是养孩子。

我第一次做父亲的经历，很痛苦。我的孩子，妞妞，一岁半就走了。后来我写了《妞妞》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人们提到我，就说“妞妞的父亲”。

或许老天爷看我喜欢做父亲，就让我又做了父亲，我现在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父母养孩子，当然很累，但心情放松。你面对的是小生命，是小动物，是幼崽。做父母干的就是大动物的事情。我觉得做动物的滋味好极了。平常我们做人做得太累了，有时候需要做做动物。

教师月刊  记得几年前，因为一个小聚会，我在路口等你，一会儿就看到你背着双肩包从地铁口走出来，感觉就像一个小伙子。我知道你今年69岁了。

周国平  我也觉得自己的状态不错。什么原因？开玩笑地说，我的养生之道就是抽烟、喝酒、熬夜，哈哈！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保持好的心态，保持从容的生活节奏。我不跟时间赛跑，不把人生当作争分夺秒的赛场。

教师月刊  什么是你的幸福生活？

周国平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让自己喜欢的人也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并能够以此养活自己。前者是恋爱、育儿，后者是读书、写作。

教师月刊  关于幸福，你对教师有什么要说的？

周国平  作为家长，我强烈地感觉到，教师对于学生的幸福起的作用太大了。遇到好的教师、好的班主任，孩子太幸福了，否则孩子就受罪了。教师可以做最好的幸福传播者。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他自己必须有正确的幸福观，从而能给学生正确的引导；第二他自己应该拥有幸福的人生，从而能给学生真切的感染。如果教师是一个热爱智力生活、善于享受精神幸福的人，他就能影响学生也成为这样的人。

（原载《教师月刊》2014年第7期）

    最近看到赵教授翻译的一幅对联发在网上，并谈了他为什么这样翻译的理由。然而，他的这种处理方式并未得到认同。为此，木草堂君发了一篇博文，对其所译对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读后感到这中国特有的对联要译成英文，不失其原意且具对仗工整的特色，的确不易。翻了一下我过去的博文。发现有几幅对联译得还有些味道（有别人译的，也有我译的），于是决定再录于此，而隐去译者名字，目的在于能听取到读者的真正看法和意见。也算是对对联翻译的一种讨论吧。                                 

                                          （一）

   上联：A willing mind sees nothing impossible， so the broken pots near the sinking boats witnessed mighty Qin’s surrender before Chu.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下联：A waiting heart regards everything available， so the determination from the torturing hay embraced weak Yue’s triumph over Wu.

           苦心人，天不负，卧心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二）

 上联：Time is avexation，come up roll and roll.

       时尽艰哉，岁月蹉跎事事侯。

 下联：Life is a struggle，have 2 step by 1 step.

       生多难也，江湖谨慎步步营。

                                           （三）

 上联：Rich in writing and painting but poor in life.

       富于笔墨穷于命

 下联：Old at beard and eyebrows but strong in mind.

       老于须眉壮于心

                           （四）

 上联：Reading more classics to open field of vision.

        多读古书开眼界

 下联：Avoiding unimportant thing to attain good spirit.

       少管闲事养精神

欣赏梦儿赠玉

雅情蓝老喜楹联
翻译请来几组笺
幅幅诗情译句美
翩翩一过醉山川

两幅“不可译”汉语对联的英译：

此木为柴山山出，

因火成烟夕夕多。

英译一：

The wood is wooden and mounts the mountains;

The flame is flammable when darkness darkens.

— Tr. 张智中

英译二：

The wood is wooden and mounts the mountains;

The flame is flammable after the afternoon.

— Tr. 张智中

英译三：

The wood is wooden and mounts the mountains;

The flame is flammable when fall the nightfalls.

— Tr. 张智中

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

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英译：

The falling raindrops fall against the window: two drops here, three drops there.

The sweet melon is cut to sweeten the guest: seven cuts hither, eight cuts thither.

— Tr. 张智中

《译心》

-我的翻译三宗罪-

(我的翻译三部曲之一）

宋德利 著

             （2014年3月1日出版，2013年12月已经上架。在豆瓣读书网输入宋德利著作便可看到样书。）

谨以此书述说我艰辛而美好的翻译人生

谨以此书献给天堂中的二老高堂

翻译就是造就彩云

    从事翻译已经四十二个年头，但究竟翻译为何物，直到有一天我抬头仰望长空，看到一片彩云形成的过程才突然悟出，翻译就是造就彩云。

    一阵喜雨过后，一片白云，一片黑云，互相靠拢，越来越近，中间的缝隙被一片灿烂的阳光所填充。渐渐地，白云和黑云在阳光的照射下融为一体。顷刻间，白云、黑云、阳光三合一体，你中有我也有他，我中有你也有他。这就是彩云。

    中文是白云，外文是黑云，译者是阳光。没有阳光，白云和黑云即便融为一体，也不会是彩云。没有译者，中文与外文也不会融合一体，形成彩云般的译品。

目录

独在异乡为译客

序言

宋德利

一片丹心可对天

- 悟解宋德利先生《译心十片》

高元祥

上篇

翻译第一宗罪

译海捞针：害得我好苦

（我的翻译真况43年）

一、黄金时期 葬于文革

二、白银时期 毁于农场

三、军事翻译 拉开序幕

四、外贸翻译 尴尬无奈

五、劳务翻译 不尽人意

 六、文学翻译  如鱼得水

七、梅开一度 坎坷崎岖

八、梅开二度 颇具传奇

九、梅开三度 始料未及

中篇

翻译第二宗罪

译不容辞：害得我好痴

（我的翻译真言40句）

一、坚定信念

1．坚定信念2． 明确目标3． 强烈欲望4． 敢字当头5． 干字当先6． 百折不挠7． 持之以恒8． 不惧挫折

二、坚守孤独

9．忍耐孤独10．吃苦耐劳11．拒绝诱惑12. 自我激励13．敢于冒险14．心态平和15．自知之明16. 虚怀若谷

三、坚持过程

17. 一鼓作气18. 追求创新19. 管住自己20. 超越自我21. 抓住时机22. 多能受益23.  分秒必争24. 有备无患

四、坚挺标准

25. 常怀善心26. 小文大作27. 精品意识28. 注重总结29. 勇于自荐30. 常思感恩31. 战胜烦恼32. 肯定自己

五、坚毅自持

33. 找回童趣34. 嘴上留德35. 热情赞扬36. 过滤情绪37. 狂而不妄38. 认清自己39. 牢记愿望40. 不断追求

下篇

翻译第三宗罪

译不厌诈：害得我好油

（我的翻译真经36法）

一、翻译手法

1. 增添法2. 省略法3. 转换法4. 叠音法5. 美化法6. 变通法7. 抽象法8. 形象法9. 模糊法

二、句式调整

10. 拆句法11. 合句法12. 顺译法13. 逆译法14. 颠倒法15. 内挂法16. 外挂法17. 悬垂法18. 插入法

三、语言修辞

19. 格言法20. 翻新法21. 顶针法22. 回旋法23. 重组法24. 对偶法25. 四字法26. 对句法27．排句法

四、文稿格式

28. 静动法29. 零整法30. 心临法31. 挖掘法32．综合法33. 直译法34. 意译法35. 归化法36. 异化法

独在异乡为译客

序言

宋德利

    丝丝柔柔，点点晶晶；谧谧幽幽，迷迷蒙蒙。淅淅沥沥的春雨，洒落在蜿蜒的石板路上，继而顺势而下，叮叮咚咚，汇入潺潺的林边小溪。

    2013年5月9日，翻译间隙，我闲倚花窗，眺望春雨中迷人的鲜花和娇嫩的新叶，放松自己的眼睛。片刻之后，我重新坐回到电脑前准备继续翻译的时候，却心血来潮，点开了电子邮箱。

    我惊喜地发现，陌生的方柏林先生给我发来一封信。他说：“我也是一位文学翻译者，有文章将被收入郭凤岭先生正在编辑的《译者的尴尬》一书。他今日留言请我帮助打听您的联系方法，我想可能是想收入您的某篇文章。我将此邮件一并发给二位，详情我也不是很清楚，请郭先生与您直接联系！”

    我按照方先生提供的信息马上给同样陌生的郭凤岭先生写信，郭先生很快给我回复说：“我是金城出版社·北京蜜蜂出版公司编辑郭凤岭。您的那篇《我的翻译人生》影响巨大，正巧我在编辑《译者的尴尬》，看到先生这篇文章，甚喜，遂想收入此文。幸得方柏林（南桥）先生代为联系，希望先生成全。”

    这一好消息不啻天外飞来的喜雨，我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并说明情况：“《我的翻译人生》是我多年前写的。说的都是心里话，所以虽然并不算什么好文章，但却一直备受读者关爱，不知道被海内外网友转载过多少次。美国《侨报》记者黄峰滔还以此为基础写了专访文章，配了照片，发表在周末版头版头条。报道发表之后，影响不小，也不知道又被多少人转载，甚至还被世界名人网刊登在头版头条，另外还有别的媒体跟进，再次采访我。这都是我始料未及的，可能就是因为说真心话的缘故吧。不过此文并没有讲述翻译技巧。”

    郭先生随即回信说：“其实正是因为先生说的是真心话、译外功，才正适合我们这本书的编选原则，翻译理论与技巧的书已经太多了，而我认为那只是从技术层面关注翻译，我们这本书是想从‘人’的角度，从译者的精神及现实处境的角度，来编辑。谢谢您的支持。”

    翻译需要“译内功”，更需要“译外功”。我说的“译内功”是指翻译技巧，“译外功”是指心理素质。早年写的《我的翻译人生》说的是“译外功”，一共写了15条，随意罗列在那里，酷似开列清单。看条数不少，但谈及的只是我在国内的翻译情况。自1997年来美国至今已经16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又有新的译作。有鉴于此，很有必要续写《我的翻译人生》，使之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丰富，更加有趣，更加实用。但是这种想法长期以来只是停留在梦想中，直到这次突然被郭先生激发出灵感的火花，才把续写从梦想变为现实。

    续写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第一宗罪 - 译海捞针，害得我好苦（我的翻译真况43年）。这部分是按时间顺序，简述自己的翻译历程。

    为了说明问题，我会在某些方面适当地花较大篇幅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翻译故事，其中包括我曾经从事的军事翻译、外贸翻译、劳务翻译、新闻翻译，尤其是我最钟爱的文学翻译。

    同样是为了说明问题，我把原来着墨不多的一些情况也略加铺陈，诸如：大学时期的英语学习情况、大学时期参加“文革”的情况、毕业后下农场接受再教育的情况、参军之后的工作情况、在外贸系统的工作情况、在伊拉克时期的工作情况等。

    还是为了说明问题，在文学翻译方面，基本上是追忆每本书的翻译出版历程。此外我还会摘录一些与编辑的来往信件。

    中篇：第二宗罪 - 译不容辞，害得我好痴（我的翻译真言40句）。这部分保留原来的十五条“译外功”，极少修改。此外，又新增若干条。这些条目随意性很强，完全打破时间顺序，而且长短不等，繁简不一。

    下篇：第三宗罪 - 译不厌诈，害得我好油（我的翻译真经36条）。这部分说的是所谓的“译内功”，即翻译技巧，拉拉杂杂多达36条，可谓“翻译三十六计”，都是我自己采用过的翻译方法，难免存在局限性。

     也许您会问：“译彩纷呈，功莫大焉，何罪之有？为何取这样一个怪书名，及至给无辜的翻译定罪三宗？”。其实，我的本意并非如此，我是在正话反说，明贬暗褒。不信，您看过此书，掩卷细品，一准会恍然大悟：“那三大罪，岂不是三大功吗？”俗话说“打是疼，骂是爱”，即是此理。

    相比之下，上篇是我的翻译行为之轨迹；中篇是我的翻译心灵之揭示；下篇是我的翻译方法之总结。

    至于以上各篇提及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相关译文和体会，则放在附件里以资补证。我设立附件有一个初衷，那就是希望借此和读者分享一下自己的译文，并展示一下自己的翻译水平。因为有人会问：“你在书的前边谈到那么多‘译外功’和‘译内功’，但它们的效应究竟如何？”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看看。想一想，此问言之有理。读者读了你 “译外功”的那些言论和“译内功”的那些条条，自然也想看看你的译文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译文烂得令人不屑一读，那些内外功之类的说辞尽管天花乱坠，也是空谈。

    我深知自己的水平在翻译高手的眼中恐怕只够初级，但我还是想尽量选择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篇章和大家分享。

    纵观自己多年来走过的翻译之路，我一直在努力遵循自定的翻译行为准则，可归纳成如下的 “译心十片”：

一片良心可对天（译笔如人格标尺，敬业有德）

一片清心做学问（译事如面壁坐禅，清心寡欲）

一片恒心不松劲（入行如骑虎难下，持之以恒）

一片横心迎困难（译著如火中取栗，敢字当头）

一片精心求完美（译写如镂金琢玉，精益求精）

一片冰心对赞美（赞美如春风一度，瞬息而过）

一片虚心对批评（批评如醍醐灌顶，终生受益）

一片耐心对恶言（恶言如惊雷震耳，闻者足戒）

一片热心对求助（求助如雪中寻炭，有求必应）

一片善心携后生（后生如推前之浪，鼎力相助）

    每一个人一生中值得一说的故事很多，但本书的编写尽量本着三条原则：只说自己，不说别人；只说翻译，不说其他；只说故事，不说理论。有鉴于此，本书至少有“四不宜”，就是说有四种人不宜读：害怕吃苦者不宜；害怕失败者不宜；寻求捷径者不宜；寻求财路者不宜。

    无论这本小册子最终是否能够变成纸质印刷品，我都要把它发表在网络上，以便能与更多的朋友共同分享，原因如下。

    它是一个总结。总结的是译事，着眼点主要放在翻译层面，也就是集中在自己从事过的各种翻译以及与这些翻译相关的事情。至于总结，假如无所事事，就无法进行总结，好在我在翻译方面还是努力地做过一些事情，因此有总结的条件和必要。

    它是一个反省。反省的是译德，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自己的心路历程，包括自己在翻译中所体现出来的为人之道及思想品格。这样的反省，假如没有诚意，就无法进行。好在我一直都有一颗诚挚的心，总是希望在翻译方面，以及在处理与翻译相关的事物，尤其是与人相处的时候不忘记自己的人格。

    它是一个展示。展示的是译能，主要是指展示自己的翻译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究竟如何逐步提高，究竟帮助我在翻译方面做了哪些事情，但假如这种能力缺乏价值，不能给别人带来帮助和喜悦，就没有资格加以展示。窃以为，自己在翻译方面的种种，即便正面的参考价值不大，至少可以从反面为译界朋友提供一些启示。

    它是一个告白。告白的是心声。我的翻译生涯从1970年算起，至今已经超过40年，出版的书籍已超过20种，尚未出版的也不少于这个数字。有人会说，你做了这么久的翻译，总该有些什么话值得说说吧。的确如此，我在漫长的翻译岁月里，有时顺畅，有时坎坷；有时开心，有时窝火；有时得意，有时委屈。然而翻译不是原创，无法道出译者的心声，因此读者只能看到我的译文，而字里行间所饱含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却无从知晓。本书算是原创，因此正好得以公开自己的心声。

    它是一个答谢，答谢的是恩人。我的文章中有众多人名，他们都曾在英语学习和翻译方面帮助过我。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为了感谢他们，我才特意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写在这里。有些人身卑名微，他们的名字可能从来没有在公众中出现过，为此，我有一个心愿，无论我的文章传播到哪里，他们的名字也将一起被传播到哪里；无论我的文章传播到何时，他们的名字也将一起被传播到何时。   

    它是一个邀请。邀请的是读者朋友，我写此书当然不仅是为敝帚自珍，更是为与他人交流，因此诚恳地邀请您，不管您是否也是翻译同仁，都来分享我的翻译心得。我希望您接受我的邀请，并不吝赐教，因为在我的翻译园地，您的赐教就是煦煦春风，就是霏霏喜雨！

2013年7月2日美国纽约/新泽西

2014年元宵节发表于新浪博客

一片丹心可对天

- 悟解宋德利先生《译心十片》

高元祥

北京蜜蜂出版公司及郭凤岭先生堪称出版传媒伯乐，以慧眼发现并推介宋德利先生这部被业界尊称为“翻译圣经”的书稿《译心》。宋德利先生在开篇最后，用十种心情概括了他四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译海之中苦苦探索的心路历程。这说的不仅是作为一个翻译家应该具备的精神素质，同样道出了他在通往成功道路上刻骨铭心的自我修炼的艰难历程。对于任何人都具有醍醐灌顶的启示和鞭策作用。作为高中及大学时期老同学，本人结合自己对德利老同学的了解，以及对他执着奋斗所走过的闪光足迹的思考，就这《译心十片》写下十首新韵七律，不惧词句苍白，理解浅薄，仅此作为学习心得，读书笔记记录在案，送给德利先生共勉。

之一 良心善本生慧根

良心本自慧根连，译者读者一心牵。

善解人意方能译，既传故事更传缘。

温良恭俭心平静，善根深厚步履坚。

甘为大众勤吐哺，返璞归真塑真言。

之二 清心寡欲做学问

清心寡欲神先定，定能生慧好发端。

笃定修炼强心智，思维有序细钻研。

静中思绪任驰骋，动中灵感似涌泉。

佛家禅语天机在，笑看俗人跨越难。

之三 恒心在持之以恒

恒心理念有发端，执着容易坚持难。

志向高远从头越，心如止水好超然。

千辛万苦从容度，百折不挠志弥坚。

行百步成半九十，心如磐石任等闲。

之四 横心忘我迎困难

横心豪气蕴于胸，志在必得胆气生。

犹如华山一条路，懦弱低能莫攀登。

要学武松景阳冈，英雄偏向虎山行。

敢在译海披荆棘，踏遍青山好轻松。

之五 精心求证出精品

精心译注费研究，语不惊人死不休。

精选词句能忘我，斟酌语法不知愁。

精雕细琢出上品，反复玩味润笔头。

精益求精终有益，人品译作双丰收。

之六 冰心应对名和利

冰心玉洁意念纯，皓月伴君苦耕耘。

冷峻面对身边事，笑傲江湖四海春。

我行我素无杂念，潜心译作不染尘。

名利得失全不顾，留得口碑启后人。

之七 虚心面对批评事

虚怀若谷心空灵，从容大度面苍生。

谦卑纳谏增聪慧，镜正衣冠好塑形。

千锤百炼经风雨，评头品足促精明。

滴水石穿勤积累，大器晚成建殊功。

之八 耐心倾听天地宽

耐心倾听换位论，设身处地理解人。

恶意只因心胸窄，情怀豁达揽乾坤。

化解矛盾敌成友，较量得失凭本心。

功名利禄烟云散，无私无畏渡迷津。

之九 热心助人齐奋进

热心本源慈善根，助人为乐利他人。

启蒙引上成才路，提携成就共耕耘。

诚信互助同进取，雪中送炭暖人心。

一花独放寒料峭，万紫千红方是春。

之十 善心帮扶携后生

善心助人忘得失，殚精竭虑育后人。

授鱼何如授之渔，无心插柳柳成荫。

更将善念传开去，众口合力可铄金。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才辈出育译林。

注：高元祥，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广州部队和深圳边防检查站，后转入河北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曾任人口研究所所长，人口学系系主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等。主要著作包括英译汉《人口研究入门》、法译汉《人口学词典》以及专著《人口学概论》、《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研究》等。现被聘《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澳港台画报》高级顾问。新出版自传体诗文集《追逐太阳》和《澳港台画报》专刊《跟着火炬看中国》诗集。

当莫言遇到葛浩文

（选自《英语世界》2014年第8期）

 
文/蔡华

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内媒体介绍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时多是萧红作品研究者兼译者；当下，葛浩文似乎只是诺奖新晋得主的御用英文译者。事实上，葛浩文的翻译成就并非“一步登天”，算起来，20年前葛浩文与莫言先因《天堂蒜薹之歌》，后因《红高粱家族》而结缘。

一直以来，西方译介倡导母语为译入语的翻译活动，莫言走向世界的成功典范说明了这种推崇姿态的非凡效用。当莫言遇到葛浩文的时候，从事中国现代文学英译的葛教授更是按捺不住翻译的冲动。上述莫言作品的英译实况从画龙点睛的译名文眼中尽可管中窥豹。最早的 Red Sorghum 是完全对应的翻译，其后的 The Garlic Ballads 则是部分对应的翻译，虽然原作冠名中的“天堂”在英文中不乏对等词汇，译者葛教授还是自作主张地删减了透析着文化寓意的这个故事元素，依托 Ballad 在英语文学中因其传统体裁和经典内容而传递的文学气质和精神来吸引英语读者。初译告捷之后，葛浩文教授的翻译底气更多地释放出来，如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和 The Republic of Wine，两个译作译名具有异曲同工之巧妙意译特点，逐字而看，“丰—乳—肥—臀”全部“变形”与“错位”，然而本意犹在，性感基调迎合了英语读者的审美共性。再后来的译名 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 和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在其英文固有的诙谐搭配与进行时态的气氛中译态酣畅。葛教授的最新译作 Sandalwood Death体现了译者更放开的“译有所为”姿态，信手拈来地用“尘埃落地”的极刑取而代之，从而刺激了英语读者的好奇心，之后，葛教授又不给他们丝毫的缓神余地，不失时机地附加了原文标题中没有的成分 A Novel，继而使英译小说名字的前半部貌似轻描淡写的内容信息——异乡酷刑——在“一部长篇创作”的体裁字眼中扑朔迷离起来，于此，熟悉且陌生的故事元素纠缠一处，冲撞着英语读者的期待视阈。

与其他先行出版的、门庭若市的葛浩文英译的莫言作品相比，其最新译作Sandalwood Death: A Novel 的翻译研究刚刚起步，为此特选文本中第一章第一节中所有自然段的起句译文为例进行汉英对比的翻译鉴赏。

通常，西方读者重故事，轻描写。显而易见，《檀香刑》第一章“眉娘浪语”十分契合美国读者偏好性、暴力与政治的阅读习惯。葛教授在不悖原文语旨的同时调配其母语表述，其间他投其（英语读者）所好的翻译本能与言归正传（地道英语）的翻译本事交相揽胜，例如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的原文、译文比对而出：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That morning, my gongdieh, Zhao Jia, could never, even in his wildest dreams, have imagined that in seven days he would die at my hands, his death more momentous than that of a loyal old dog. And never could I have imagined that I, a mere woman, would take knife in hand and with it kill my own husband’s father. Even harder to believe was that this old man, who had seemingly fallen from the sky half a year earlier, was an executioner, someone who could kill without blinking.

第一自然段起句部分的三个汉语单句分别在译文中悉数而出。第一个单句在语序逻辑方面与原文如出一辙的同时，译句逗号密布，充盈着原文所没有的节奏张力，尤其是后半句中“死得胜过”的一般性描述在译句中具体化为 momentous，凭其所依托英语比较级结构，该译词显得好不突兀造次。 2000年 3月，莫言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说过，“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这光彩中的一道色彩就是英语语言表达的优势。第二个单句在语篇关联方面巧借英文倒装句，不出原文其右地再现了平行结构的连贯性，届时译者持续发挥译入语优势，灵活地运用现在完成时态将原文中第二个“想不到”所隐含的时间差淋漓尽致地营造出来。从事文学翻译且译理成章的许渊冲教授认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以此考辨第三个单句的译句，其中第三个“想不到”虽然变相地译为 hard to believe，却不脱离原文故事情节发展的语境意义，符合原文语境意义的译笔更表现在该译句中 who 引导的双重定语从句“句中句”的设计上，这一翻译创译鲜明地照应着原文一语三叹的句法修辞功能。至此，第一自然段中集暴力、女色以及特定的时代色彩全方位地进入英语读者的视界。

接下来是第二自然段的起句部分的三个单句及其译句：

那天夜里，俺心里有事，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烙大饼。俺的亲爹孙丙，被县太爷钱丁这个拔屌无情的狗东西抓进了大牢。千不好万不好也是爹啊，俺心烦意乱，睡不着。越睡不着心越烦，越烦越睡不着。

My thoughts kept me awake that night, as I tossed and turned on the brick kang, like flipping fried bread. My dieh, Sun Bing, had been arrested and locked up by County Magistrate Qian, that pitiless son of a bitch. Even if he were 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 he would still be my dieh, and my mind was in such turmoil I could not sleep, forestalling any possibility of rest.

《檀香刑》跌宕起伏的故事愈演愈烈，这一段中新的故事角色“孙丙爹”人未出场却已然先声夺人，顺便另一个重要角色“钱丁”也趁机推出。这一部分中的中国本土风情的俚语表达，如“烙大饼”、“狗东西”和“千不好万不好”一并入乡随俗地意化为地道的英语惯用语汇 flipping fried bread、son of a bitch 和 the worst person，形意俱现。

第三自然段起句部分的汉英对比如下所示：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俺的丈夫赵小甲是杀狗宰猪的状元，高密县里有名声。他人高马大，半秃的脑瓜子，光溜溜的下巴，白天迷迷糊糊，夜晚木头疙瘩。

The knife goes in white and comes out red! No one is better at butchering dogs and slaughtering pigs than my husband, Zhao Xiaojia, whose fame has spread throughout Gaomi County. He is tall and he is big, nearly bald, and beardless. During the day he walks in a fog, and at night he lies in bed like a gnarled log.

这一部分的行文集中塑造女主人公的丈夫时，文笔格调迥然不同于之前写公爹和爹时的“狠”与“怨”的心境，女主人公复杂的情感层次十分醒目，而“光溜溜”、“迷迷糊糊”的复合叠声词分外应景。葛教授运用常见的英语后缀 less兑现前者荡然无存的原意，用介词短语 in a fog 与紧随其后的 log 对碰成尾韵修辞，也兼顾到了“疙瘩”的形声色彩，一举两得。这样的翻译所得在第四自然段的起句单句“凉森森”（“背靠着凉森森的墙壁”）的英译 leaned against the cold wall 中落空了。对于这一部分最后的自然段起句中的双声叠词“扑通扑通”（“四更的梆声锣声，把俺从噩梦中惊醒。俺浑身冷汗，不是一颗心，是一大堆心，在扑通扑通乱跳”），葛教授直截了当地利用与动词组合的介词 against（The clapper and gong sounding the fourth watch startled me out of my nightmare. I was damp with cold sweat, and many hearts—not just one—thudded against my chest.）担纲。由此可见，面对汉语叠词声色大开的本色，葛教授英译特色不拘一格，终是失中有得。上述《檀香刑》译例中，从“爹”的绝对直译 dieh 的字音，到“状元”的绝对意译 no better 的句构，时时留心文学可读性的葛浩文在直译与意译区间处处留意，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英国伦敦大学汉学家贺麦晓教授曾说：“莫言主要是在资深翻译家葛浩文的帮助下，逐渐打开英文图书市场的。”早在2000年3月，那时葛浩文教授还只英译了莫言的三部小说，莫言本人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演讲时就说道：“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这种光彩不仅仅是英语文字的洒脱，也是英语文学的超度，用旅居中国多年的中国文学英译大家戴乃迭女士的话说来就是“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英美文学的外衣”。摇曳的外衣下，莫言作品自带的国际性文学通感伏笔绰约可视，把莫言比作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葛浩文如是说：“当我阅读莫言的作品时，我时常会想到狄更斯，他们的作品都是围绕着一个鲜明道义核心的鸿篇巨制，大胆、浓烈、意象化而又强有力。”（引自《中国日报》）而清晰透视到的更是葛浩文那于无声处精传言，应声而至巧会意的英语译话。当自愿“为君忙作嫁衣裳”的葛浩文联络莫言请缨的时候，一片新大陆的橄榄叶飘落到了高密的诺亚方舟上。 □

On Translation 译经

许渊冲

Translation is possible;            译可译，

  It’s not transliteration.          非常译；

Neglect the original form;          忘其形，

  Get the original idea!              得其意！

Getting the idea,                   得意，

  You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理解之始；

Neglecting the form,                忘形，

  You express the idea.               表达之母。

But true to the idea                故应得意，

  Common in two languages;            以求其同；

Be free from the form               故可忘形，

  Peculiar to the original!           以存其意。

Idea and form are                   两者同出，

  Two sides of one thing.             异名同理。

Get the common idea;                得意忘形，

  Neglect the peculiar form!          求同存异！

That’s the way of translation.      翻译之道。

                                      转载自《英语世界》1996/9

      美国学者唐德刚说，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

      周恩来和李鸿章各算一个，顾维钧因未有决策权，顾维钧只能算半个外交家。

      对这一说法，得到了国外研究中国史与外交史的专家学者认可，但国内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

      周恩来是现代中国外交家，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争议的焦点就在李鸿章和顾维钧两人身上，二人生不逢时，进行的弱国外交。

      有人戏称，李鸿章代表屈辱外交，顾维钧倡导常识外交，周恩来展示魅力外交。

    李鸿章虽然签订了不少割地、赔款的条约，但是假如没有李鸿章的话，也许情形会更糟，毕竟祸不是李鸿章闯的，李鸿章每次做的都是事后的谈判工作

      而且除了李鸿章，清政府几乎无人可以用来进行这种外交了。

      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对其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是弱国外交的闪光，但是终究没有保住山东。

      此后，在国民党同志旧中国时期，顾维钧为中国外交做很多工作。可以说顾维钧是职业外交家，这与李鸿章，周恩来不同。

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为之降了半旗。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周恩来的外交魅力可见一斑。

       周恩来做到了很多前两者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也许是强国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

      这也是李鸿章最为遗憾的事情——没有能够通过洋务运动使得国家富强起来。

      李鸿章主持清朝的外交，顾维钧主持民国的外交，周恩来主持共和国的外交。

      从半个外交家到一个接一个的外交家，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有所提高的，今天两个半外交家都已经作古，周恩来之后还有谁能与称得上真正的外交家。

      窃私以为，今后中国再无外交大家矣！

怀念一本书

■ 贺绪林

　　舞文弄墨多年,没有其他嗜好,只酷爱书。生活顿顿宁无肉,居家时时必有书。因此羞涩了衣袋,书架却日渐丰富起来。但丢失的书籍也不少,心疼自不必说。最为可惜的是把一本《林海雪原》弄丢了,至今在我心里结着一个疙瘩。

　　说来惭愧,那本《林海雪原》是我偷钱买的。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课外读书有点饥不择食。一天从同学手中得到一本连环画,作业也顾不得做就如饥似渴地翻看起来。那册连环画残缺不全,无头无尾,却非常地吸引人。我一连看了好几遍都觉着不过瘾,为没弄清书中主人公命运的凶吉祸福而牵肠挂肚。同桌告诉我,书名叫《林海雪原》,镇上的新华书店有卖的,一套十册,好看死了。同桌带有煽动性的广告语言,有着强烈的怂恿味道。我的心痒痒了,打算买一套回来,美美地看他个天昏地暗。

　　但资金是个严重的问题。上哪儿去解决呢？犯难之中我想到了父亲的钱夹子。

　　父亲的钱夹子在衣柜里的一个木匣里放着。木匣没有锁,保密性能很差劲,每每取衣服时我都能看到它。最初,我也想光明磊落地解决没有资金的困难,向父亲要钱去买书,但又想到父亲一定不会批给我这笔款项的。父亲虽然很疼我,也很支持我读书,但他向来财政困难,爱莫能助。

　　思之再三,我决定铤而走险,做一回内贼。我趁父母不在家之际,掀开衣柜打开木匣,取出钱夹子。父亲的钱夹子实在瘪得太羞涩,钱币不会超过10元。我不敢拿元以上的纸币,只是扫光了毛票和“分分洋。”

　　翌日,放了午学我家也没回,直奔镇上的新华书店。当我从营业员手中接过那套十册的《林海雪原》连环画时,激动得手都在发抖。可一看定价,心顿时凉了。全套连环画定价二元五角,可我手中的钱仅有一块一角五分,连一半都不够,我翻着那十册书做着抉择,舍弃哪一册都感到可惜。营业员是个和蔼的中年妇女,她看出我的心思,也洞察到我的经济现状,微微一笑,拿来一册厚厚的书递给我,说道：“买这本吧,包你满意。”

　　我接书在手,仔细一看,是小说本《林海雪原》。再看书价,不禁大喜过望,定价正好是我的囊中所有。我便毫不迟疑地把手中的钱给了那位和蔼可亲的营业员,不等她在书背页上盖“已售”的图章,就拿着书欢天喜地跑出了书店……

　　后来,父亲发觉钱夹子的钞票不够了数儿,问母亲用过钱没有。母亲莫名其妙,说没用过。父亲怔怔地看着钱夹子,便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我做贼心虚,急忙避开父亲质询的目光,找借口溜出了家门,躲在麦场的草垛背后去读那本来之不易的《林海雪原》。

　　再后来,一位朋友来家看到此书,开口要借。我本不愿借,却碍于情面,借给了他。谁知过了些时日朋友来说,书弄丢了。我的心不禁一沉,忙问怎么会丢？原来朋友把书又借了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又借书给了朋友……如此三传五传地就把书弄丢了。我十分生气,却看见朋友一脸的愧疚,无法发出火来。朋友感到对不起我,说改日到书店给我买一本来。那时正值“文革”非常时期,书店哪还有此书卖！

　　如今,我的书架空着一丝遗憾。对着书架空着的那丝遗憾,有时我也在想,就算当年朋友真能买到书还我,我也会感到心疼的。究竟这一本不是那一本。那本《林海雪原》是我书架上的第一册书,它来之不易,记载着一个少年渴求知识的冒险经历,同时也记载着父亲的艰辛和汗水。

　　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我都会记着那册书。

（2014年8月20日发表于《文化艺术报》）

论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现象批评提纲

刘再复

语言暴力的发生与发展

    20世纪 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语言革命，即“五四”白话文运动。这场革命的结果，产生了白话文，开创了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文学史与新文化史，但也产生了一种副产品，这就是语言暴力。所谓语言暴力，是指以语言为武器进行人身攻击与生命摧残的暴烈现象，也可界定为暴力在语言中的表现。

    “五四 ”新文化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于：

    一、作为中国主要文化资源的儒家思想已经衰落，已不能帮助中国适应世界新环境；二、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性文化，中国明显阙如，需要借助西方文化予以补充。这两方面的历史合理性使人们永远铭记“五四”运动卓著的历史功勋。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改变现状的心理过于急切，形成一种影响 20世纪中国命运的语言暴力。或者说，“五四”运动的语言革命在组合进西方逻辑理性的同时，也把反理性反逻辑的造反语言带进了新的白话语系里。当时的文化先驱者都是一些热血满腔的杰出人物，他们面对黑暗的铁屋子，不能不采取偏激的策略，因此，陈独秀在宣言式的《文学革命论》中一连提出三个“推倒”。在文化上以“推倒”作为纲领，这在过去中国的传统话语中是前所未有的。或者说，这种话语方式仅仅出自史书里所记载的一些农民造反者之口。20世纪的语言暴力就从这里开始萌发了。当然，由于陈独秀本人毕竟是一个文化领袖，而不是后来的那种文化草莽，再加上另一文化领袖胡适所坚持的西方理性态度与改良主张的调节，所以这种“推倒”之论还没有在语言上蔚为风气。暴力之于语言仅仅小试牛刀，并未构成人身伤害。

     “五四”运动时期对白话文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林琴南认为，这场“文化革命”将会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文学。所谓“引车卖浆者流”，包括一些痞子流氓在内，他们的语言往往粗俗而暴虐。尽管当时林氏的立场并不为“五四”运动文化领袖所认同，但他的忧虑在今天看来却并非没有道理。可以说，不仅“文革”的造反派语言证明了他的预见，而且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某些方面领教着这种“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化造反”和“文化爆破”。

    由语言革命而产生语言暴力，这是白话文的悲剧，但这场悲剧的真正形成是在“五四”之后。先是创造社之类激进文学社团的推波助澜，然后是接二连三的有关文学语言口语化、大众化的倡导和张扬，致使暴力一步步地摄去了白话文的灵魂。1928年 8月，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攻击鲁迅：“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短短几句话，就给鲁迅扣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三顶大帽子。可见，“文革”中红卫兵的语言方式最早源于创造社的这种上纲语言。这种语言暴力，经由以瞿秋白等人为指导的左翼文艺运动，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及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艺术成为与所谓的革命武装并列的另一种军队，从而使“批判的武器”完全等同于“武器的批判”，文字语言完全变成枪炮似的物质力量。这种“武器的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到了 1949年以后，与权力结成天然联盟，从而完成了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一体化统治，或者说，完成了暴力语言和语言暴力的互动专制形式。专制统治首先是语言统治。从 50年代的批胡适、批胡风、批右派、批彭德怀，到 60年代的批所谓“反党小说”，批刘少奇等“走资派”，其语言的暴虐，都是中国人自从学会说话以及仓颉造字以来绝无仅有的。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十年“文革”中，形成了一种横扫一切的大字报文体、红卫兵语言和造反派语言。几乎所有的人，哪怕是天真烂漫的小孩子，都会喊出诸如“打倒”、“油炸”、“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踩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口号，从而把语言暴力推向灾难性的巅峰。

语言暴力的主要形式

    德国著名哲学家本雅明（W．Benjamin）在他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中把语言分为人的语言、神的语言与物的语言三大类，指出“人类的语言存在就是为事物命名”，“作为人类的思想存在，语言的这个彻头彻尾的总体性的精粹就是名称，人类是命名者”。这就是说，命名是语言最重要的特征，是极为严肃的根本性活动。因此，“名称不仅是语言的最后言说，而且是语言的真实称呼”。语言暴力是人的语言的变质，之所以变质，首先正是背离“真实称呼”，它歪曲被命名对象的真实内涵。本雅明说人的语言是命名的语言，物的语言是非命名的语言，即哑的语言。但他没有把物分为动物与植物。猛兽的语言其实不哑，它的语言是咆哮与吼叫。远离真实的定罪性与诽谤性命名实际上已使人的语言蜕化为兽的语言，变成咆哮与吼叫。经过数十年的积淀而在“文革”中形成的语言暴力，形态完备，自成系统。而最突出的暴力形式是定罪性与诬蔑性的“命名”。在“文革”中，无数领导人与知识分子被命名为“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等，每一种命名，都是置人于死地的暴力。以吴宓先生为例，给他的命名就有如下十几种：“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蒋介石的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封建堡垒”、“杂种”、“最大的现行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豺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死敌”、“无产阶级革命的死敌”、“蒋匪帮的鹰犬”、“蒋匪帮反动政权的吹鼓手”、“卫道士”、“封建买办的糟粕加资产阶级的洋破烂”。在吴宓之前，给胡适的命名也有二三十种之多。除了胡适、吴宓这种“个体性命名”之外，还有另外几种同样带有巨大暴力的命名：

    一、普遍性命名。如“阶级敌人”。

    二、集体性命名。如“胡风反革命集团”、“资产阶级司令部”、“裴多菲俱乐部”等。

    三、阶级性命名。如“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

上述命名所以会构成暴力，不在于命名，而在于这种命名带有三个问题：

   一、这是一种极端“本质主义”的命名。不仅命名的方式是“本质先于存在”的方式，而且是“本质严重歪曲存在”的方式，即概念与其描述的对象内涵差距极大。

    二、这是一种定罪性、诬蔑性命名。它包含着“恶”的道德判断和“敌”的政治判断。

    三、命名构成伤害效果与惩处效果。被命名之后总是伴随着相应的“无情打击”和专政措施，即语言暴力之后总是伴随着国家机器的暴力语言。生命个体被命名后不再是人，而是罪恶的概念，因此在实际上被开除“人籍”，而集体被命名后则便形成“贱民集团”，被剥夺人的基本权利。

语言暴力的其他形式

    除了定罪性、诬蔑性命名之外，语言暴力还有其他形式，这些形式与命名相关，但又有自己的特殊形态，且列举几项：

    一、两极性分类。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理论前提下，对人进行概念分类，如“黑五类”与“红五类”，“革命路线”与“反动路线”，“革命派“、“中间派”与“顽固派”等等。

    二、抹黑性隐喻。如“文革”中的“牛鬼蛇神”、“落水狗”、“害人虫”、“小爬虫”等，现今出现的“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等。

    三、独断性前提。强设逻辑前提，然后加以打击，如强设“赫鲁晓夫式的定时炸弹就在身边”这一前提，然后追查这种人物。

    四、军事化概念。用军事命令取代政治、文化术语，也造成语言暴力。如“向右派分子猛烈开火”，“攻克反动学术堡垒”，“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一切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此外，语言膨胀，把语言视为炸弹、精神原子弹，把领袖语言一句夸大为一万句以及语言重复、语境偷换、主语掉包等也形成了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的静态与动态

    上述提到的命名只是静态的命名。而语言暴力还有一个不断升级、不断创生，从量变到质变的动态现象。用过去的习惯语言表述，便是一个不断上纲乃至无限上纲的过程。

    一、不断升级。如对胡风的命名，第一级是“宗派主义”，第二级是“反马克思主义”，最后一级是“反革命集团”：“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对刘少奇的批判，开始是机会主义与路线错误，而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最后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总头目”，“叛徒、内奸、工贼”。升级过程大体上的模式是：思想问题——路线问题——反革命问题，即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至敌我矛盾。

    二、不断创生。语言暴力是最简陋、最贫乏的东西，它使汉语丧失想象力与美的魅力，然而，它却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如“四类分子”可以再生为“五类分子”，又可以繁衍为“九类分子”；本来只是“右派”，然后又有“极右派”、“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右派”；本来只有“不纯分子”，后来则衍生出“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本来只有“刘少奇的亲信”，后来又有“刘少奇的走狗走卒”、“刘少奇的徒子徒孙”；本来只有“反革命”，后来又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双料反革命”、“一贯反革命”等等。升级，再生，不断量化，不断变质，说明：政治愈激进，命名就愈激烈；命名愈激烈，又推动政治愈激进。政治权力与语言暴力的互动与互相激化，是语言暴力中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语言暴力的破坏功能

    一、制造了千百万的语言暴众。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运动，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语言暴力主体，这就是语言暴众，即“语狂”。这种暴众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使用的全是红卫兵语言和造反派逻辑，他们以摧毁名人权威为人生策略，其心态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农民起义心态。谁最有名，就对谁“举义旗”、施暴力。权威高明，批权威自然更高明，权威们都不行，自然就应当从零开始，即从我开始。这套策略背后是实现“老子天下第一”的机心与野心。

    二、造成病态的认知方式与心理结构。刀枪等物质暴力对人的摧残与破坏是外部摧残与外部破坏，即肉体摧残，而语言暴力则是对人进行内部摧残与内部破坏，即心理摧残与心理破坏。在语言暴力横行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被命名为右派分子，就会相应地“夹起尾巴”，正常人的心态也随即变为“贱民心态”。一代革命者与知识分子千百次地被称为“牛鬼蛇神”、“落水狗”，人们就在认知上发生变化：忘记他们是人与杰出人才，而误认为他们是什么“牛鬼蛇神”、“落水狗”，就划清界限，跟着“痛打”，并产生“暴民心态”。在“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中国人最后只剩下两种人：虐待狂与被虐待狂。两种狂人都以语言暴力摧残他人与自我摧残。暴力愈烈，愈有安全感，也就愈有快感，这样，就形成一种以“暴虐为快”的病态心理，乃至形成嗜好语言暴力与借助语言暴力投机的病狂。

    三、对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当代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已经十分警惕，但对人文生态环境的污染却缺乏警惕。至今，人类仍然缺乏对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风沙、洪水、毒物等，而对人文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则是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首先是暴力，它会造成社会心理的紧张、人际关系的仇恨与敌意。其次，语言暴力又是毒菌，它会腐蚀社会的基本礼仪、基本精神准则、心灵准则和道德规范。在语言暴力的笼罩下，社会将失去和谐，人将失去尊严。语言暴力在本质上是语言恐怖，深刻意义上的反恐怖活动，应当包括反对语言恐怖。铅字是有毒的，应当对语言的污染有所警惕：语言暴力是人文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

语言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不是传统原因。语言暴力是不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不是。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讲究“温、良、恭、俭、让”。中国的尚文传统和文章“温柔敦厚”的传统，都不是产生语言暴力的土壤。中国的古代先贤，如先秦诸子，他们虽有激烈争论，但文章都很有风度，很有文采。个别先贤如孟子，在争论时使用“禽兽”、“豺狼”等字眼，而且有种不容他人置辩的霸气，可算是带有语言暴力倾向，但就孟子思想论著的整体而言，还是具有儒雅风度，绝没有当代论者的粗鄙粗暴和人身污辱。在先秦以降的历史传统里，皇统与道统是有区别的，权力话语（皇权）与话语权力（道权）通常是相对独立的，因而也是彼此制约的。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并不同时占有“圣人圣言”，以致他的臣子尤其是手中握有话语权力的士大夫可以依据圣人圣言来批评他、限制他。换句话说，帝王拥有暴力，但他并不能把暴力语言变成语言暴力。然而，到了 20世纪下半叶的前半期，权力话语与话语权力却经由政治运动组合在一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语言暴力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被推向极致。

    二、是否外来原因？语言暴力是不是国际现象？笔者的回答既“是”又“否”。说它是国际现象，是指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中，语言都不可能是绝对纯正的，都有语言暴力的许多案例，包括欧美这些民主国家。此外，国际上的另一方，即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明显的语言暴力现象，如列宁在与考茨基争论时，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有“叛徒考茨基”的命名，斯大林对布哈林等人的批判更是充满火药味与血腥味。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名著《动物农庄》所讽刺的牲畜革命者们的造反语言与造反原则，都带有极端简单化的暴力倾向。其精神领袖“老少校”所宣布的“动物主义”最主要的一条是：“所有人都是敌人；所有动物都是同志。……只要是靠两腿走路的，就是敌人；四条腿走路的或有翅膀的，都是朋友。”而他的继承人则进一步反复说明：“四足者为善，两足者为恶。”政治判断后面跟着道德判断，敌人即恶人，奥威尔小说的原型，并非中国，可见，对人的简单分类和简单粗暴的道德审判外国也有。

    三、语言暴力产生的内部原因。可以确认，语言暴力的产生虽然也受到列宁、斯大林的影响，但主要是内部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其一是革命动员的需要。暴力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对这种暴烈行动的动员需要语言的简单化与煽动性，需要对敌手进行摧毁性的声讨、控诉、揭露、抹黑，把敌手置于死地，这就需要相应的暴烈性语言，需要畸形地强化语言的“威力”。其二是群众专制的需要。红卫兵造反后进入群众专政，其专政的特点，一是没有法律根据与法律程序；二是没有证据。这两个特点衍生出第三种特点，便是一切全靠语言暴力对审判对象进行“突破”。其三是宣泄的需要。中国长期属于非法治国家，许多本来应由法律解决的问题却无法解决，在此困境下，民众的冤屈无处申诉，情绪无法宣泄，便以谩骂代替法律，导致语言负荷过重，也导致不仅把语言变成革命工具、政治工具，而且也变成宣泄的工具。其四是实现欲望的需要。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权力与名声都可以转换为金钱，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高的社会效益特别是经济效益，一些投机的文化人便抛开一切道德约束，以打倒权威名人为生存策略和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而这又得借助语言暴力去“暴得大名”（胡适语），即刺激社会的注意力和获取最大的市场效应。

手段是目的的一部分

    一、有人说：只要有崇高目的尤其是革命的崇高目的，就可以使用语言暴力手段。这种论点有两方面是值得质疑的。首先，政治立场与语言作风并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如同人格精神之具有独立价值。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可能有良好的人格精神与语言作风，不能以政治立场的正确性来掩盖使用语言暴力的反人性及其对社会的破坏性。以某种党派的政治游戏规则来看语言暴力，可以承认语言暴力存在是合理的，但如果以人类尊严的原则和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原则来看语言暴力，那就可断定：语言暴力的存在并不合理。

    二、目的与手段两者的关系一直有争论。笔者认为，没有纯粹的绝对抽象的目的，目的是个过程，手段是此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也是目的本身的一部分。说卑鄙的手段可以达到崇高的目的，这是一种带有极大欺骗性的哲学，热衷肮脏语言手段的人不可能具有干净的人格与干净的目的。

    余论：保护香港的人文环境发生在大陆的语言暴力现象已从巅峰状态下滑，但其影响仍然存在。革命动员、群众专政所需要的暴虐语言已经减少，但流氓痞子式的粗鄙语言和造反派的诽谤性语言仍然在毒化社会。充满攻击、诬蔑、诽谤、中伤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层面已经结束，但在语言层面和心理层面上，并没有完全结束。令人不安的是，在大陆语言暴力衰退之际，香港、台湾的语言暴力现象却正在往前发展。报刊上随时都可以读到暴虐性语言：谩骂钱鍾书先生是“巧妙的无耻”的语言，攻击巴金是“贰臣”的诽谤文字，诬蔑竞选对手是“走狗”、“汉奸”、“卖国贼”的污辱性口号等等，这些在当今大陆报刊上不可能发表出来的文字，在香港则可以畅通无阻。香港是自由的多元社会，发表文章不必受到审查，贴大字报也得到允许。自由新闻制度带给正义言论以方便，也给语言暴力带来 “用武之地”，文化特别容易变成武化，大学生特别容易变成红卫兵，文人特别容易变成文棍。自由社会往往伴随着滥用自由的严重问题，如果香港对语言暴力缺少警惕，任由语言暴力污染公众空间与整个社会，人们最后就会渴求有一个能够控制语言暴力的一元化统治结构，多元化社会就不能维持下去。文明社会的瓦解，首先是文明语言的瓦。

    20世纪下半叶，香港最让大陆人羡慕的是它既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又是一个有序的具有日常生活状态的社会，它有自由的、尖锐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又尊重人的尊严尤其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尊严，尖锐中有分寸，不构成污辱效果与伤害效果。保护这一传统与人文生态环境，是香港不同党派和持不同政治倾向的所有人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在对立竞争中都要共同遵从道德约束与语言约束，共同守卫不受人身攻击的人类尊严，拒绝语言暴力的毒菌对公众社会的污染与侵蚀。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 4月号

文/肖锋

老一代的思维和情感源代码是“文革”写就的，新时代源代码则由全球化、互联网写就。因为断裂，所以口水不断，误解不断。

今天众人都在热议“中国大妈”，我却想起“革命女干部”。电影《芙蓉镇》里那个剥夺别人幸福自己也没有好结果的毫无人情味的女人，是那个时代可悲的代表。影视剧里充斥着这种一本正经的、干瘪的、灭绝师太式的女人。比照港台同样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总觉得“女干部”们除女人味外还缺了点什么。是什么呢？或许是传承吧。

老一代的思维和情感源代码是“文革”写就的，新时代源代码则由全球化、互联网写就，两两不靠。因为断裂，所以口水不断，误解不断。你说我们是最没出息、最没责任感一代，我们就说你“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官人与文人决定着社会的气质，决定着是否尊卑有度，是否收放自如。

杨绛在《一百岁感言》里写道：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钱氏夫妇皆为天下读书人的楷模，杨更代表民国以降那些绝版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谈得思想。

大军阀吴佩孚是个廉洁标兵不说也罢，还写得一笔好字自不必说（吴所题“盛锡福”牌匾一直挂到今日），他值得一夸的是不跟知识分子斗气，一边听蔡元培大骂，一边给北大拨款。

蒋介石日记写着：不要跟文人过不去，他们会记仇的。是的，文人会写在历史上，写不了正史写野史，这是他们记仇的方式。老蒋枪杀了闻一多，但后来对令自己不爽的胡适和傅斯年却极其宽容，委任傅斯年做台湾大学的校长，胡适去世后写下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老蒋这样做，是反省了在大陆的失败。

“道统！道统！”即便穷乡僻壤，也总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老爷子叫骂，乡绅子弟出来做官，也是受这样的道统约束的，毕竟念过四书五经，不会玩得这般粗鄙。兵荒马乱时代，民国风流人物大都气定神闲，收放自如。官人与文人决定着社会的气质，决定着是否尊卑有度，是否收放自如。

北大清华“文革”期间自杀或被自杀者不下五百人。早前中大的陈寅恪也是给斗到小便失禁，以至条件反射听到大喇叭响就尿裤子。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知道什么叫斯文扫地了吧？

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粗鄙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精英的覆灭》一书盘点了历次运动中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到商业精英的陨落过程。今天“精英”早已是个贬义词。其实精英早已覆灭，无论多少房地产广告都唤不回。

自由不但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孤独，但未必人人都愿意承受。

远看以为斧头帮，近看原来是中国大妈。

中国大妈的广场舞，属于噪声污染自然扰民，可居然还用大刀、步枪等暴力道具打鬼子和反动派，被讽为神剧看多了。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就爱唱个红歌、跳个集体舞！”一位大妈受访时称“一唱浑身热血沸腾”。

每座中国城市都有个类似人民广场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茶余饭后集体散步，唱歌跳舞，勾兑感情。久居石屎森林里的人们在这里找热闹，在这座不断刷新的城市中找到些许归属感。

丽江四方街原住民也有手拉手群舞叫“打跳”，往往感染游客一起“打跳”。起初是赞美神，不是崇拜某个人，后来是礼赞生活，人们心态平和喜乐，瞬间拉近距离。而广场舞跳起来真有点舍我其谁的劲头，一派革命的霸道，令人想起红卫兵，富有权力崇拜的象征，走火入魔。

依附某个庞大权力能给人以安全感、归属感。

自由其实是一种负担，你需要一个强大的自我。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人需要一种归附心理，需要树立反动派，一个对立面，对立面更能激发“我们”之感。当个人从与母体联系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也开始产生。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纽带和世界重新发生联系。这种新的纽带便是宗教，抑或某个强权。于是希特勒产生了，“文革”产生了。

“很多人在牢里待久了就会害怕离监狱的生活，很多人总在自己的体系思维牢笼里待久了，就不愿接受更为新鲜的东西，于是禁锢了思想。”

自由不但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孤独，未必人人都愿意承受。群舞就是把自己交出，达到一种群high。

今天，新世代都在追求实用主义和自我实现，不再对革命感兴趣。他们自然反对广场舞，反对盲目感动，反对群high。全部新人类的共识，就是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每个人实现自己向往的生活。那么准备承受自由与孤独吧——这是新世代法则。

“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啦！”规则意识是现代型国家的必修课。

想来中国大妈们不易，出生时刚解放，长身体时赶上自然灾害，青春期赶上上山下乡，改革开放赶上下岗，老来群乐乐却犯众怒。想当年“不爱红装爱武装，飒爽英姿五尺枪”，如今劲头仍在人已老。一个典型的50后，新生代的长辈，有着特殊时期写就的思维源代码，他们不可能也不愿与那套东西决裂。否定一个时代是痛苦的，那等于否定自己的前半生，于是只有美化，甚至礼赞。

而新生代并无历史负担，他们的源代码来自全球化和互联网，这些代码虽是混杂的、混搭的、跨界的、不成系统的，但更具现代性（modernity），更明白规则和利益的边界在哪里。

今天，人人“向上奔”的精神支撑着这个国家……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所以有理由将希望寄托在80后、90后，无论你看他们是如何不靠谱，如何不负责。

除民主法治之类的国家制度建设外，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意识和礼让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公共意识方面，日本人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啦！”之类的规矩和礼让，值得我们大大地学习。

暂不说理性、建设性，吵架都有吵架的规则，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吵架，就只配强权。因为只有强权才能摆平无规则、无休止、无结果、无节操的烂吵。

《美文》2014年第八期

《老生》后记

贾平凹

年轻的时候，欢得象只野兔，为了觅食去跑，为了逃生去跑，不为觅食和逃生也去跑，不知疲倦。到了六十岁后身就沉了，爬山爬到一半，看见路边的石壁上写有“歇着”，一屁股坐下来就歇。歇着了当然要吃根纸烟。

女儿一直是反对我吃烟的，说：你怎么越老烟越勤了呢？！

我是吃过四十年的烟啊，加起来可能是烧了个麦草垛。以前的理由，上古人要保存火种，保存火种是部落里最可信赖者，如果吃烟是保存火种的另一种形式，那我就是有责任心的人么。现在我是老了，人老多回忆往事，而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树是闪过去了，但树还在，它需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呀。

这一本《老生》，就是烟熏出来的，熏出了闪过去的其中的几棵树。

在我的户口本上，写着出生于陕西丹凤县的棣花镇东街村，其实我是生在距东街村二十五里外的金盆村。金盆村大，1952年驻扎了解放军一个团，这是由陕南游击队刚刚整编的部队，团长是我的姨夫，团部就设在村中一户李姓地主的大院里。是姨把她挺着大肚子的妹妹接去也住在团部，十几天后，天降大雨我就降生了。那时候，棣花镇还轰轰烈烈闹土改，我家分到了好多土地，我的伯父是积极分子，被镇政府招去做了干部。所以在我的幼年，听得最多的故事，一是关于陕南游击队的，二是关于土改的。到了十三岁，我刚从小学毕业到十五里外去上初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只好辍学务农，棣花镇人分成两派，两派都在造反，两派又都相互攻击，我目睹了什么是革命，和革命的文斗武斗。后来，当教师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就是黑五类子弟，知道了世态炎凉，更经历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整肃、改造、统一着思想和行为。再后来，我以偶然的机会到了西安，又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写作，十几年里高高山上站过，也深深谷底行过。又后来是改革开放了，史无前例，天翻地覆，我就在其中扑腾着，扑腾着成了老汉。

这就是我曾经的历史，也是我六十年来的命运。我常常想，我怎么就是这样的历史的命运呢？当我从一个山头去到另一个山头，身后都是有着一条路的，但站在了太阳底下，回望命运，能看到的是我脚下的阴影，看不到的是我从哪儿来的又怎么是那样地来的，或许阴影是我的尾巴，它像扫帚一样我一走过就扫去痕迹，命运是一条无影的路吧，那么，不管是现实的路还是无影的路，那都是路，我疑惑的是，路是我走出来的？我是从路上走过来的？

三年前的春节，我回了一趟棣花镇，除夕夜里到祖坟上点灯，这是故乡重要的风俗，如果谁家的祖坟上没有点灯，那就是这家绝户了。我跪在坟头，四周都是黑暗，点上了蜡烛，黑暗更浓，整个世界仿佛只是那一粒烛焰，但爷爷奶奶的容貌，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是那样的清晰！我们一直在诅咒着黑夜，以为它什么都看不见，原来昔人往事全完整无缺地在那里，我们只是没有猫眼罢了。也就在那时，我突然还有了一个觉悟：常言生有时死有地，其实生死是一个地方。人应该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股气，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活人，死后再从什么地方遁去而成坟。一般的情况都是从哪里出来就生着活着在哪里的附近，也有特别的，生于此地而死于彼地或生于彼地而死于此地，那便是从彼地冒出的气，飘荡到此地投生，或此地冒出的气飘荡于彼地投生。我家的祖坟在离村子不远的牛头坡上，牛头坡上到处都是坟，村子家家祖坟都在那里，这就是说，我的祖辈，我的故乡人，全是从牛头坡上不断冒出的气又不断地被吸收进去。牛头坡是一个什么样的穴位呀，冒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清的，浊的，祥瑞的，恶煞的，竟一茬一茬的活人闹出了那么多声响和色彩的世事？！

从棣花镇返回了西安，我很长时间里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晌整晌什么都不做，只是吃烟。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这也就是我写《老生》的初衷。

写起了《老生》，我只说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没料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了，难以为继。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这期间，我又反复读《山海经》，《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山海经》里那些山水还在，上古时间有那么多的怪兽怪鱼怪树，现在仍有着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鱼虫花木为我们惊奇。《山海经》里有诸多的神话，那是神的年代，或许那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现在我们的故事，在后代来看又该称之为人话吗？阅读着《山海经》，我又数次去了秦岭，西安的好处是离秦岭很近，从城里开车一个小时就可以进山，但山深如海，进去却往往看着那梁上的一所茅屋，赶过去却需要大半天。秦岭历来是隐者的去处，现在仍有千人修行在其中，我去拜访了一位，他已经在山洞里住过了五年，对我的到来他既不拒绝也不热情，无视着，犹如我是草丛里走过的小兽，或是风吹过来的一缕云朵。他坐在洞口一动不动，眼看着远方，远方是无数错落无序的群峰，我说：师傅是看落日吗？他说：不，我在看河。我说：河在沟底呀，你在峰头上看？他说：河就在峰头上流过。他的话让我大为吃惊，我回城后就画了一幅画。我每每写一部长篇小说，为了给自己鼓劲，就要在书房挂上为新写的小说的书画条幅，这次我画的是“过山河图”，水流不再在群山众沟里千回百转，而是无数的山头上有了一条汹涌的河。还是在秦岭里，我曾经去看望一个老人，这老人是我一个熟人的亲戚，熟人给我多次介绍说这老人是他们那条峪里六七个村寨中最有威望的，几十年来无论哪个村寨有红白事，他都被请去做执事，即便如今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但谁家和邻居闹了矛盾，谁个兄弟们分家，仍还是用滑竿抬了他去主持。我见到了老人问他怎么就如此的德高望重呢？他说：我只是说些公道话么。再问他怎样才能把话说公道，他说：没有私心偏见，你即便错了也错不到哪儿去。我认了这位老人是我的老师，写小说何尝不也就在说公道话吗？于是，第四遍写《老生》竟再没有中断，三个月后顺利地完成了草稿。

《老生》是四个故事组成的，故事全都是往事，其中加进了《山海经》的许多篇章，《山海经》是写了所经历过的山与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的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的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

如果从某个角度上讲，文学就是记忆的，那么生活就是关系的。要在现实生活中活得自如，必须得处理好关系，而记忆是有着分辨，有着你我的对立。当文学在叙述记忆时，表达的是生活，表达生活当然就要写关系。《老生》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它是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这一切似乎远了或渐渐远去，人的秉性是好光景过上了就容易忘却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便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但百多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就是如此的出身和履历，我们已经在苦味的土壤上长成了苦菜。《老生》就得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我不尊重那些戏说，虽然戏说都以戏说者对现实的理解去借尸还魂。曾经的饥荒年代，食堂里有过用榆树皮和包谷皮去做肉的，那做出来的样子是像肉，但那是肉吗？现在一些寺院门口的素食馆，不老实的卖素饭素菜，偏要以豆腐萝卜造出个鸡的形状，猪的味道，佛门讲究不杀生，但手不杀生了心里却杀生，岂不更违法？要写出真实得需要真诚，如今却多戏谑调侃和伪饰，能做到真诚，我们真诚了，我们就在真实之中。写作因人而异，各有各的解数，生一堆火，越添柴火焰越大，而水越深流越平静，火焰是热闹的，炙热的，是人是兽都看得见，以细辨波纹看水的流深，那只有船家渔家知道。看过一个材料，说齐白石初到北京，他的画遭人讥笑，过了多少年后，世人才惊呼他的旷世才华而效仿多多，但效仿者要么一尽写意，要么工笔筑构，齐白石这才说了“似与不似之间”的话。似或不似可以做到，谁都可以做到，之间的度在哪里，却只有齐白石掌握。八大山人也说过立于金木水火土之内，而超于金木水火土之外，形上形下，园中一点。那么，园在哪儿，那一点又在园中的哪里，这就是艺术的高低大小区别所在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年龄会告诉这其中的道路，经历会告诉这其中的道理，年龄和经历是生命的包浆啊。

至于此书之所以起名《老生》，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太长了，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或是赞美，或是诅咒。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是说时光讨厌着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上，另一方面，老生常谈，这又说的是人越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里，人物总有一个名字里有老字，总有一个名字里有生字，它就在提醒着，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风刮很紧，花开花也疼，我们既然是这些年代的人，我们也就是这些年代的品种，说那些岁月是如何的风风雨雨，道路泥泞，更说的是在风风雨雨的泥泞路上，人是走着，走过来了。

故乡的棣花镇在秦岭的南坡，那里的天是蓝的，经常在空中静静地悬着一团白云，像是气球，也像是棉花垛，而凡是有沟，沟里就都有水，水是捧起来就可以喝的。但故乡给我印象最深最难以思议的还是路，路是那么地多，很瘦很白，在乱山之中如绳如索，有时你觉得那是谁撒下了网，有时又觉得有人在扯着绳头，正牵拽了群山走过。路的启示，《老生》中就有了那个匡三司令。匡三司令是高寿的，他的晚年荣华富贵，但比匡三司令活得更长更久的而是那个唱师。我在秦岭里建国数百棵古木，其中有笸篮粗的桂树和四人才能合抱的银杏，我也见过山民在翻修房子时堆在院中的尘土上竟然也长着许多树苗。生命有时极其伟大，有时也极其卑微。唱师像幽灵一样飘荡在秦岭，百多十年里，世事“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楼坍了”，唱师原来唱的是阴歌，歌声也把他带了归阴。

《老生》是2013年的冬天完成了，过去了大半年了，我还是把它锁在抽屉里，没有拿去出版，也没有让任何人读过。烟还是在吃，吃得烟雾腾腾，我不知道这本书写得怎么样，哪些是该写的哪些是不该写的哪些是还没有写到，能记忆的东西都是刻骨铭心的，不敢轻易去触动的，而一旦写出来，是一番释然，同时又是一番痛楚。丹麦的那个小女孩在夜里擦火柴，光焰里有面包，衣服，炉火和炉火上的烤鸡，我的《老生》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土地上泼上了粪，风一过粪的臭气就没了，粪却变成了营养，为庄稼提供了成长的功能。世上的母亲没一个在咒骂生育的艰苦和疼痛，全都在为生育了孩子而幸福着。

所以，2014年的公历三月二十一，也是古历的二月二十一，是我的又一个生日，我以《老生》作我的寿礼，也写下了这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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