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大众语讨论中写了一系列文章，包括《“此生或彼生”》、《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以及回复文公直的信，《正是时候》、《论重译》、《“彻底”的底子》、《知了世界》、《玩笑只当它玩笑（下）》、《做文章》、《看书琐记（二）》、《趋势和复古》、《安贫乐道法》、《奇怪（二）》、《“大雪纷飞”》、《汉字和拉丁化》、《论“旧形式的采用”》、《连环图画琐谈》、《答曹聚仁先生信》、《关于新文字》、《门外文谈》等。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
陶元庆〔２〕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３〕：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
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Ｙｅｓ”“Ｎｏ”，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４〕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５〕或清朝的营造尺〔６〕，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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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２〕陶元庆（１８９３-１９２９）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３〕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４〕密达尺法国长度单位Ｍｅｔｒｅ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５〕虑傂尺东汉章帝建初六年（８１）所造的一种铜尺。
〔６〕营造尺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１〕
康伯度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２〕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
“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３〕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４〕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
“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５〕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６〕，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
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
——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
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７〕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答曹聚仁先生信〔１〕
聚仁〔２〕先生：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
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３〕（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交通，可以办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所以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４〕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还有一层，是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敬爱的J．K．⑾同志：
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鲁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J．K．论翻译》。J．K．即瞿秋白。他给鲁迅的这封信曾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一、二期。
迅上。八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中国语文的新生〔１〕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２〕，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
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３〕。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
格理莱〔４〕倡地动说，达尔文〔５〕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６〕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
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九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从汉语现代化看鲁迅的翻译
刘少勤
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风格与这一目标有直接的联系。
在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中，鲁迅看到汉语语义的含混和语法的不精密：“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1〕因为语义含混，有的人以国学大师自居，解释文典时照样出洋相。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成是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他的本意是想证明文言胜过白话：三个字的白话“读书人”，用文言只需一个字“士”，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文言的“士”，有时指“读书人”，有时指“武士”，语义并不明了。他所举的典故中，
“士”不是“读书人”，而是“武士”。鲁迅嘲讽说，那个桃子不但误杀了三个读书人，还使一个读书人（章士钊）出了丑。一个词的语义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来锁定，比如“武士”，一个“武”，一个“士”，两个词素组合，语义就确定了。词素之间相互构筑了语义的堤坝，阻止语义的泄漏和漂移。传统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只有一个词素，构不成语义的防护堤坝，语义的漂移势所必然。鲁迅没有谈汉语语法具体有哪些缺失。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了一点：“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2〕从“语法的不精密”，鲁迅联想到中国人“思路的不精密”。他想通过直译，把外国语的表现法力求不加改变地引到汉语中来，推动汉语的现代化。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硬 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在同一时空里相遇后的碰撞、搏斗和较量。如何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译家有两种做法。有的译家以本国语为中心，让外语适应本国语，用本国语改写外语。有的译家以外语为中心，强迫本国语迁就外语，使本国语在翻译过程中接纳外语的表达方式，吸收外语中新的质素和各种长处来改变自身形态，简单地说，就是用外语改写本国语。
历来保守的译家都是以本国语为中心，死死守护本国语，不想让本国语在翻译中有所增，有所损。他们译得小心翼翼，生怕本国语被外语磕破、碰伤、扭曲。古罗马译家西塞罗提醒人们，翻译时必须让外语遵循本国语的惯例和用法。他的理论在西方译史上回响了几千年。英国桂冠诗人兼翻译家德莱登译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死守英语本位，“让说拉丁语的维吉尔说英语”〔3〕。
“本国语中心观”是语言的自我囚禁，自我设限，是立在翻译中的一道坚固的围墙。译家们在围墙内对本国语摩挲、赞叹、沾沾自喜，对围墙之外各种外语的优点一无所见，一无所知。再优秀的语言，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也总会有表现力不够的地方。一种语言，在一定的区域里生成，它的表现力也必然受到该区域的限制。它可以表达一定区域里面的生活经验、情感和思想，但要表达域外的事物，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边界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德国的许多哲学思想，用汉语表达不出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观念，用德语也表达不了。阿拉伯人称呼“骆驼”的词有一千多个，爱斯基摩人称呼“雪”的词有几十个，游牧民族对“马”有无数的叫法。给同一事物不同的名称，就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理解，事物的细节、具体性和丰富性在这当中被带到了语言的表面。坚持“本国语中心观”的译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原本可以通过翻译，吸收外语的长处，给本国语增添新的质素，修改本国语的边界，扩大本国语的“界域”，提高本国语的表现力，然而，这样的通道却被无情地堵死了。爪哇人在历史上曾积极地输入印度的思想文化，但他们却固执地坚持以本族语为中心，没有在输入思想文化的同时，输入印度语的表达方式，来带动爪哇语的改造，以致今天的爪哇语表现力依然十分薄弱，十分落后。洪堡特感慨万千：“爪哇显然是从印度获得大量较高级的文明、文化要素的，但爪哇本地的语言并没有借此而改变它那不大完善，不甚适合思维需要的形式，相反，它弃绝了极其优秀的梵语的形式，强使梵语要素适应于它自己的形式。”〔4〕
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本雅明认识到“本国语中心观”的危害，提出翻译当以外语为中心，尽量让本国语迁就外语：“说翻译读起来仿佛就像是用本国语写的一样，并不是对它的最高褒扬，尤其是在原作产生的时代，我宁可说，用逐字逐句对译来确保译文的忠实更为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不同语言互相补充的渴望。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盖原作，不挡住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因其自身的媒介而得到增强，更加完全地照耀原作。”〔5〕
逐字逐句直译外语，可以将外语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对于本国语的改造和完善，意义重大。翻译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本国语。本雅明这样批评德国的一些译家：“我们的翻译，甚至那些最好的翻译，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他们想将印度语、希腊语、英语译成德语，而不是将德语译成印度语、希腊语、英语。我们的翻译家对自己语言的惯用法，远远比对外语作品的精神怀有更大的敬畏。翻译家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只是偶然，而非听任其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强烈影响。”〔6〕同时，他肯定了德国另一些译家的伟大功绩。路德直译《圣经》，使德语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拓宽了德语的界域，为现代德语的生长打下了基础。荷尔德林直译希腊诗剧，给德语带来了优美的音调、节奏和韵味，使德语更具美的风致和曲折丰富的表现力。
鲁迅的翻译追求，在这一点上与本雅明完全一致。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他说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抱着这样的目的，鲁迅煞费苦心，提倡逐字逐句的直译，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对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是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
传统汉语句子短促，句式简单。一种语言，要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就须有繁复曲折的句式。“即便已经拥有大量区分明晰、表述精确的语法形式，为了使词语的结合完善起来，语言也还需要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动的追求，即谋求建立起更长，意思更曲折，更富有激情的句子构造”〔7〕。鲁迅翻译时没有把原文的长句拆散，
“化为几句”，甚至“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他想把西文的长句结构移植到汉语中来，提高汉语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
鲁迅译文的质量如何，可以争议，但他想通过逐字逐句直译外文，引入外文的句式，带动汉语的改造，则是很有远见的。一种语言要从自身衰败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惟一的办法就是屈尊迎候其他语言的锤击、敲打、挤压、伸拉和拓展，让打结的地方变得舒展，让淤塞的地方变得通畅，让狭窄的地方变得宽阔，一句话，让语言变得更灵活，更自由，更有韧性，更有活力。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说：“在组织言语的方式上，在语言赋予句子的伸缩余地上，以及在这类界限所许可的表达的丰富多样性上，民族智力的差异更为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思维发展和思想联系的真实图景，语言若不具备组成言语所必需的丰富的手段和充分的自由，就难以使言语与思想真正结合起来。”〔8〕直译为一种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新鲜血液，为一种语言接受其他语言的打造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正是得益于直译，后来的现代汉语也拥有了自由、灵活的句式，能伸能缩，能收能放，句子长而不乱，如同蜿蜒的河流，河道清晰可辨，主流支流条理明畅。
鲁迅用汉语直译西语，比德国译家路德、荷尔德林用德语直译另一种西语要困难得多。翻译可以测量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距离。“通过翻译，远远比通过两部文字作品间表面的、难以界定的类似性，更能深入、透彻、清晰地揭示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9〕。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近，亲和性强，对抗性弱；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远，亲和性弱，对抗性强。鲁迅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路德、荷尔德林在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实行直译，成功地译出了优美的德语。鲁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汉语与西语距离最远，亲和性最弱，对抗性最强，要在汉语与西语之间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阻力重重：
从译本看来，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两种语言在“直译”中紧张对峙，尖锐冲突。但鲁迅仍不想让外语迁就汉语，来换取冲突的和解，而是坚持让汉语尽最大的可能去适应外语复杂的句式，复杂的文法。明知很困难，明知阻力很大，还是要把“直译”贯彻到底，这便是“硬译”。鲁迅在“硬译”中显示出大胆的试验精神，不去试验，就无法知道一种语言适应另一种语言的“最大可能性”，就无法了解一种语言变形的“最高极限”。话说到这里，鲁迅“硬译”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也就敞开了。“硬译”是探索汉语适应外语的最大可能性，是求取汉语处理复杂事物、应对复杂文法能力的最大值，是试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是直译的一种艰难的展开方式。“硬译”真切地展示了汉语与西语相隔遥遥的距离，同时也展示了鲁迅试图跨越这种距离的努力和艰辛。梁实秋在《论鲁迅的“硬译”》中举了鲁迅译的一个例句：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大的教训。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汉语母体被撕裂的重创和剧痛，可以听到新生婴儿的号哭，可以看到新生婴儿沾着不洁净的血污，以及松弛的皮肤，轮廓还不够清晰的眉眼。“翻译注定要成为其自身语言成长的一部分，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注入语言的更新成分。翻译远远不是要成为两种无生命语言的无生命的综合体，而是与所有文学形式有关的东西，密切注视着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10〕。鲁迅在苦苦地试验着汉语的张力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上面所引的句子的确是过了“极限”了，但也只有大胆试验之后才知道。梁实秋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11〕就译文论译文，梁实秋的批评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过，从汉语改造和现代汉语建设的需要来看，鲁迅的“硬译”和他的追求未可厚非。胆子太小，生怕碰到“极限”，生怕越界，就无法打开一种语言变化的全部通道，无法抵达一种语言变化的“最大可能性”。宁可胆子放大，最后让语言潜在的“规律”来调节，来修正。“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日语的很多语汇和句法，也是在翻译中硬造出来的，最初也叫人看不习惯，后来慢慢地融入日语的语言肌理中，不会再给人以“异质”感。“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让他剩落在过去里”。先尽量输入新的语汇，新的文法，合适的就传下去，确实与汉语大不相合的表达方式，就让它自行淘汰。鲁迅并不固执，他了解语言有自身运行的潜在规律，不是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在这一点上，
即使是最发达的教化也起不了作用。一种原初的语言，甚至可以控制以后的岁月从外部添加进来的东西，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予以改造”〔12〕。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也说了这方面的意思：“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13〕也有一些字眼和句法造出来了，在一定的时间里接受语言潜在规律的检阅和考验，不完全合适的，经过修正后就保留下来了。在佛经的翻译中，这种例子就有不少：
（1）梵语Kalpa，原来音译为“劫波”，后来去掉了音节“波”，成为“劫”。“
劫”是汉语中的常用词，后来的人几乎想不到这是梵语的音译。
（2）梵语mārā，原来音译为“魔罗”，后来去掉了音节“罗”，成为“魔”，也
是汉语中的常用词。鲁迅早年的文章《摩罗诗力说》，用了另一音译“摩罗”。
（3）梵语Dhyāna,原来音译为“禅那”，后来去掉音节“那”，成为“禅”，也是
汉语中的常用词。
这说明，先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给汉语留下一些语言的“粗胚”，经后人的加工，
服了中国的语言“水土”，就可以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梁实秋打上门来，主要不是因为翻译，而是另有用意。两人根本的分歧是在文艺观和社会观。梁实秋只认文艺中的“人性”，不认“阶级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弃如鄙土。有人告诉鲁迅，梁先生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把馆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清除出去，包括鲁迅翻译的几本论著。梁实秋挑鲁迅的“硬译”，总共举了三个例句，都来自两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即《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从例句的选择就能看出他的意图。鲁迅很敏感，一下就把对方看破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反驳时，鲁迅写的文章，标题很奇特，局外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怎么会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绑在一块呢？这篇写得很大气的长文，谈“文学的阶级性”的文字比重远远超过谈“硬译”。梁实秋读了鲁迅的反驳文，心里的秘密被说
破了，惶惶然，又不想认账，写了《答鲁迅先生》自我辩解：好一个“鲁迅”，“我”梁实秋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只是批评一下“你”的“硬译”，“你”怎么三下两下就跳到“文学的阶级性”上，来攻打“我”呢？〔14〕梁实秋原本是想从斜里刺上一刀，鲁迅不吃这一套，偏要跳到“正面”去狙击。梁实秋还是嫩了一点，这回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因为鲁、梁的冲突主要不在翻译观，在“翻译”这个论题下探究两人的争论，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过多评说，只对相关的背景作一点交代。
“欧化文”
有人把受了西文影响，留下了西文印记的汉语称做“欧化文”。中国人的节操观念无处不在，语言似乎也有节操。“欧化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是“失贞”的汉语，被玷污的汉语，不干净的汉语，与“淫妇”、“汉奸”之类的称呼相当。
张之洞说：“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15〕钱基博厌憎“欧化文”，把鲁迅视为罪魁祸首，痛骂了一阵：“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16〕旧派人物的意见是强弩之末，鲁迅没有太当一回事。一些新一代的知识人，还有所谓的革命青年，态度异常褊狭，目光异常短浅，也视“欧化文”为眼中钉，大加漫骂、攻击，倒真叫他悚然心惊。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回来，照理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得比较开通，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欧化文”大张挞伐，而且很明确地把矛头指向鲁迅：“假如文法的简单是高级的进化的现象，中国文无疑是很进化的了。许多的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中文是如此之圆滑含浑。我不知道有那一个语言学家要改造中国文法使成为欧化……欧化文的起因，据我看，是和翻译有关系的，尤其是和‘硬译’那一种东西有关系。”〔17〕梁实秋批“欧化文”，用的就是“欧化文”，拿上面引的这个句子来说，“规律”前用了好几个“的”，堆叠了数个修饰语，在传统汉语中没有这样的句式和文法。汉语的“欧化”是既成的事实，单单西洋标点的使用，就已经是“欧化”，更何况还有甩不掉的无数来自西洋的新词新语和一些新句式。梁实秋自认为用纯汉语写作，想
撇清，但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撇不清。
一种语言受其他语言影响，被其他语言所“化”，本是正常的现象，犯不着大惊小怪。“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人或说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18〕。各种语言在人们的交往中必然相互影响，居于文化中心的语言对其他语言的影响就更大。在东方语言史上，汉语对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的影响，印度语对周边各民族语言的影响，阿拉伯语对波斯语、土耳其语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在西方，有语言“霸王”之称的英语，原先也曾受其他语言影响，被其他语言所“化”。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是法语“点染了英语的面貌”。“英语从诺曼入侵者的法语，后来又从法兰西岛的宫廷法语借用了大量的词，吸收了某些具有派生价值的附加成分（如princess中的－ess，drunkard中的－ard，royalty中的－ty）；并且，和法语的接触推动着它朝‘分析型’的语言方向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语的语音格局”〔19〕。英语受外来语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吸取了“日耳曼语的深沉”，又吸收了“罗曼斯语的优雅”。“它一直在变化，向着各种语言开放，新词，新结构，新音调不断出现，变化到几乎丢掉所有的词尾变化，抛掉了原有的许多语法规则”〔20〕。看来，尽管梁实秋攻的是英美文学，对英语的历史并不了解，否则，不至于那么起劲地非难“欧化文”了。梁实秋可以谈谈吃，谈谈喝，谈谈玩，谈谈他的雅舍。一旦涉及较大的问题，他就不行了。他只能在浅水区蹬蹬腿，溅起一点美丽的水花，进不了思想文化纵深的水域，也永远看不明白在深处潜泳、探索的鲁迅。
上海那些革命青年攻击起“欧化文”来，就更无知，更粗鲁，更凶蛮，更可怕了。一位化名“文公直”的人在给鲁迅的公开信中，开首就说鲁迅提倡欧化文，是“汉奸”。信的中间说到要“大众语”，不要“欧化文”，还说“中国人应该说中国话”。信的末尾是连骂带吓的文字：
先生，现在是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来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是不敢领教的。〔21〕
文风是恶劣的，一个人说话，抬出“四万万四千九百万”中国人来，想以众凌寡。这是中国那些革命人的通病。鲁迅答复时态度非常克制，力求从正面讲道理。对青年人他一向宽容。他跟对方说，不要随意给人栽“汉奸”的罪名，也不要没有征求意见就充作多数人的代表来说话。中国文的欧化，不是要取消中国话，而是出于“必要”。“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是纯粹的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不论旧派文人，还是新一代的一些知识人和革命青年，都在有意无意地想像着汉语的“贞操”，想像着有一种未被外语玷污的汉语。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有人叫嚷“纯汉语写作”。真敢叫，勇气有时来自无知。早在佛经的翻译中，汉语就已经失去了“童贞”。
佛经的翻译给汉语注入了大量的新语汇。“禅”、“劫”、“众生”、“因缘”、“果报”、“功德”、“觉悟”、“刹那”、“大千世界”、“真谛”、“慧根”、“唯心”、“生灭”等等，举不胜举，都直接来佛经的翻译。从佛经的字眼派生出来的词又有许多。比如“业”，是佛家的常用语，一个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想了什么，都是造业，依照三者的不同，分为身业、口业和意业。后来的一些汉语语汇如“事业”、“职业”等就是从这里演变来的。照梁启超的说法，佛经的翻译给汉语带来了三万五千多条语汇：“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22〕佛经的翻译还输入了新的文法：（1）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2）倒装句法极多。（3）提挈句法极多。（4）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5）多覆牒前文语。（6）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7）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至数十〔23〕。在佛经的翻译中，词和句都被拉长了，句子的语序也变得更自由，更灵活，更多样化。
鲁迅多次谈到佛经翻译对古汉语的影响。他把翻译当作改造汉语的一条途径，支持汉语的“欧化”，是有他的历史依据的，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中国人和“失贞”的汉语已经耳鬓厮磨、缱绻缠绵了几千年，现在竟然还有人要修复语言的“处女膜”，真叫鲁迅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有的人搬出“中国人要讲中国话”的信条来，把语言的“贞操”与民族的“贞操”混在一块，就更可怕了。他可以随时栽给你一个“汉奸”的罪名，谈语言就谈到生与死的界线上了。这种人是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来谈语言。还有一些革命青年抬出“大众语”，利用社会阶级矛盾来攻击“欧化文”。瞿秋白就是始作俑者：
革命文艺的作品，必须用完全的白话，必须用完全的现代中国文的文法来翻译。这虽然是最浅近的最明显的问题，但是现在不但有许多曲译原文的翻译，而且有许多文白夹杂的、中国文法和外国文法瞎凑的翻译。这当然是违背大众化的原则的。〔24〕
中国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以前，绅士用文言，有书面的文字；平民用白话，简直没有文字，只能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绅士中有一部分欧化了，他们创造了一种欧化的新文言，而平民，仍旧只能够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的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新文艺的作品，和平民不能够了解古诗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25〕
瞿秋白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看做新的特权阶级，与平民群众对立。五四以来的“欧化文”，也被他看做特权阶级的产物，贬得一文不值。上面引的两段文字还是比较温和的，他在别的地方用了很激烈很粗鲁的话，比如骂“欧化文”非驴非马，是“骡子话”，是“资产阶级买办”的专利品。他的逻辑很简单：大众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大众语理所当然要取代五四以来的“欧化文”。当时上海的大部分“革命青年”都抱这样的看法。
鲁迅认为一些人高抬“大众语”，反对“欧化文”，是闭着眼睛说话，没有正视现实。大众语有生命力，他不否认，但大众语语汇不丰富，表现力不够：
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人，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把“大众”神圣化，只顾去迎合、俯就，很不足取。“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大众在许多方面见识是落后的，什么都要合大众的胃口，就会沦为“大众的新帮闲”。一个语言的革新者应当鼓励、诱导大众吸收语言的新鲜血液，吸收西语的语汇和语法，改进、完善和提升“大众语”。“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捡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
鲁迅既反对语言的精英化、贵族化，也反对盲目鼓吹语言的大众化。一种语言只有在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才会有健全的生命力。“语言一方面要保持通俗性，另一方面又应具有发达的教养内涵，为此语言必须有规律地从民众流向作家和语法家，再从他们手中返回到民众当中，如此循环反复，永不歇止”〔26〕。
那些革命青年想用“大众语”打倒“欧化文”，态度轻浮，性情乖张，作派狂妄，鲁迅心里很不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他尽量克制自己，在私人书信里他的气就忍不住要发出来了：
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青年，以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
鲁迅后来与瞿秋白成了挚友，但在“欧化文”和“大众语”的问题上，两人的旨趣相去甚远。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观点，没有迁就对方。
“欧化文”，要“欧化”到什么程度，怎么“欧化”，自然是可以讨论的。鲁迅并没有说凡是“欧化文”都好。“要支持欧化式的文章，但要区别这种文章，是故意胡闹，还是为了立论的精密，不得不如此”。现代汉语正在生长，极需外来的养料。鲁迅支持“欧化文”的用意，是想为现代汉语的生长创造宽松的环境，开拓广阔的空间。有人说话、写文章，故意装出洋腔洋调，那样一种“欧化”，鲁迅决不赞成。
注释：
〔1〕本文所引鲁迅原话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鲁迅全集》，为节省篇幅
，不一一注明出处。
〔2〕〔13〕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转引自鲁迅《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179、182页。
〔3〕参见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0页。
〔4〕〔7〕〔8〕〔12〕〔26〕(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
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109、226、36、119页。
〔5〕〔6〕〔9〕〔10〕(德)本雅明：《翻译家的任务》，《作品与肖像》，文汇出
版社1999年版，第130、132、120、122页。
〔11〕《新月》月刊六、七期合刊，1929年9月10日。
〔14〕参见梁实秋：《答鲁迅先生》，《新月》月刊第2卷第9期，1929年11月10日。
〔15〕张之洞：《学务纲要》，《教育杂志》，1903年。
〔16〕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17〕梁实秋：《欧化文》，《益世报·文学月刊》第56期，1933年12月23日。
〔18〕〔19〕(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3、173页。
〔20〕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8页。
〔21〕《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申报·自由谈》，1934年8月7日。
〔22〕〔23〕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论文十八篇》（一），辽宁教
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24〕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495页。
〔25〕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
8年版，第13页。
转录自
http://fate95.5d6d.com/thread-433-1-1.html
鲁迅梁实秋“人性”论战评议
蔡清富
发生于70年前的鲁迅、梁实秋论战，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但时代的风雨并没有洗刷掉这次论战的意义
。它像一块磁石，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关注。1997年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还有着不少的
销售量，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呢？这是因为这次论战涉及的文化问题很多，如文学的
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民众与天才的问题，文艺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关于文学的翻译问题，等等。其中，尤其
是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理论意义。而这个问题又是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人
们总希望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中获取某种教益。
我国以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梁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大多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的观点
是正确的，梁实秋的观点是错误的。海外有的研究者，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杜
博妮(Bonnie
McDougall)说：“我多年前研读这场争论的印象是，鲁迅并不公平，论辩也有欠逻辑，文字上很
不客气，还有人身攻击。相形之下，梁实秋就理性得多，公平而且有耐心。这场笔战的结果，就我的印象而言
，是鲁迅得胜，但并不是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笔比较犀利。不过，道理是在梁实秋这边的。”（转引《鲁
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近年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人对过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199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鲁讯等人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战，是一种“错位的对话”，其理由
是：“这场论争涉及面甚广，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诸问题都在论争中被提了出来，尤其是
关于文学的本质、功用、价值等问题，更应认真讨论、深入论争。但是，由于当时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已成为
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忽视了其他层面。梁实秋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
在的结论，在政治上自然是荒谬悖时的，但他立论的理论基础——新人文
一 人性复杂
不能简单对待它
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过两句很明智的话：“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括
的是几样成分？”承认人性的复杂性、否认人性的单一性，应当是解开人性之谜的起码条件。可惜，梁实秋在
《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中，恰恰把人性的复杂性说成了单一性。梁实秋具有代表性
的一段话语是：“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
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
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
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在梁实秋看来，世界上的人性是一样的，并没有阶级的区别，而“文学就是表现这
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而因它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吗？梁实秋既然承认，在现实
社会中人们“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存在决定意识，由此不正好应当推导出人的阶级性吗
？但梁实秋却回避了这一人性中的根本问题，而大谈特谈人的共同性。其实
鲁迅针对梁实秋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
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
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
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
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
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
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在这里，鲁迅强调了人性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不带阶级色彩的普遍的动物性和与经济地位相联系的阶级
性。鲁迅的这个分析，比起梁实秋一锅煮的人性论来，自然要高明得多，科学得多。但鲁迅的这段话，也有使
人感到不甚满足之处，那就是他对表现阶级利害关系不甚明显的人类共同审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如灾区
的饥民中，也可能有人会去种兰花的；具体的“焦大”由于各种原因，当然
重新阅读鲁迅梁实秋关于人性问题的论战文字，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它使我改变了过去简单化的思维
方式，进一步去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如：人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人的共性与阶级性是如何体现的？如何恰
当理解文学的阶级性？怎样评价鲁梁论争的功过是非？……经过反复思考，现在我认为，只有对人性进行多层
次、全方位的细致分析，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动物。因此，在人类身上必然具有动物性。古人云：“饮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这里说的即是作为生理层面的人所共
有的东西。鲁迅所说的人的“动物性”与“生物性”，就是指此而言的。梁实秋所讲的“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
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指的人的动物性与生物性
。鲁迅与梁实秋都承认人的生理属性，不同的是梁实秋企图以此来代替人的阶级属性，那当然遭到了鲁迅等左
翼作家的批驳。鲁迅虽然坚持生理性跟阶级性的区别，但个别论述不免简单化，把生理现象描绘成了带阶级属
性的东西，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鲁迅在《文学和出汗》一文中说：“‘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
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他企图以此说明人的阶级性。众所周知，人的出汗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本身并
没有阶级的区别，之所以有“香汗”与“臭汗”之分，一定因为有其他附加的物质条件。如果女工在体力劳动
之后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并涂指抹粉，她再出的汗，也一定是香汗。
不同阶级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又必然具有这样那样的共同性，比方大家自觉遵守一定的劳动纪律
和社会公德，追求民主与自由，欣赏文学艺术或自然风景的一致审美情趣等。倘若没有这些共同性，人类社会
必然乱套，人与人之间也会缺少必要的共同语言，社会很难得到进化与发展。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的通信
中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
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有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鲁迅所指的“而非只有”阶级性的
部分，即是人们的共同社会属性。其实，梁实秋所言“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之类，
指的也是人类的共同社会性。但是，有的左翼作家却对人的阶级性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而否认人的共同社会属
性。如冯乃超在批判梁实秋的《冷静的头脑》一文中说：“在阶级社会的里面，阶级的独占性适用到生活一般
的上面。言语，礼仪，衣食住，学术，技艺，乃至一切的生活内容。”“人间依然生活着阶级的社会生活的时
候，他的生活感觉，美意识，又是人性的倾向，都受阶级的制约。”冯乃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的一切生
活内容“都受阶级的制约”，他否认人类有共同的审美意识。以这样简单化
在阶级社会里，人除普遍的动物性、共同的社会属性之外，还有更本质的阶级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
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
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阶级关系又是最重要的关系。列宁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
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
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
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由于阶级利害关系不同，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打上了各自的阶级烙印。高踞于人
民头上的统治者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而被统治者则总是说，造反有理，革命有理。梁实秋一方面承
认社会上有“资本家”和“劳动者”，另一方面又否认他们在阶级性上有差别，认为“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
”，这不是明显地在为统治者和剥削制度辩护吗？
人性问题的确是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很难机械地分解出它的几样成分。但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大体可
以了解它的内涵了，即人性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林非先生曾经形象地指出：“如果用金字塔
的形状对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作出比喻性描述的话，人的全部自然属性是它广阔的地基，人的全部社会属性是
它的中部，而人的阶级性却是它的顶部了。”（《“人性”→“阶级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
88年第4期）笔者十分同意林先生的观点，而且认为这个看法比较接近鲁迅的原意。需要指出的是，人的社会属
性与阶级属性有时是彼此交融的，很难机械地分割开来。梁实秋的最大错误，就是把复杂的人性问题简单化了
，他将人的生物性与人的社会性混为一谈，并且以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取代了人的阶级性。他否定了人的阶级
性，也否定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的阶级性，更不承认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学。
二 异中有同
并非敌我性质矛盾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与梁实秋等人的论战，进行得十分激烈，笔枪舌战，你来我往，大有不共戴天之
势。梁实秋向社会暗示左翼作家接受了苏联共产党的卢布——这在当时是可遭杀头的罪名；冯乃超说梁实秋是
“资本家的走狗”，鲁迅更指斥梁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那么，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矛盾究
竟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呢？在当时，鲁迅的确把梁实秋视为了敌人。鲁迅在《对于左翼
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中说：“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
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
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不家，以及所说的墨索
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将包括梁实秋在内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与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以及他所宠爱
的文人邓南遮相提并论，这显然是把梁实秋当成了敌人。但是，判断梁实秋是不是敌人，不能只根据他的片言
只语，而要看他的整个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梁实秋是热爱祖国、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在文化上他也提倡民主文化、反对封建文化；对执政
梁实秋与鲁迅固然存在着原则分歧，但在对思想文化的看法上也有某些共同点。举其大者即有：
首先，他们都向执政当局要求思想自由。梁实秋为此曾发表过《论思想统一》、《思想自由》、《文艺自
由》等文章，他说：“中国现今令人不满的现状之一，便是人民没有思想自由”；“我赞成各种主义的信仰者
都有充分的出版言论自由”。为此，他呼吁：“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
”以鲁迅为首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为争取思想言论自由，曾组织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
盟宣言》称：
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
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
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
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
旗帜下来共同奋斗！
虽然梁实秋与鲁迅要求自由的内容、力度有所不同，但要求“自由”则一。如果左翼作家能够放弃成见，求同存异，在争取自由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岂不更有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是既有阻力作用又有助力作用的，对他们不能片面看待！
其次，鲁迅与梁实秋在对待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也有共同之点。关于文艺与人生的关系，鲁迅一贯坚持文艺
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的观点。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
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
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梁实秋也认为，“艺术与人生是不可分离的”；他反对“为艺术的艺术”之
主张。梁实秋说：“‘普罗文学家’攻击‘为艺术的艺术’的思想，是很对的；但是他们以为除了‘普罗文学
’便全是‘为艺术的艺术’的文学，这态度是不对的。不过我们若反躬自省，平心而论，现在‘为艺术的艺术
’的思想的确是很嚣张，的确是还迷惑着不少人，所以我特别提出‘文学的严重性’来讲一讲。我反对‘为艺
术而艺术’，但是我不站在‘普罗’的立场上。”（《文学的纪律》）既然当时的文坛上存在着“为艺术而艺
术”的倾向，鲁梁都一致反对之，那为什么不可以在此点上采取共同行动呢？
1933年，中国文坛曾开展过关于“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之讨论。这年8月出版的《文学》“社谈”栏《文
坛往何处去》一文，曾这样谈及“题材的积极性”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
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
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
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
考。”对此问题，鲁迅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答道：“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
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
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梁实秋在《所谓“题材的积极性”》一文中，也作了与
鲁迅意思相似的回答：“对于工农大众的生活没有亲身尝历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表现得生动的。所以‘
题材的积极性’这一个口号嚷出来，对于作家并没有益处，作家如其是对于大众生活并无体验的（我想现代中
国作家什九如此），要‘积极’也无法，如其是既无体验而又要时髦的（�
梁实秋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对无产阶级文艺具有偏见是必然的。但梁实秋毕竟是一位懂得文艺
规律的人，他的偏见中有真理，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某些尖锐批评，非常击中要害，可谓苦口良药。例如他说
：“□□□人有一种简单的伦理学：非赤即白，非友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普罗文学家’也抄袭了这样的
方程式，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
’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没有这样简单。”（《文学的严重性》）大革命失败
以后，左翼文艺阵营的确存在一种偏激思想：革命文学论争时，由于鲁迅提出了某些不同意见，便被指责为“
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左联”成立前后，又把那时的许多文艺论争，视为“围剿”与反“围剿”
之间的敌我斗争；把“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中的很多成员，说成是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这
种极左思潮，貌似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庸俗的“机械论”，它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也严重地影响了文
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作为左翼作家的论敌，梁实秋较早地指出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幼稚病，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
三 观点有变
梁实秋在逐渐进步
从1927年到1936年，梁实秋与鲁迅在文章上不断有所交锋。仔细琢磨，梁实秋的某些观点悄然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这个变化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第一，在对文学的看法上，他由否认其阶级性到多少承认它的阶级性。梁实秋1928、1929年写的文章，全
然否定文学的阶级性。他说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错误，就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到了1933年12
月，梁实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人性与阶级性》一文。他在该文结末说：“阶级性只是表面现
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这里，梁实
秋虽然只是说文学表现人性与阶级性有“轻重表里之别”，但他毕竟承认了“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
，这比起其原来的纯人性论观点确实有了松动与进步。
第二，对无产阶级文学由排斥到允许其存在。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
梁实秋认为，“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文学，所谓“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这类名词，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创作上也是不存在的。数年之后，梁实秋在《文艺自由》一
文里，对国民党政府“查禁普罗书籍”表示抗议。他说：“对于真正爱好文学的人，文坛上生添出了一批普罗
文学，这是该加欢迎的事。”“普罗文学的理论，是有不健全的地方，本刊屡有批评，可是它的理论并非全盘
错误，实在它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艺术论有许多点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并且是文艺批评家所不容忽视的新贡
献。即是反对普罗文学的人也该虚心的去了解它，然后才能有公正的判断。”“可是这一回普罗文学之又将遭
受取缔，我的同情却在普罗这一面。这并非是示惠于人，亦非故做公正之态。凡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
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这段话出自梁实秋之口，简直使人感到惊异。它雄辩地证明，
时代在变，梁实秋的观点也在变，而且变得对革命文艺非常有利。过去我们无视这种变化，是非常不应该的！
第三，对鲁迅杂文的态度也有变化。1927年6月5日，梁实秋以徐丹甫的笔名，在上海《时事新报·书报春
秋》发表了评论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文章。他称赞“鲁迅先生的文字，极讽刺之能事，他的思想是深刻而毒
辣，他的文笔是老练而含蓄。”梁实秋认为，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语言特色是，一为“灵活巧妙”地引用文言
，二是“喜欢说反话”，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率先对鲁迅的杂文艺术做
出了中肯的评价。但在跟鲁迅论争之后，他对鲁迅杂文的评价却唱了低调。他批评鲁迅是消极的“不满于现状
”的“杂感家”，态度偏激、“谩骂一切”。他在《讽刺文学》一文中说：“在现代作者当中，鲁迅先生的作
品最富于讽刺。但比较成功的讽刺文学亦只有《阿Q正传》一篇。……至于他的杂感，由《华盖集》以至《伪自
由书》，内中妙文自然也有不少，而称得起讽刺文学的恐怕一篇也没有。”同一个梁实秋，衡量同一作者的杂
文，斤两却那么不同，这不能说梁实秋的头脑是冷静的。时过数年，梁实秋于1941年写的《鲁迅与我》又说：
“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
”这个评价理智客观，可作定论。梁实秋既是鲁迅的论敌，又是鲁迅杂文�
鲁迅与梁实秋关于人性、阶级性的论争，的确是个复杂的问题，对其中的是非功过，应做实事求是的、深
入细致的分析，千万不能犯形而上学的毛病：绝对地肯定一切或绝对地否定一切。
1998年1月10日
于北京师大
转录自
http://dlib.zslib.com.cn/qklw/rdzl/98WX24/RD137291
Lu Xun (1881-1936) - name also translated Lu Hsün; pseudonym
of Zhou Shuren
转录自 http://www.kirjasto.sci.fi/luxun.htm
Short-story writer, essayist, critic, and
literary theorist, who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figures in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Lu Xun is chiefly
known for his stories, which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a
dozen languages. Lu Xun's acclaimed short fiction appeared in three
collections between the years 1923 and 1935. He also produced
sixteen volumes of essays, reminiscences, prose poetry, historical
tales, some sixty classical-style poems, a dozen volumes of
scholarly research, and numerous translations. Lu Xun never wrote a
novel.
"You
are a scholar and you have bee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learned of
many things. I want to ask you about something." Her lusterless
eyes suddenly lighted up as she advanced a few steps towards me,
lowered her voice, and said in a very earnest and confidential
manner, "It is this: is there another life after this one?"' (from
'The Widow')
Lu Xun
(Lu Hsün; Zhou Shuren) was born Zhou Shuren in Shaox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into an impoverished but educated gentry family.
In 1893, he went to live with his mother's family after his
grandfather, who had directed his schooling, was imprisoned. Lu Xun
received a traditional education before he attended Jiangnan Naval
Academy (1898-99) and School of Railway and Mines (1899-1902) in
Nanjing. In 1902 he went to Japan where he studied Japanese
language and then medicine at Sendai Provincial Medical School. In
1906 he dropped out of the school to devote himself entirely to
writing. While still in Tokyo, he edited the journal New Life, and
contributed essays to the Communist journal Henan, sometimes
collaboratring with his brother Zhou Zuoren.
After
studying privately, Lu Xun returned in 1909 to China. He taught in
Hangzhou and Shaoxing, and from 1912 to 1926 he held a post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Beijing. He was Chinese literature
instructor at National Beijing University (1920-26), and also
taught at Xiamen (Amoy) University (1926) and University of Canton
(1927).
In 1918
Lu Xun published his famous story 'K'uangjen jih-chi' (Diary of a
Madman), which took its title deliberately from Nikolay Gogol. It
appeared in Hsin ch'ingnien, the popular journal that initiated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Lu Xun was a founding member of several
leftist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China
Freedom League, and League for the Defense of Civil Rights. He was
also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amed for a
demonstration protesting the continu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nsored imperialism in China and pro-Japanese provision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protests led to the rise of modernist,
socially critical movement, which flourished only briefly, about a
decade, and later came to symboliz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freedom.
K'uangjen jih-chi' condemne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but also helped gain acceptance for the
short-story form as an effective literary vehicle. The narrator,
who thinks he is held captive by cannibals, sees the oppressive
nature of tradition as a "man-eating" society. "Diary of a Madman",
written in vernacular and in first-person narrative, has been
called China's first Western-style story. Lu Xun avoided
traditional omniscient narration and replaced it with a single
narrator through whose eyes the story is filtered. With this tour
de force, Lu Xun joined the vanguard of the colloquail language
movement.
"Ah Q,
too, was a man of strict morals to begin with. Although we do not
know whether he was guided by some good teacher, he had always
shown himself most scrupulous in observing "strict segregation of
the sexes," and was righteous enough to denounce such heretics as
the little nun and the Bogus Foreign Devil. His view was, "All nuns
must carry on in secret with monks. If a woman walks alone on the
street, she must want to seduce bad men. When a man and a woman
talk together, it must be to arranged to meet." In order to correct
such people, he would glare furiously, pass loud, cutting remarks,
or if the place were deserted, throw a small stone from behind."
(from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h Q
cheng-chuan' (1921, The True Story of Ah Q) is Lu Xun's most
celebrated tales. It depicts an ignorant farm laborer, an everyman,
who experiences, with an utter lack of self-awareness, a series of
humiliations which he interprets as victories, and finally is
unfairly executed during the chaos of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of
1911. Ah Q is considerd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negative trai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term A Quism was coined to
signify the Chinese penchant for naming defeat a "spiritual
victory." While revealing Ah Q's weakness of will, the author also
shows his deep sympathy for his character. In the allegory Lu Xun
sees China unprepared to deal with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several other works Lu Xun contrasted the hypocrisy of upper-class
intellectuals with the suffering of the lower-class people. But the
straightforward interpretation of his stories have often neglected
their ambiguity and metaphysical levels. His three volumes of
stories, Na han (1923, Call to Arms), Pang huang (1926, Wandering),
and Gu shi xin bian (1935, Old Tales Retold), deeply influence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However, Lu Xun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Zhou Zuoren's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works, including stories by
Leonid Andreyev, Guy de Maupassant, and Henry Sienkiewich, were
received with near silence by the reading public. Besides short
stories, Lu Xun published essays and a volume of childhood
memories, Dawn Blossoms Plucked at Dusk.
Lu Xun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the literary debates of the 1920s and
1930s. He was a patron of younger writers, among whom the
best-known are Xiao Jun, Xiao Hong, Duanmu Hongliang, and Rou Shi.
In the early 1920s he began to embrace Marxism, but disappointed
the underground Communist movement by refusing to join it formally.
In 1926 he received negative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because
of his support for the Beijing students' patriotic movement and was
forced to leave the city to Fujian to teach at Xiamen University.
In 1927 he went to teach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but
resigned from his post. In the late 1920s Lu Xun moved to Shanghai,
where he found sanctuary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He was
editor of the magazines Benliu in 1928 and Yiwen in 1934. During
these years Lu Xun was the titular head of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In 1933 he contracted pulmonary tuberculosis. Lu Xun died
from tuberculosis on October 19, in 1936.
When the generals kill,
Doctors have to save.
After most are killed,
A few escape the grave.
It hardly makes the losses less,
Alas.
(1930, 'untitl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u Xun in twenty volume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38. Lu Xun's work is still widely read in China. In his lifetime
Lu Xun managed to maintain his status as an independent but leftist
artist, but since his death political factions have been slightly
nervous about his legacy and the polemical tone of his essays. From
1949 his name was used in political campaigns by the Communists and
he was canonized by Marxist literary historia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s reputation remained untouched although his
disciplines, friends, and scholars suffered from purges. After the
death of Mao, intellectuals and writers started to reread Lu Xun,
seeing him as an anti-authoritarian individualist and a voice of
moral conscience.
Zhou
Zuoren (1885-1967), essayist, psychologist, translator, the younger
brother of Lu Xun. Zhou spent a long time in Japan as a student and
acquired a knowledge of Wester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1909 he
married Habuto Nobuko; they had one son and three daughters. He
returned to Zhejiang province in 1911 and worked in the educational
service. Like his brother, Zhou became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is movement came to symbolize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influenced the pro-democracy students in
1989 in Tianenmen Square. From 1931 Zhou was the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he collaborated with the Japanese
invaders. After the war he was imprisoned (1945-49) and then
pardone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Zhou lived in Beijing. Zhou's
finest pieces combine relaxed humor with sadness. In 'Shuili de
dongxi' (1931, things in the water) Zhou examined beliefs
concerning "river ghosts," spirits of the drowned. In 'Gui de
shengzhang' (1934, the aspiring ghosts) he ponder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ghosts continue to age in the spirit world. Zhuo
also wrote under the names Zhitang and Yaotang, translated the
works of Havelock Ellis into Chinese, contributed to various
journals, including Xin qingnian, Xiaoshuo yuebao, Yuzhou feng,
Lunyu, Renjian shi, and Yusi, and published over two dozen books of
essays. Lu Xun's brother Zhou Jianren was a biologist and
eugenicist. He made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Darwin into
Chinese.
For
further reading: Ah Q Archaeology: Lu Xun, Ah Q, Ah Q Progeny,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Discours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y Paul
B. Foster (2005); 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vol. 3, ed. by Steven R. Serafin (1999); Lu Xun and
Evolution by James Reeve Pusey (1998); The Lyrical Lu Xun by J.E.
Kowallis (1996);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by Leo Ou-fan Lee
(1987); Lu Xun and his Legacy by Leo Ou-Fan Lee (1985); Lu Xun: A
Chinese Writer for All Times by Ruth F. Weiss (1985); Lu Xun: A
Biography by Wang Shiqing (1984); Lu Hsün and his Predecessors by
V.I. Semanov (1980);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ed. by M. Goldman (1977); 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 by
William A. Lyell (1976) ; The Gate of Darkness by T.A. Hsia (1968);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by C.T. Hsia (1961); Lu Hsün
and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 by S. Huang (1957) -
See also: Lu Xun - The Lu Xun Library - Lu Xun Memorial Hall
SELECTED WORKS:
'A Q cheng-chuan', 1921 -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r. by
George Kin Leung) /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r. by Yang Xianyi,
Gladys Yang) / 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tr. by Chi-chen
Wang) - films: 1958, dir. by Yang'an Yuan, screenplay by Chi
Xu;1981, dir. by Cen Fan, screenplay by Baichen Chen, starring
Shunkai Yan
'K'uangjen jih-chi', 1921 -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tr. by William Lyell)
Na han, 1923 - Call to Arms (tr.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Zhu fu', 1924 - The New-Year Sacrifice and Other Stories (tr.
by Yang Xiangyi and Gladys Yang) - film 1956, dir. by Hu Sang,
screenplay by Yan Xia
Pang huang, 1926 - Wandering (tr.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Yeh-ts'ao, 1927 [Wild Grass]
Zhao hua xi shi, 1928 - Dawn Blossoms Plucked at Dusk (tr.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Zhongguo xiao shuo shi lue, 1930 -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tr.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1959)
Gu shi xin bian, 1936 - Old Tales Retold (tr.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Lu Hsün ch'uan-chi, 1938 (20 vols; supplements edited by T'ang
T'ao, 2 vols., 1942-52)
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1941
Lu Hsün ch'uan-chi pu-i, 1946 (1952)
Lu Hsün shu-chien, 1952 (2 vols.)
Selected Works of Lu Hsün, 1956-57 (4 vols., tr.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1959 (translation of
Zhongguo xiao shuo shi lue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ün, 1960
Silent China: Selected Writings of Lu Xun, 1973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ladys Yang)
Lu Xun shu jian xuan yi = A Selection of Lo Shun’s letters,
1973 (tr. by Hua Ying dui zhao)
Lu Xun xiao shuo ji ci hui = Lu Xün xiao shuo j'i, Vocabulary: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Lu Xün, 1979 (tr. by D.C. Lau)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 1981 (tr.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u Xun, 1981 (20 vols.)
Lu Xun: Selected Poems (Chinese/English Edition), 1982 (tr. by
W.J.F. Jenner)
Complete Poems, 1988 (tr. by David Y. Ch'en)
Letters Between Two: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2000 (tr. by Bonnie S. McDougall)
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 (Chinese/English Edition),
2000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转
